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满洲部族认同准则

——钦定“法典”

氏族姓氏是一个民族的特有标识，它反映该民族的别样属性，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满洲氏族的族谱、家谱、家乘等编纂，既受到汉族修谱“以昭慎终追远、序长幼尊卑”的影响，又突现本民族的特色。谱书除了“修族谱以联疏远”、“笃宗族以昭雍睦”功能之外，它还承载着该族的居地、迁徙、分布、旗籍、世系、支脉、世职、功绩、驻防、家传、人口、婚姻、伦理、宗教、交往、人物、风俗、墓地、艺文等极其丰富的原始记忆。满洲家谱编纂汲取了汉族修谱的长处，既有国家开馆编纂整个满洲部族的通谱，又有私家编修本支宗谱。17世纪后期，八旗官员世职缺出，需要附呈家谱，以证身世。从此满洲氏族修谱蔚然成风。

雍正五年（1727年），管理旗务王大臣议准：“嗣后凡系世职官员，令其预先缮造家谱，存贮都统衙门。其后若有应行增入者，令于岁底具保增入。”此后，满洲姓氏世袭选官，或纷争诉讼等事，则依据家谱参断。这就标志着满洲贵族已将氏族家谱纳入到旗人的政治生活。

清前期编修的满洲牒谱多用满文书写，到了清中期，出现满汉文合璧谱书。例如，修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乌苏氏家谱》即用满汉文书写，保持了本民族的特色。随着满洲汉化的加深，八旗氏族家谱满汉文合璧形式增多。清末民初，变法新章，兴立学校，满人多不读满文之书，从此“满文不振”。为防满文失传，重修宗谱时，又多满汉文并书，以利存世。“康乾盛世”时期，尤重满洲姓氏，正如高宗弘历所言：“姓氏者，乃满洲根本，所关甚为紧要。”满洲经历了漫长的融合过程，乾隆初年修竣的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在满洲部族的政治与心理认同上，无疑具有“法典”性质。《通谱》中编入了部分蒙古、高丽和尼堪家族，使他们成为满洲部族的一部分，这体现了清朝政治文明的开放性与文化多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