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沿革地理学到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在传入我国之后，虽然对我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其并未立刻导致作为学科的“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当时所谓的“历史地理学”依然还是传统的“沿革地理”，如侯仁之教授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中就提到“‘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已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5]，谭其骧和葛剑雄在《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中进一步深化了这样的认识，即“1935年，《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方法来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的活动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教育部所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6]。吴宏岐也指出“总体上看来，这一时期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并产生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词，但这些论文多由地理学家完成，尚未有专攻历史地理的学者群出现。当时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仍以沿革地理为主，许多专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张相文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刘麟生的《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葛绥成的《中国边境沿革考》（中华书局，1926年）等，这说明此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仍处在以沿革地理为主的阶段”[7]。侯甬坚在对《禹贡》半月刊上刊发的论文进行分析后，提出“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考察，发现‘历史地理’一词在半月刊中出现和使用的频率并不高”,“若与日刊《历史地理》最早的第1、2卷相比，半月刊未能开展有关历史地理研究的范畴、资料、方法、名称等问题的讨论，则是至为明显的。由此看来，在发表的文章中采用‘历史地理’一词，表明论者在思想观念上可能已有所思考，即他不完全是把眼光放在沿革地理上，而可能还注意着地理事物变化的因素、过程以及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形成这样的思考，其原动力一方面取决于论者个人的学识素养，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论者对现实社会学术发展的关心程度了”[8]。
虽然，以往的研究多强调民国时期的历史地理学依然具有很强的“沿革地理”的特征，但关于从“沿革地理”向真正的“历史地理学”转型，研究者们多强调“禹贡学会”及其学人在这一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史念海在《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一文中指出，“可是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科名称的确定和运用，却是近五十年前的事情。推本溯源，是由禹贡学会开始的”。“三年半的经历虽甚短促，其影响实甚广远。现在中国历史地理已成显学，侧身于现代科学之列。其所以致此，颉刚先生的辛勤培植，禹贡学会与会人士的共同努力，实为转折的关键所在。”[9]王育民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第一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中指出“禹贡学会”为后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10]朱守芬在《顾颉刚与 〈禹贡半月刊〉》一文中同样认为，30年代的《禹贡半月刊》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人才，如谭其骧、张政烺、史念海、王庸、侯仁之等，他们为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基础。[11]丁超在《史地徘徊》中也写到，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上的这个过渡时期，“禹贡学会”的创立及《禹贡》半月刊的出版是最具影响力的事件。[12]冯春龙先后在《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兼 〈禹贡〉 半月刊评述》[13]与《禹贡学会及其成就》[14]两篇文章中指出，“禹贡学会”虽成立不足四载，但是其对历史地理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通过分析《禹贡》半月刊曾发表的文章指出，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也出现了古代自然地理、人口地理以及现代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的研究。半月刊内容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胜于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范畴，所以“禹贡学会”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着开创之功。姚兆奎在《“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也指出，“尽管就半月刊（即《禹贡》）的整个内容而言，还包括有大量史学作品与现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译名——《中国历史地理》不尽相符，但它毕竟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的融合场地，促使这两门学科由混合转化到合并逐步加强‘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学科是起到触媒作用的”[15]。最近的研究则是张伟然的《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一书，他认为1934年顾颉刚与谭其骧所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提出将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学，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会；并认为1935年《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由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 订正为ChineseHistorical Geography 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16]
而关于从“沿革地理”向真正的“历史地理学”转型，以往的研究多强调侯仁之教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即侯仁之教授发表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以及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对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和定义的分析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如谭其骧和葛剑雄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一文直接指出，“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其中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利”[17]。类似的还有历史地理研究室集体讨论、史为乐执笔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949—1984）》[18]、杜瑜的《建国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19]等。
吴宏岐则进一步指出，“虽然早在1913年中国地学界就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也采用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外文译名，但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曾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1950年第11 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以及后来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和《历史地理学刍议》诸文中，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尽管在当时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代发展阶段”[20]，也即认为通过侯仁之教授的努力，沿革地理才真正向历史地理学转型。
总体而言，虽然《禹贡》的半月刊英文译名改为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且标志着对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之间差异的某些模糊认知，但这些并没有对传统的研究产生太大的影响[21]，“沿革地理”依然被等同于“历史地理”，而“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真正转型是经由在英国受到正规历史地理学训练的侯仁之教授回国后的推动才开始的。当然，这种转型，此后依然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