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其国·其人·其作

巴西著名音乐人汤姆·若宾曾说过：“巴西不适合初学者”，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若热·亚马多。

正如自16世纪航海大发现开始，凡是前往巴西的旅游者无不感慨这个国家的热情好客，亚马多的著作也同样不设置任何阅读壁垒，张开怀抱迎接来自不同文化与阶层的读者。然而，无论对巴西还是亚马多而言，这种简单纯粹、易于理解的印象都只是一种幻觉。表面上，似乎每一位游客都能够瞬间融入异彩纷呈的桑巴王国，每一名读者也都能轻松读懂“百万书翁”亚马多的文学创作；然而，在现实评价中，世人的印象却往往两极分化、互不相让。高声歌颂者有之，大加挞伐者亦有之，更多人则可能在受到吸引的同时，又有些不以为意地轻视。就这样，在谈到巴西时，“上帝是巴西人”的赞美一直伴随着对“上帝之城”式野蛮无序的批判，而亚马多既被誉为“最伟大的巴西作家”，又被贬作“懒惰”的商业化写手。许多用以形容巴西的词汇——无论是正面的“令人愉悦”“浪漫多姿”，还是负面的“无知浅薄”“暴力粗俗”——也常可以用来评价亚马多的作品。类似的两极化态度长久存在，每一种都不乏知名人士为其背书，这恰恰佐证了巴西社会以及亚马多作品的复杂性，也说明其“不适合初学者”的缘由。

作为世界范围最畅销也最高产的巴西作家之一，亚马多与他的祖国面对着同样的争议，分享了相似的命运，绝非出于偶然。1931年，年仅19岁的作家出版了处女作《狂欢节之国》（O país do carnaval），也开启了其展示巴西社会生活、探讨巴西现实问题的文学生涯。在随后的70年间，亚马多共创作了21部长篇小说、2本传记、2部回忆录、1部剧本、1部诗集及若干短篇小说。上述作品均扎根于巴西历史、民俗或现实斗争，而长篇小说的主题尤为集中，除《争自由的地下工作》（Os subterrâneos da liberdade）与《军人、女人、文人》（Farda, fardão e camisola de dormir）外，其余19部作品的故事均发生在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如此一来，亚马多作品中的地方特色便得以积累拓展，自成一格。随着作品在国外销量的不断提升，亚马多笔下的文化元素也成为外国读者认知中最具代表性的巴西特质。截至2001年亚马多去世时，其作品已经译成49种语言，世界范围内可统计的正版销量累计超过1亿册。除此之外，亚马多的作品还被改编为广播、电影、电视剧甚至桑巴主题表演，在全球媒体上广泛传播，更增加了其影响力。

然而，即使在了解上述事实之后，在论及亚马多作品与巴西民族身份问题时，许多研究者仍容易陷入一种误解，即认为亚马多作品只是如实“展示”了巴西国家特色，却忽略其对巴西民族身份的构建与重塑作用。事实上，许多我们如今熟知的巴西特质在20世纪才逐步形成，其缔造过程中少不了亚马多及其同辈者的身影。比如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桑巴歌曲《通过电话》（Pelo telefone）诞生于1917年；直到1932年，里约热内卢才举办了第一届官方组织的狂欢节游行活动；1946年，正是在亚马多的推动下，坎东布雷等巴西非洲宗教的祭祀自由首次获得法律层面的保障；1977年，巴西更新了婚姻条例，使离婚与再婚成为可能，私人生活方面的基本权利也终于相对完整；1985年，亚马多的家乡萨尔瓦多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巴西最早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点之一。这番历史回溯让我们意识到，当亚马多最初将狂欢民俗、混融宗教、浪漫情欲等诉诸笔尖时，这些如今深入人心的符号尚未成为巴西文化的标志。很多时候，与其说亚马多精准刻画了巴西的样貌，不如说是巴西与世界逐渐认同了亚马多创造的形象。对当今读者来说，这种个人创作与国家变迁之间的纠葛关系或许很难想象，但对亚马多那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却极为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