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症结：不在周期在结构

面对世界性经济难题，中美都侧重于对冲周期，货币政策成为其首选政策工具。不过，由于两国处于明显不同的经济周期，以及美国金融以直接融资为主、中国金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环境，因而在货币政策运用上，中美两大经济体也各具特点。

首先，美国虽然也使用数量型工具（如量化宽松、资产购买等），但总体上集中在利率增减上。美联储主要通过调节联邦基金利率来达到缓解失业和通胀的双重任务目标。新冠疫情出现以来，美国通货膨胀持续存在。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美联储加息11次，将关键利率从0—0.25%上调到5.25%—5.5%，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是历次加息周期中节奏最快、加息曲线最陡峭的一次。直到2024年9月19日，美联储首次降息50个基点才意味着美联储历时两年的加息告一段落。美联储的加息背景并不简单，其背后蕴含着一系列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考量。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使得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吸引资本流入。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通过加息，不仅向全球市场传递紧缩的货币政策信号，还进一步压制了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但策略并非没有代价。美国国内的债务负担日益沉重。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数据，截至2024年7月26日，美国国债规模已达35.001万亿美元，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仅利息支出就已成为联邦政府预算中的一项巨大负担。就在全球市场适应美联储加息的节奏时，2024年9月19日，美联储突然宣布降息50个基点，该决定着实出乎市场预料。降息的消息一出，全球资本市场迅速做出反应。大量资金开始从欧美市场流向中国股市。好景不长，2024年10月4日，美国公布了超出预期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稳健。非农数据的强劲表现瞬间改变了市场对美联储未来政策走向的预期。

再者，中国忙于工具箱的政策选择。近年来，中国央行通过R007、MLF以及国债利率调节等多重方式调节利率，另外还通过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方式影响信贷价格，其价格工具比美联储更加复杂。同时，中国货币政策倾向于微调和慢调。中国央行自2020年之后的三年，从M2或者社会融资规模看，年均扩张约10%，金融机构总资产扩张约26%。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例，在2018年8月一年期利率为4.25%，2020年2月降至4.05%，2022年8月降至3.65%，其后一直持续至2024年9月的3.35%。六年来，此基准利率整体下降幅度不到1个百分点。

然而，中美宏微观经济之间的“温差”表明，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究其原因，货币政策要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前提是拥有一个完善且顺畅运作的经济动力系统。而今整个世界经济动力系统已陷入碎片化的窘境。追根溯源，变局时代，世界经济难题主要源于结构性的长期趋势变革。

第一，全球化失衡后的结构性变革。过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极速狂飙，全球性的结构性失衡也加速蔓延。发达国家抛出“吃亏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于是，发达国家正全面出现去全球化、反市场化思潮，从“脱钩断链”到“小院高墙”，不断扰乱全球产业链。与发达经济体反市场化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尚未完成市场经济改革，而迎来再市场化的历史演化。

第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领下的结构性变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交汇点，其最大特征是，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替代，同时，资源要素投入更注重数据、算力和算法。由此，国家间比较优势被重新定义：拥有廉价劳动力因素的国家的比较优势被釜底抽薪，而那些拥有数据、算力、算法的国家则占据先发优势。

第三，金融过度发展后的结构性变革。过去，金融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而今，在美西方，金融过度膨胀，脱实向虚痼疾难除；同时，传统金融难以满足科技文明下实体产业的新需要。这意味着，金融迎来历史性变革：既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又要向科技文明下的金融迭代。

以此看，变局之下，决定经济趋势与内在规律的重大变量正在悄然转变，应对世界性经济难题的关键是从周期到结构。换言之，中美经济症结不在周期性调整，而在结构性变革。正因如此，从中国M1与M2之间的剪刀差扩大，到美国利率上行引发投资增速下降、工业生产放缓，货币政策对冲周期的边际效应日益衰减。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低迷问题，关键是以大刀阔斧的思维来调结构。谁能率先实施一系列结构性改革，谁就将处于更有利的起跑线上。问题是，在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上，由于种种缘故，中美都有所滞怠。

历经百年沉淀，美国已发展至市场经济最高阶段，面临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疯狂印钱“寅吃卯粮”、社会贫富差距威胁民主制度等结构性问题。老办法已然失灵，关键就在于顺应结构性大势的发展。对此，从新华盛顿共识到拜登经济学，美国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出“新共识”，试图突破市场经济作为唯一主体的路径依赖。不仅全面反思市场万能论、过度金融化等问题，还强调利用政府之力“从内到外”“自下而上”地提振和重塑经济。

然而，船大难掉头，要实现这一结构性转变，还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且不提，正如政治学家芭芭拉·沃尔特称，美国已成为介于威权和民主之间的“派系林立的无支配体系”，政治极化使公共政策出台越发困难。更关键的是，对内，美国罔顾经济被金融资本劫持，不但不痛改前非，还进一步发挥美元霸权效应，把无限印钞游戏一次次推向巅峰，甚至批准存在大量风险（比如欺诈、价格大幅波动等）的比特币现货ETF，授权11只相关ETF上市交易。如此种种，势必会加速美国经济空心化、虚拟化的势头。对外，美国有意反市场化，却忽视了市场经济内在逻辑。比如，美国对华芯片封锁，导致美国芯片企业即使有产能，也没办法把高端芯片卖到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市场去。没有需求，就没有扩张，这显然违背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同样的情况也广泛发生在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等领域。

中国既受全球宏观范式转变的影响，又受自身新旧动能转换的挑战。原有的城镇化、工业化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寻找新动能。同时，还面临人口的总量见顶与结构失衡、投资过剩与消费不足的错配等结构性问题。对此，中国正有意识地进行结构性改革，并提出方向性口号，但仍在摸索中前行。

第一，在金融上，中国主动摆脱西方模式。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定调金融回归本原，此后多年持续出清金融泡沫。到了眼下，从“资本市场是枢纽”，到建设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强国，种种论述都表明，中国金融的发展思路和基调日益清晰。要实现这一目的，中国既要摆脱美国金融化的制度惯性，又要从政策监督转向依靠法治，还要通过新型金融形态来推动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这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地完成。

第二，在市场化改革上，中国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年来，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到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国从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推进市场化制度规范。不过，由于市场分割窠臼难除等因素，再市场化进程道阻且长。例如，在科技文明下，招商逻辑从招商转向育商，关键是服务科创。然而，部分地方招商仍停留在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上。

在此背景下，应对周期性问题如果只靠总量工具，仅起到缓解作用，即让斜率平坦些，却不能扭转趋势。但要推动经济重返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根本在于市场导向的结构性体制改革。就此而言，中美近乎“同病相怜”——当下中美货币政策依旧处于市场周期格局中，只涉及短期维稳的“见招拆招”，但缺乏普遍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难以从根本上形成系统拐点。结果，越忽视结构性问题，制度改革就越滞缓。不过，换个角度看，结构演化既是当下经济迷局的本质，也是经济发展弯道超车的关键抓手。面对经济结构性调整，之于无心者，意味着险象环生；之于有备者，则预示着机遇潜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