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即顺宗永贞元年，此年正月德宗崩逝、顺宗即位。八月，顺宗退位、宪宗即位）刘禹锡三十四岁以前为第一阶段。
据其《刘氏集略说》所述，刘禹锡少时曾从权德舆、诗僧灵澈等学诗，但刘禹锡传世诗文并无少作，其最早的一首诗《华山歌》，作于贞元八年（792）入京应进士时，其后就是《省试风光草际浮》了。贞元八年至贞元二十一年贬朗州前十余年间，刘禹锡的诗可以编入此一段者，不过四十余首。总的来说，刘禹锡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还未显示出自己的独特面目。但贞元末期，刘禹锡在朝为官、结交王叔文等对其以后的人生命运和文学创作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刘禹锡进入科场非常顺利。贞元八年（792），二十一岁的刘禹锡赴京应进士举，次年（793）登进士科（柳宗元同时登科），再登吏部博学宏词科，授太子校书。相对于久困科场的多数举子，相对于“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韩愈《上宰相书》）的韩愈，初入科场的刘禹锡堪称一路顺风。贞元末，在德宗驾崩、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执掌朝政的半年之间，初入官场的刘禹锡更是春风得意。然而，刘禹锡因与王叔文相善，参与“王韦新政”，埋下了此后数十年命运坎坷的种子。
“王韦新政”发生的契机是德宗病逝、新君将立之时。德宗在位二十七年，当其晚年，猜忌刻薄，刚愎自用，不任忠臣而亲信奸佞，弊政迭出。朝政如此，立为太子已近二十年的李诵（即后来的顺宗）看在眼里，虽然有时也向德宗规劝一二，但于事无补。贞元十九年，即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进入御史台为监察御史时，德宗六十二岁，年寿已高，病入膏肓，朝夕不保，于是很自然地在太子周围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王叔文、王伾和韦执谊。
王叔文、王伾俱待诏翰林。王叔文以棋侍太子，王伾以书侍太子。技艺之士待诏翰林，原不可参与国家机密、处分朝廷大政。但二王善于逢迎，尤其是王叔文“深沉多计”，颇得太子宠信，故有时也与太子议论时政。《顺宗实录》卷一载，太子尝欲谏德宗罢宫市，众人皆称善，独王叔文建议太子只应向德宗“侍膳问安”，不宜议论朝政，以免德宗疑心太子急于主政、笼络人心，王叔文由此得太子爱幸。
当然，王叔文起初并无执掌朝廷大权的幻想，他后来的执政欲望，大概由两个因素促成：一是德宗晚年病重而太子对其极为信任，二是与王伾、韦执谊的结识、合流。王伾与王叔文同为翰林待诏，结识很早，而王叔文与韦执谊的结识则是“因缘凑巧”。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生日，御麟德殿召官员与道士、沙门讲论儒、道、释三教（《旧唐书·韦渠牟传》），韦执谊为太子所献佛像作赞，进至东宫，与王叔文初逢。至贞元十九年前后，王、韦交往已颇密切。此后，王、韦又笼络密结一批初入仕途、年轻气盛的新锐才俊，与“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顺宗实录》卷五）。刘、柳才高自不必说，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李景俭等，皆当世之才。《旧唐书·王叔文传》后附韩晔、陈谏、凌准、韩泰传，称晔“有俊才”，谏“警敏”，准“有史学”，泰“有筹划，能决大事”。《旧唐书》于陆质、李景俭、程异、吕温各有传，称异“精吏治”，质“明《春秋》”，景俭“性俊朗，博闻强记，颇阅前史，详其成败”，温“天才俊拔，文才赡逸”。可见王叔文、韦执谊确有识人之能。至贞元末，已经形成了以东宫二王、尚书省韦执谊为首，和王、韦罗致的一批急于进取的年轻新锐，结合而成的朝廷以外的政治小集团，或皇太子身边的私党。这个政治小集团左右了当时的朝廷，甚至还在朝廷内外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癸巳二十三日，德宗驾崩；丙申（二十六日），太子即位，是为顺宗。顺宗即位，即以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不久改中书侍郎、平章事），以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依前待诏翰林（不久为翰林学士），以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不久改盐铁副使，再改户部侍郎，仍兼盐铁副使，但去学士之职）。凡王、韦集团中人，职位皆有大幅升迁。其中，刘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旧唐书·刘禹锡传》），故刘禹锡对王叔文心存感激，竭其所能协助王、韦执政，并表现得相当强势，以致于被同僚参劾，“（刘禹锡）颇怙威权，中伤端士。……侍御史窦群奏参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旧唐书·刘禹锡传》）。在王、韦的提拔下，刘禹锡于贞元十九年登朝为御史台监察御史，于二十一年正月擢升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从正八品上跃升到从六品上，一般官员要经过十数年才能达到的官阶，刘禹锡不数月就达到了，故称得上是“越级超拔”。本集所选《春日退朝》《阙下口号呈柳仪曹》隐约反映了刘禹锡当时意气风发的情绪状态。
王、韦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或“新政”，如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三十二人，谴责京兆尹李实“残暴掊敛之罪”，贬之为通州长史，罢宫市、罢五坊小儿，罢盐铁使额外进献，出宫女三百人、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下诏追还德宗时被贬的名臣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余庆、道州刺史阳城（陆贽、阳城未及闻诏已卒于贬所）等。此六事，除第一项是王叔文“恶其与己侪类相乱”（《顺宗实录》卷一）外，其他各项还是大得人心的。然在古代，新皇帝初即位，大率都有几项新措施以安天下，顺宗这几项“新政”也并非改变朝局腐败的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