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东北民族史研究应广泛发掘中外新史料

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前提。离开文字和考古实物等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创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旧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学人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

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就说明学术研究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使用新资料，二为要有问题意识。在20世纪初的文化启蒙运动中，傅斯年推崇乾嘉训诂考据学，依据欧洲蓝克学派客观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史料提升到与史学同等的地位，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表明史学先哲们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因此，可以说发现和引用新资料是史学之树常青的首要条件。

深入研究我国明清时期周边民族关系史，由于一些边疆地区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诸如，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仅凭单方资料作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因而必须要广泛地发掘中外文献资料，这样方能使研究得出公允的结论。20世纪30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满洲先世史，撰写了《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等名著，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征引朝鲜文献，梳理清朝先世活动的轨迹，拓宽了满洲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吴晗为了编写建州三卫史，补充明代官私文献记载之不足，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录了建州三卫的丰富史料，刊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日本学者研究满洲等民族问题时，除了依据中国资料外，也是较早地整理与征引朝鲜文献，出版影响颇大的研究成果。例如，稻叶岩吉的《增订满洲发达史》，和田清的《东亚史研究》，以及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他还辑录出版了《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15册，是研究东北民族史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中外史学先贤广泛地利用中外资料撰写鸿篇巨制，为东北民族史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也为学人树立了楷模。

明清时期记载东北地区女真、满洲、蒙古、朝鲜等民族的中外文献颇为丰富，中文资料概括起来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王朝官修典籍，包括实录、起居注、会典、国史等政书、正史，还有大量的档案、方志等。诸如，从《明实录》抄录成《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自《清实录》辑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等。《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等已结集出版。万历《大明会典·主客清吏司》记载女真、蒙古等民族，以及朝鲜、日本、琉球等国朝贡往来；五朝《大清会典》及《则例》、《事例》，均记载东北周边民族的交往。这里要强调的是档案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所藏明清档案丰富，馆藏明代档案已同辽宁档案馆藏明档汇聚一起，将千余件官府文书、簿册等，汇编成《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出版。其外交类保存的《朝鲜迎接天使都监督厅仪轨》，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明朝出使缘由、使臣头衔、往返途程、礼节仪式等，弥足珍贵。一史馆所藏以清档为主，其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两大类档案，基本完成数据库建设，在该馆内网络上可以检索相关的民族史资料。该馆还陆续出版了此方面满汉文的资料选编，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刊布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续编》，以及满文档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等。

第二类，私人撰述，包含著述、族谱、家乘、年谱、诗文集、笔记、日记等。明清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多辑入《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长白丛书》等丛书中。边官、使臣等留下的奏疏、塘报、文集、笔记、日记等都颇有参考价值。比如，明万历年间边官、寓居辽海30余年的郑文彬汇聚相关讨伐“虏寇”之事，参以己意，编辑《筹边纂议》八卷，续集一卷，记述东夷、西戎、北狄、北虏情况。此类边官所著文集资料颇丰。清康熙时期四次“奉钦”差出使朝鲜的使臣阿克敦，将从北京抵达朝鲜汉城的经过，彩绘制成《奉使图》，每幅彩图上，配以诗歌，图文并茂，是一部优美的朝鲜社会风情的历史画卷，弥足珍贵，堪比宋代徐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晚清时期，私人日记数量颇大，涉及民族资料不少。例如，李豫等辑校的《韩客诗存》是从晚清诸人日记、文存中辑录的史料。董文涣著《韩客诗存》《韩客文存》《砚樵山房日记》等刊载与朝鲜使者交往唱和的资料。还应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收罗史料，以诗文证史。例如，明人吴明济选编《朝鲜诗选》，收入111位作者的340首诗，记述了朝鲜的社会习俗；邝健行等选编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所选由高丽毅宗到韩国光复时期的56种诗话，绝大多数作品是朝鲜时代的。这些著述均记录了中朝两国士大夫诗赋唱和的人文雅兴。

第三类，考古、金石资料、实地考察报告等。例如，清宗室人盛昱踏雪勘查古迹碑文，汇集《雪屐寻碑录》，其中收录朝鲜归附清朝金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事迹碑文。新中国成立之初，50年代在边疆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影像、图片资料，撰写了多种调查报告，以及编纂了各民族史。东北地区的满族、蒙古、鄂伦春、赫哲、达斡尔、鄂温克等族简史均相继出版。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许多尚未发掘的民族资料，需要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蒐集。

研究东北女真、满洲、蒙古等民族的国外所存中外文资料，尤其要重视邻邦朝鲜的文献记载。汉字很早就传入朝鲜，自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汉字，汉字文献特别丰富。加之朝鲜与明清两朝的特殊关系，文献多载中国史事，可补明清文献记载之缺。其典籍又多涉东北地区民族，内容宏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朝鲜时代的文献也分成三类，一是官书典册。朝鲜王朝重视历史文献的整理，编纂了一系列卷帙繁多的典籍，诸如，《朝鲜王朝实录》《龙飞御天歌》《同文汇考》《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日省录》《通文馆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等。不少部头颇大的编年体官书，比较细致地记载了朝鲜与周边诸多民族交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等丰富的史事，提供许多新鲜史料。例如，王锺翰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女真史料选编》。朝鲜世宗时代的《龙飞御天歌》记录了元末明初、居住朝鲜东北境一些女真部落首领名称，与朝鲜关系等。这对考证东北古民族迁徙、部族名号、古地名等，尤显重要。郑麟趾受世宗之命，主持编修《高丽史》，这部纪传体的史书，以独特的视角，记载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北方民族的交往，其中不少资料为多部正史所未载。明朝出使朝鲜使臣与朝鲜接待官员之间唱和之诗，朝方汇编成多卷本《皇华集》，反映两国使团高层官僚文人的文化交流，涉及明代中朝关系的诸多领域。

二是私著文集笔记。“丁卯虏乱”、“丙子胡乱”等中朝关系的重大事变，朝鲜官员都留下较详细的记录，不少为手抄本，至今存世。朝鲜士人文集数量可观，已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韩国文集丛刊》二百册。我国学人林宏刚等从中集录中国资料，主编出版了《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13册）、《韩国文集中清代史料》（17册）。朝鲜来华使臣人数颇众，留下了数量颇多、内容宏富的燕行记事，例如，《朝天录》、《燕行录》等。韩国东国大学校整理刊布了101册《燕行录》。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从中国二十五史中辑出《韩中日关系资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册）。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鲜族谱、姓氏大同谱等，反映东北民族的迁徙等情况。由明“九义士”之一冯三仕的后裔冯荣燮编辑的《朝宗岩文献录》、《续集》、《后集》，记载在朝鲜的明朝遗民“尊攘之义”的活动，以及该国“尊周”等史事，内容翔实，颇有参考价值。

三系碑刻文物。仅壬辰倭乱中纪念明朝将领功德的《杨经略（镐）去思碑》等就有多块，《清太宗功德碑》（满蒙汉文、现立首尔市汉江南岸三田渡）等碑为数不少，许多碑文收入《朝鲜金石总览》（上、下册）等，均记载中朝交往与民族关系等史事。

明末清初，中国商船前往日本长崎贸易，该国要求商人必须报告中国发生的事情，或交材料，或口述情况，方准通商。将此资料汇聚，形成了日本的汉文文献《华夷变态》，其内容广杂，主要涉及清前期和东南亚的史事，此书可作研究明清之际历史的参考素材。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在东北亚地区开展民族历史、古迹文物、地理山川等普查，发表大量的勘查报告，对研究东北亚民族史颇有参考价值。例如，鸟居龙藏考察报告《东北亚搜访记》、《满蒙古迹考》，间宫林藏《东鞑纪行》等。1939年，田川孝三在中国东北地区采访近代中国、日本、朝鲜关系资料，包括档案、文献等，成果颇丰。俄罗斯档案整理，80年代出版了《十七世纪中俄关系》《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等。俄人军官、商人、探险家等东来，留下不少描述黑龙江的游记。例如，P.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1825—1886）》，考察这一带的历史地理、民族社会状况等。1969年始，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辑相续出版了《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二卷，计7册，收罗了1608—1689年有关中俄关系的国书、诏书、训令、出使报告等，尽管编者删节部分史事，但对中国与俄罗斯各个领域的交往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清东北地区的民族，包括汉族、女真、满洲、蒙古、朝鲜、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达斡尔、俄罗斯等族，兼及周边的跨境民族，他们创造极其丰富的以龙江、长白、辽河文化为特征的关东文明。只有广泛地收集和占有中外第一手史料，特别是汉文、满文、蒙古文、朝鲜文、日文、俄文等文献，充分利用考古发掘的出土器物，重视田野调查，及口述资料，将文献记录与文物等相互排比验证，恢复历史原貌，多视角地审视东北民族问题，方能立论公允，撰写出质量上乘、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