第三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综述

本书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行梳理，厘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综述国内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竞争力（效率）的研究。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

（一）理论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可归纳为“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论”四种观点（陈宪、黄建锋，2004；顾乃华等，2006；邱灵等，2007）。

一是“需求遵从论”。这种观点认为，制造业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的补充，正如Cohen and Zysman （1987）、Geo（1991）、Rowthorn and Ramaswamy （1999）、Klodt（2000）、Guerrieri and Meliciani（2003）等学者的观点。Cohen and Zysman（1987）强调，由于服务业的主要需求部门为制造业，如果没有制造业则几乎没有对服务业的需求，因此，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制造业的发展。Geo（1991）认为，由于制造业内部存在的技术缺陷，使得制造企业需要服务外包来获得相关服务，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这将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发展。张世贤（2000）认为，工业要成为服务业的需求和市场，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一定的水平下才能实现，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增加工业投资，不断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江小涓、李辉（2004）认为，我国服务业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里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快速增长，但这并未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其实这一结论也隐含在经济增长中服务业发展处于从属地位中。

二是“供给主导论”。这种观点认为，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处于供给主导地位，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正如Daniels（1989）、O'Farrell and Hitchens（1990）、Pappas and Sheehan（1998）、Karaomerlioglu and Carlaaon（1999）、Eswaran and Kotwal（2001）等学者的观点。Daniels（1989）认为，有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前提和保障。O'Faeeell and Hitchens（1990）认为，如果一个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竞争力较弱，则将抑制该地区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Eswarn and Kotwal（2001）认为，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深化以及中间服务成本降低，将有利于制造业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江小涓、李辉（2004）认为，我国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刘志彪（2006）认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密集性特点，决定了其是提升现代制造业竞争力的主要力量。

三是“互动论”。这种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正如Park and Cha（1989）、Francois（1990）、Hansen（1990）、Shugan（1994）、Bathla（2003）等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随着经济规模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这将会导致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急剧增加，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将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Francois（1990）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是互动关系，技术变化引起的“垂直分离”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互依赖程度提高。Hansen（1990）认为，制造业的生产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制造业的创新将导致生产性服务业流程创新，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又将导致制造业生产创新。顾乃华（2005）分析了在我国特殊的转型环境中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关系，认为应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中间投入对制造业的“外溢生产效应”和“外溢改革效应”。

四是“融合论”，这是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更为新颖的观点，被认为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发展的最高形式，代表性学者有于刃刚、李玉红（1997）、Lundvall and Borras（1998）、植草益（2001）、周振华（2003）、李美云（2006）、陆小成（2009）、路红艳（2009）。该观点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运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出现了融合的现象，即它们之间的产业边界变得不清晰，越来越模糊。于刃刚、李玉红（1997）指出，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出现了产业融合现象。周振华（2003）阐述了产业间的延伸融合，即通过产业间的互补和延伸，实现产业间的融合，这种融合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向第二产业的延伸和渗透，如服务业正加速向第二产业的生产前期研究、生产中期设计和生产后期信息反馈过程展开全方位的渗透，相互之间融合成不分彼此的新型产业体系。李美云（2006）分析了服务业跨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趋势以及路径演进。陆小成（2009）具体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知识链模型，认为知识链模型构建关键在于建立交互性学习平台，并进一步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机制建设。路红艳（2009）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表现为功能上的互补和延伸，并且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学习曲线。

以上四种观点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比较一致的观点。当然，国内部分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正处于从互动到融合的中间阶段，于是运用生物学中的“共生”一词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例如，徐学军等（2007）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构成一个共生体，它们均作为共生单元，但制造业为主单元。胡晓鹏、李庆科（2009）以浙江、江苏和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引入产业共生理论，具体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唐强荣、徐学军、何自力（2009）提出在共生作用和环境变化影响下的以分段Logistic函数描述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模型，并以我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的作用机理是通过共生作用和环境作用对种群环境容量的影响来协同两个种群的增长速度。庞博慧、郭振（2010）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演化是一种复杂的行为与轨迹，在共生模式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最大环境容量和自然增长率都不断变化，分段Logistic曲线叠加能够精确描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共生演化过程。

（二）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上分析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但需要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以更好地理解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因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大数多学者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可以反映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内在联系，投入产出分析的主要对象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中间需求。Park and Chan（1989）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为互动关系，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比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要高。Park（1994）运用中国、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8个太平洋地区国家1975—1985年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各种生产性服务活动与制造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测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程度。申玉铭等（2007）运用我国1997年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分析认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但从长期来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占三次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需求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刘书瀚、张瑞、刘立霞（2010）利用1997年、2002年以及2007年我国投入产出表，具体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相互需求及投入结构逐渐优化升级，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互动关系，但关联效应仍处于较低水平。陈晓峰（2012）利用南通市1997、2002、2007年三张投入产出表，运用直接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南通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呈现一定的互动融合关系。

有的学者通过实际案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Davies（2000）分析法国Alstom、瑞典Ericsson、法国Thales、英国WSAtkins等企业的服务化实践案例，并总结它们所推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种类。孙林岩（2007）具体分析了IBM、青岛海尔集团、陕西鼓风机集团等服务化成功实践，以及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服务的融合状况，认为具有显著的融合效应。张旭梅、郭佳荣、张乐乐（2009）分析了科龙电器、联合利华、康明斯的实践案例，具体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合作、相互作用的运营模式，即制造企业服务外包、制造企业自营服务、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合作服务三种模式。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

（一）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例如，Tschetter（1987）认为，提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途径是将制造企业内部的服务外部化，由外部生产性服务企业完成，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并木信义（1990）认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各国竞争的是制造业产品，其实在这背后，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则间接决定制造业竞争力。也有部分学者从生产性服务业的数量种类与制造业竞争力（效率）关系出发进行数理模型的推导，主要有Andersson（2004）和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等，这些数理模型都是在Dixit and 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假设生产性服务业属于垄断竞争行业，则生产性服务业投入表示为：

这里，n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的种类数量，σ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间的替代弹性。

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扩展，投入要素为劳动、资本以及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并且生产性服务使用劳动来衡量，则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f（L, S, K）= A（L^βS^1-β）^αK^1-α

在标准的D—S模型中，垄断竞争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根据边际成本进行定价，并且将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这样，可以推导得到生产性服务业的价格为：, mc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边际成本。

在Ciccone and Hall（1996）的技术上，引入参数a反映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性服务效率的提高，假设生产x单位需要的劳动为ax+f，

f为以劳动计量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固定成本。假设单位劳动报酬为w, mc=wa，则生产性服务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均衡利润函数为：

生产性服务企业自由进入市场，π = 0，则

假设生产中劳动总投入为N，则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投入为（1-β）N，由此得到：

这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劳动投入增加，生产性服务提供种类将增加，专业化程度将提高。

假设生产性服务业呈规模报酬递增，设Ω =（i）是所有生产性服务业的总数量，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对称的，则平均生产率为, n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种类。因为σ > 1，且由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则平均生产率将随n而递增。

假设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资本为外生给定，只考虑劳动和生产性服务业两种投入，则

与上式对应的单位生产成本方程为：

w为劳动成本，P为生产性服务业总价格指数。由于投入生产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对称的，则综合价格指数可以写成（Fujita,1999）：

P_z是每种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价格。将P（n, p_z）代入成本函数，由于σ > 1，则有：

上式表明，为制造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业种类越多，制造业单位生产成本越低，制造业生产效率越高，制造业竞争力得到提升。

由于制造业平均成本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种类增加而递减，制造业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则制造业产品价格将下降，因此，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种类增加，给定产出的最低成本将下降。这种效应如图2.1所示，当生产性服务业总价格指数下降，等成本线将从B₀移至B₁，等产量线也将从I₀移至I₁，从切点可以看出，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种类增加，制造业成本将下降，下降的程度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替代弹性σ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份额1-β。

（二）实证研究

目前，国外许多学者从实证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进行一定的研究。Glasmeier and Howland（1994）研究发现，一个地区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促进该地区其他产业的竞争效率。Harrington（1995）认为，作为一种重要资源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并且能够改变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Guerrieri and Meliciani（2005）认为，在经济转型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形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总的来看，许多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对金融、交通运输、科研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将会增加，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又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效率与竞争力。

我国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发展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顾乃华等（2006）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其中金融保险业最能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从所属区域看，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作用最大。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从理论上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降低制造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因而将促进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同时，实证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促进制造业整体效率的提高，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作用最大，金融保险业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作用最为明显，科学研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作用最显著，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江静、刘志彪（2009）基于2000—2007年长三角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将显著提高制造业效率。顾乃华（2010）引入地理距离、政策环境、工业企业整合价值链的能力等变量，从理论上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发挥外溢效应的渠道，并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和随机前沿函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将促进工业获利的技术效率提升，且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地理距离对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获利能力的外溢效应影响为负显著作用。孔婷、孙林岩、冯泰文（2010）运用1996—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通过调节效应提升制造业效率，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发展水平较高时，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较为明显，而金融保险业对制造业效率的调节效应不显著。高觉民、李晓慧（2011）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将促进制造业增长，从而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使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部门与制造业呈现互动发展。胡际、陈雯（2012）运用2001—2008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第二产业TFP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物流与电信服务业对第二产业TFP影响最显著，而科研与技术服务影响不显著。喻春娇、肖德、胡小洁（2012）实证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生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不明显。

此外，一些学者如冯泰文（2009），黄莉芳、黄良文（2012）运用中介变量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冯泰文（2009）运用1999—2006年我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具体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内部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将提升制造业效率，交易成本是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中介变量，但生产制造成本不是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中介变量。黄莉芳、黄良文（2012）运用1999—2008年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资本有机构成、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可从整体上提升制造业效率，调节效应不显著，但细分行业存在差别。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关系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加，在理论方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竞争效应、专业化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等方面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效率，这同时也会提升制造业效率（Eswarn M. & Kotwal A.,2002；陈建军等， 2009；盛丰，2014）。在实证方面，徐从才等（2008）从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的角度，分析大型零售商主导下制造业与服务业流程再造和创新，结果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上下游产业关联效应将促进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顾乃华（2011）利用2007年我国231个地级城市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认为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提高本地区工业效率，且对工业的外溢效应存在区域边界。宣烨（2012）运用2003—2009年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效率的关系，结果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可以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制造业效率的提高。盛丰（2014）利用我国230个城市2003—2011年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将促进制造业升级，且对周边地区制造业升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江茜、王耀中（2016）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30个城市2003—2012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推动制造业升级、促进制造业创新和支撑制造业集聚三个角度作用于制造业竞争力；同时，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正向作用于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且通过空间外溢辐射影响周边地区制造业竞争力，长期趋势稳定。余泳泽等（2016）运用全国230个城市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及衰减边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表现较为明显，并且这种空间外溢效应会存在具有空间衰减特征的地理边界。刘奕等（2017）从产业空间协同视角提出一个外部因素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于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耦合过程，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别是支持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具有高度关联、融合促进的内在联系；社会创新体系、综合交易成本、需求规模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间接作用于制造业升级，要素禀赋与政策环境也会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正向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