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禹贡学会”地位的塑造

如前文所述，在对我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传统叙述中，通常将《禹贡》半月刊置于特殊的地位。虽然这种认知从后来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即后来导致“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真正转型的，以及在后来历史地理学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学者绝大部分或来源于“禹贡学会”，或是“禹贡学会”成员的传人，但如果将“禹贡学会”以及《禹贡》杂志放置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审视，那么就会对这一传统叙述提出稍有不同的解释。

从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历史学学术专业期刊产生的时间大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当时将史、地二学并列看待，因此这一时期的期刊往往“史地不分”，其中创办时间较早的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创办的《史地丛刊》、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于1921年创办的《史地学报》、中国史地学会1926年创办的《史学与地学》等。到20年代末，随着史学与地学逐渐独立，这类期刊的数量才逐渐减少。不仅如此，在民国时期，开设“沿革地理”“历史地理”的学校也存在一定数量，而课程的开设也代表了这些学校存在进行历史地理（沿革地理）研究的学者，甚至群体。[22]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刊物和参与这些研究团体的学者发表的论文，与《禹贡》及其学人发表的论文并无本质的区别，比如以往研究中关注较多的《史地学报》和“史地学派”。彭明辉在《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一书中，提出了“史地学派”与“禹贡学派”的说法，并且分析了“史地学派”对于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在将历史地理学思想引入和史地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23]韩光辉在《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史地学派”代表人物张其昀在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从这一介绍来看，张其昀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甚至这一理解在30年代超越于“禹贡学会”的普通成员之上。[24]范今朝在《“史地学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一文中，以张其昀为主要对象分析了“史地学派”对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影响，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历史地理学的“史地学派”，该派以张其昀先生为核心，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创建与学术研究方面卓有建树。[25]

不仅如此，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述的，无论是“禹贡学会”还是当时其他学术团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将地理学（绝大部分是沿革地理）作为研究历史的工具，这点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是一致的。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地理属于史学，研究历史者必然要研究或者至少懂得“地理”，由此“地理”也成为传统史学的“四把钥匙”之一。众所周知，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的初衷就是服务于其对上古史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一主旨，因此“禹贡学会”的大部分成员此后也并未成为历史地理学家，或者至少并不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为主要特长，而主要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他们虽然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可能做出过贡献，但没有对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挥太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如童书业，虽然其撰写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略》等论著可以归入“历史地理学”，但其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历史地理学，通常也不被作为典型的历史地理学家，且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没有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

因此，如果从“禹贡学会”以及《禹贡》半月刊所在的时代来看，除了其强调但并未真正理解和实现的“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之外，这一学术组织和刊物所刊载的论文在当时并无特殊之处。当然，这并不是对“禹贡学会”及其成员的苛责，因为这是由当时中国学术所处的大背景所决定的。

正如上文所述，“沿革地理”向真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型，以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建立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而在这一转型和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基本都来源于“禹贡学会”的成员，其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当属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侯仁之教授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讨论，以及其在从“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历史学界、地理学界，甚至在这两者之外都产生了巨大、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史念海教授对西北地区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这三位学者在当时从历史地理角度入手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不仅如此，此后历史地理学界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出自这三位学者的门下，至今依然如此。而这三位学者之所以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都与早年参加“禹贡学会”的活动存在密切的联系，或者至少他们自身在此后都一再强调这一背景，因此在他们以及后来学者在追溯学术传承的时候，必然会提及“禹贡学会”。由此，在后来对学术发展的叙述中，“禹贡学会”及其刊物也就被凸显出来。

总而言之，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的叙述中，强调“禹贡学会”及其刊物作用，从后来结果来看，这一叙述并无错误，但却忽略了“禹贡学会”及其刊物在当时时代中并不是特立独行的，之所以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实际上与“禹贡学会”的成员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后来的际遇密不可分。如果侯仁之教授当初没有前往英国学习历史地理学、如果没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可能目前历史地理学的面貌会迥然不同，而对学术史也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26]

正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诞生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因此无论是其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者都与历史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