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修辞的定义

修辞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我国有着悠久的修辞研究历史，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关于修辞的论述。《周易》中说“修辞立其诚”；《尚书》中说“辞沿体要，不惟好异”；老子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提倡“辞达”，反对“质胜文”和“文胜质”，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两汉的学者曾经热烈地讨论过《诗经》最基本的修辞手法比、兴、赋。魏晋以后，出现了不少有关修辞学、风格学、文章学的专论和专著，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唐朝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这些著作都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大量的修辞问题（王希杰2004：2）。可见，修辞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科学的修辞著作的诞生，却是“五四”以后的事情。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修辞学正式建立（易蒲、李金苓1989：551-3）。

关于“修辞”的定义，各家说法并不一致。先来看词典上的说法。通用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1416）对修辞的释义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百科的《辞海》（2009：292）的释义是“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恰当地表现写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一切活动。也指这种修辞活动中的规律，即人们在交际中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专业的《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张涤华等1988：443）对修辞的定义是“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适应具体题旨情境而采取的运用语言的方法、技巧或规律”。以上各种词典的定义侧重点各不一样，《现代汉语词典》强调修辞活动及其达到的效果，《辞海》既注意到了修辞活动也强调修辞规律，《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则只关注修辞规律。

再看看现当代的汉语修辞学家关于修辞的定义。陈望道（1932/2008：2）在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修辞学发凡》开篇中说：“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张弓（1963：1）在其被称为“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之后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又一里程碑”（宗廷虎2008：340）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篇首中说：“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杨鸿儒（1997：11）则综合各家定义，认为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艺术效果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对语言材料的选择、调整、修饰，使语言美化，更好地交流思想，表情达意”。

无论是词典的释义还是学者的定义，都注意到修辞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或“方法”。当然，这些释义和定义也涉及修辞本身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杨鸿儒（1997：11）说得也许更为清楚：“所谓‘调整’，主要指依据题旨情境的需要，对词语、句式、段落篇章作恰当地选择和安排；所谓 ‘修饰’，主要指恰当地选择一些修辞手段、修辞方法，增强语言表达的艺术效能。调整的目的，要求语言准确、鲜明，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义，使人家清楚、明白。修饰的目的，要求语言生动、有力，使人家信服、感动。”这段论述较为全面地道出了修辞活动的内容、方式和目的。

然而，就修辞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以上各家的说法依然显得笼统、模糊。修辞研究的对象说到底就是修辞的手法。陈望道认为修辞规律体系主要由两大分野组成，把修辞手法分为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部分。所谓消极修辞，就是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适应具体题旨情境而采取的运用常规语言的方法、技巧或规律（张涤华等1988：429）。具体而言，消极修辞主要是指词语和句式的选择与搭配，词语选择与搭配的目的是使语言表达准确、鲜明、生动、简练；句式选用则要顾及语气贯通，音韵和谐，重点突出，合乎语境（吴德升1999）。所谓积极修辞，就是为了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适应具体题旨情境而采取的运用超常规语言的方法、技巧或规律（同上：208）；各种各样的修辞格是积极修辞的重要内容。

本书把积极修辞确定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具体而言，就是运用认知语言学隐喻认知的相关理论，探讨莎剧中的各种修辞格及其汉译。

要研究莎剧的修辞，有必要先了解修辞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莎士比亚时代的地位，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修辞对莎士比亚创作的影响以及修辞在莎剧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