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民主：一个多义纠缠的概念》：作为政治价值的民主

当今世界，几乎没有政权会否定自己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然而，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对于“什么是民主？”这一问题存在如此广泛、深刻的分歧。[17]据学者调研，民主研究的各类文献为这一概念提供的定义竟然达到550多种！[18]

“民主”最早源自希腊语demokratia，其基本含义是“人民/民众（demos）的统治”，这一基本含义从未发生过变化。但何为人民、如何统治，从古希腊、罗马到今天，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各自不同的信念与实践。在雅典人看来，今天西方社会搞的代议制选举肯定算不得“民主”；在当代人眼中，只把自由民算作人民绝不是民主。在当代所谓的西方民主社会眼中，不搞竞争选举、三权分立的国家就是非民主国家，而在这些被批判的国家里，西方民主的治理效能和合法性被学者们普遍质疑。

当代人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常常将“作为政治价值的民主”“作为政体形式的民主”和“作为治理方式的民主”混为一谈。民主概念的多义性与民主话语的多面向相互纠缠，是造成人们对民主议题难以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主首先是一种政治价值，在当今世界，更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政治价值。早在1949年，新成立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发现，全世界的学者一致赞同民主这一概念，这可能是民主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视为政治和社会组织制度的理想模式。[19]作为政治价值的民主是一种公认的“好东西”，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一切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来源，以及衡量“人类所处的每一个背景或环境”的标准。[20]

让民主变成一种政治价值的重要历史节点是法国大革命（以下简称“大革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明确宣布“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以及“法律是公意的表达，每一个公民皆有权亲自或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就已经在理论层面否定了教会、贵族和君主统治的正当性，强调人人平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民主权”的原则；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通过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运动将卢梭的理念变为了现实。人人平等、主权在民的理念也伴随着拿破仑的铁蹄一同横扫欧洲，让一切属于君主、贵族和教会的特权都摇摇欲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下，托克维尔发出了如下的感叹：

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还是无意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己为民主而奋斗，还是自称为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汇合在一起，协同行动，归于一途。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觉，全都成为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平等的逐渐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21]

在托克维尔的笔下，读者看到了“上帝的意志”，看到了汹涌的历史洪流——一种无法被人力所改变的“必然性”，那就是“民主”。托克维尔似乎洞见了往后两百年的历史，“民主”的理念不但征服了西方，而且扩展到全世界，如今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

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民主并非总是一种普世价值，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坏东西”。古希腊虽然是民主政制的源头，但古希腊时代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民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柏拉图可以说是民主价值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这种对民主的敌意据说来自他的亲身经历：柏拉图的老师，哲人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制雅典的公民陪审法庭判处了死刑，最终饮下毒酒身亡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民主制列为“次坏的政体”，其恶劣程度仅次于最败坏的政体——僭主制。

在柏拉图看来，民主制往往是贫民在党争中战胜富人的结果，在这种制度之下的城邦看似是一个彻底自由的“开放社会”，每个人不仅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遵守或者不遵守国家的法令：“在这种国家中，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勉强你的。别人在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22]

然而，这种自由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会培育出一种“民主文化”，后者“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23]它也不是真正的开放社会，因为民主文化敌视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一切超出普通人的美德，并会败坏所有高贵者的天性。但是在民主制下，一个人不管品行如何，只要善于讨好人民，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所以，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智慧正直、敢于讥刺城邦习俗之缺陷的哲人苏格拉底会被人民判处死刑，而无才无德、只懂得逢迎群众激情的煽动家（demagogue）却能够如鱼得水。在柏拉图看来，这些煽动家终究会利用人民的恐惧和轻信，攫取国家大权，用专制手段统治城邦，使民主制蜕变为僭主制。

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政体进行分类时，民主制和寡头制、僭主制一同被划归为“变态政体”，因为这三种政体的目的都是为了统治者（多数平民、少数人或一个人）的利益，而非城邦整体的利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制和寡头制一样，都基于一种片面的正义观念：在寡头政体中，富人们认为财富领先者便可以处处优先；而在民主政体中，平民派则主张既然大家都拥有同等的自由身份，因此在所有事情上他们都应当平等。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分配的正义应当基于一种“比例”的原则：“谁对这种共同体[24]所贡献的最多，他既然比和他同为自由人身份或门第更为尊贵的人们，或更加富有的人们，具有较为优越的政治美德，就应当在这个城邦中享受到较大的一份。”[25]民主原则试图让德性优越者和普通人平等，这本身就是对前者的不公正。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代表的警惕民主价值的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直到法国大革命，“民主”才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正名。然而，即便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对“民主”价值的批评依然存在。

18世纪，在那个大革命的风潮席卷欧洲的时代，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却对革命者主张的民主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提倡的民主价值立足于一种抽象的“平等”原则。自然的秩序总是不平等的，社会必定因为个人能力和德性的差异而分化成不同的阶层。政治并不是一项没有门槛的事务，相反，它对人的“德性和智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绝非大多数人所能达到。

柏克强调，他并不希望把权力、权威和荣誉，仅仅限定于血统、名分和头衔，“除了实际的或设想中的德性和智慧外，政府并没有任何资格的限制。只要实际上发现了有它们的地方，它们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什么地位、职业或行业，都有上天的通行证通向人世上的地位和荣誉”[26]。民主派提倡的诸如抽签制、轮换制等制度，仅仅保障了每个人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却在根本上忽视了从事政治同时意味着一种重大的“责任”。这些制度无法考察掌权者是否拥有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和德性，“荣誉的殿堂应该是坐落在卓越性之上的。假如它是经过德性而被打开的，那么也应该记得，德性是只有经历某种困难和某种斗争才能得到考验的”[27]。既然自然决定了政治所需要的德性在众人之间的分布绝不可能平等，那么民主派要求所有人在政治权利上一律平等的主张就是在颠倒自然的秩序。

与“平等”一样，民主派的另一项主张——多数人的统治同样也不是自然权利。柏克并不完全排斥多数原则，但他认为，对多数原则的接纳应当出于审慎和便利，而非由于某个抽象的道德诫命。享有选举权、担任公职、将权力交托给民众——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要基于现实的考量，因时间、环境和国民的气质而异。接受民主，还是采用其他的政体模式，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处境和情势。将“民主”视为唯一且普世的政治价值，是对政治事务的本性无知的表现。[28]

对民主价值最“不合时宜”却最坚定的现代批评者要数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尼采眼中，民主价值的胜利是西方文明衰颓的一大表征，是哲学虚无主义的后果。对尼采而言，民主在西方的胜利绝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领域，更在于“民主”和“平等”作为一种“文化”已经主宰了西方现代人的心智。尼采极其反感“平均主义”“同情”“弃绝苦难”等浅薄低级的民主趣味，然而，这却是现代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甚至在美国，都在滥用这个名词，那是一种很狭隘、受拘束、被拴在锁链上的精神……他们属于平均主义者，那些被叫错了的、名不副实的“自由精神”——他们巧舌如簧，妙笔生花，却是民主品味及其“现代观念”的奴隶……他们全力追求的，是绿草茵茵的牧场上的普遍幸福，那里每个人都生活得稳定、安全、舒适、轻松；都被他们哼唱烂了的两套曲子或者学说是“权利平等”和“同情一切受苦者”——苦难被他们当作了必须弃之如敝屣的东西。[29]

尼采认为，“民主品味”的问题在于其推崇“稳定”“安全”“舒适”“轻松”这些普通人的趣味，却敌视所有高贵卓越的品质。“权利的平等”很容易变为一种“不公的平等”，“变为一种共同宣战，矛头直指所有稀有者、另类者、有特权者，矛头直指所有更高等的人、更高尚的心灵、更崇高的义务和责任，矛头直指创造性的雄壮力量和王者风范”，[30]要把他们拉到和绝大多数人“平等”的地位。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借先知扎拉图斯特拉之口，径直将“平等的说教者”斥为“毒蜘蛛”：他们是嫉妒、复仇精神的化身，也是“末人”（Der Letzte Mensch）时代的塑造者。末人的时代抹去了一切好坏、贵贱的差别，虽然拥有和平、平等、富足和幸福，却也是“最可蔑视的人的时代”，是一个平庸、堕落，失去了生命力，也失去了伟大、超越和创造的可能性的时代。[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