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返回法国

十八岁的时候，我离开开罗，离开父母、妹妹和弟弟，回到巴黎求学。那段时间我深感孤独。其实我住在学生公寓，但周末大家各自回家，一切就都安静、沉寂下来。周日我出门买面包，就为了听听别人跟我说话，对我说“你好”。

我在开罗那么活泼开朗——因为我会说一点阿拉伯语，这个客居之地的所有大门都很容易向我敞开——但在巴黎，我一片茫然，交不到朋友，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和别人打交道。

与日后的丈夫相遇使我放下了对巴黎人的成见。他帮我树立了自信，让我相信自己的智识能力，让我这个漂泊者、这个有阅读障碍的差生完全放下了包袱。我第一次见到他是那年去斯特拉斯堡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年轻人讲道的时候。没聊几句我就问他是做什么的，他回答说他在ISEP[5]。我假装知道他说的地方，随后又加了一句：

“那你以前做什么？”

“鼹鼠。”

“哦……”

我丝毫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白痴，于是就没有继续问下去。回到巴黎，我打电话给姐姐，问她这是什么意思：

“‘鼹鼠’这个词，有什么含义吗？”

“鼹鼠？你是说那种动物？”

“对。没有其他意思了？”

“有，也指间谍。”

这个可能性在我看来太离谱了，但听到学生公寓里一个女孩传话“弗朗索瓦从意大利给你打电话了”，我还是立刻就开始了天马行空的想象：“鼹鼠”、意大利、秘密旅行……我遇到了一个间谍！太刺激了！其实，他既不是间谍，和意大利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后来才明白，工程师学校预科班的学生自称“鼹鼠”，因为他们每天埋头学习，从来不出门。我也知道了他的名字——弗朗索瓦·德罗马（而不是“打自罗马”[6]！）。这个笑话我一直用到今天，当我向患者家属自我介绍，我会说：“我是穆里叶·德罗马，就是意大利首都罗马的罗马。”

和弗朗索瓦结婚，意味着成为一个残疾人家庭的一员。我想，残疾的问题之所以成为我思考、研究的主题以及在医院的工作重心，其实绝非偶然。弗朗索瓦在他的兄弟之中比较特殊：他身体很好，很“正常”……但正是这一点让他显得“不正常”。他的两个兄弟都有听力障碍，还有一个在出生时没有横膈膜，只活了几个小时就夭折了。我们订婚的时候，我妈妈想到在他家庭里笼罩着的这片“阴影”，很是担心。我们想在清楚了解未来风险的情况下结婚，于是就去做了基因检测。结果并未告诉我们太多信息，也没有改变我要和他结婚的愿望。

从一开始，我就问到一些弗朗索瓦从未和他父母谈起过的事情。我未来的公婆接受了我，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埃里克夭折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当你们知道奥利弗和达米安有残疾时，是如何面对的？”谈论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十分必要。我需要明白我要面对的世界是怎样的。

我的职业生涯是从一个附属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儿童发展心理实验室开始的。我加入了佩肖女士（Marie-Germaine Pêcheux）的团队。她为人和善，在教会我掌握方法、用严谨的工作态度要求我、使我成长的同时，总是用非常亲切和鼓励的目光看顾我。那时，我带着一个小摄像机，去一些志愿者家里观察婴儿的行为，评估他们对母亲的关注程度。“像往常一样就好”是我进门后对父母们说的第一件事，为了让他们放松下来。“OK。”有一次一个年轻妈妈这样回答，说完就让我跟她到浴室去。她把孩子放在婴儿澡盆里，自己脱掉全部衣服，躺进浴缸，给孩子喂奶。面对这个的的确确“像往常一样”的妈妈，我既窘迫又感激。后来，我还会想到她，于是自己也在浴缸里给孩子喂奶。我极度享受这些亲密时刻，但永远不会是在一个摄像机镜头前！

科研工作令我着迷。整个团队都对我十分亲切和耐心。但是，五年下来，我感觉生活总归缺少点什么。我觉得自己远离了开罗的贫民窟，远离了那些被主流社会排斥、处境艰难的人们……我想要贡献自己的价值，想关照他人。躲在一个镜头背后观察生活，这对我来说还不够。

就在这时，我有幸进入一所医疗心理教育中心工作，整整一年，跟随精神分析师克洛德·阿尔莫（Claude Halmos）[7]锻炼临床触觉，她是弗朗索瓦丝·多尔多（Françoise Dolto）[8]的学生。阿尔莫医生的信任让我敢于尝试很多不同的方法。我得以教会一些有严重心理问题或残疾——三体综合征、儿童精神病等——的孩子认识时间，并从中体会到巨大的快乐。

这两种角度为我转向心理治疗、从事现在的职业打下了基础。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几年后，我进入残疾和适应不良研究技术中心（CTNERHI）担任研究员，与妮可·布歇（Nicole Bouché）和塞尔吉·勒波维奇（Serge Lebovici）[9]共事。我挎着摄像机，挺着日渐滚圆的孕肚，拜访那些有残疾儿童的家庭——这些家庭不能不令我想起我丈夫一家。我研究的课题是儿童肌病对未患病的兄弟姐妹的影响。我向这些孩子询问他们在家里和学校的情况，询问他们无疑被患病的兄弟或姐妹形塑了的日常生活。

几乎每一次，家长们在接待我的时候都表示，自己的孩子基本不说话或者很少说话：“他特别害羞”，“他说不出什么来”。这样的态度我后来遇到过无数次。孩子们总是说自己过得很好，即使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很快中止谈话，通过隐瞒痛苦的、令他们悲伤或不幸的事来保护亲人。我知道不能被这一行为欺骗。我尝试把话语权交给孩子，不满足于他们一开始的回答——“还好！”或者“没有，不算很难”，帮助他们避免保护本能的陷阱。即使接下来会听到十分沉重的内容。

我为残疾和适应不良研究技术中心做的这些访谈极富教益。我有时也会被深深触动。我还记得我遇到的一个六岁的小姑娘。她和患病的弟弟同住一个房间。随着谈话的进行，我才知道，每天夜里，只要她的弟弟呼吸困难，她都会醒来。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呃……只要他躺平，就没法好好呼吸，有可能窒息，我得让他侧着身子睡。”

“这挺难的吧？”

“没有，还好……”

“为什么不是你妈妈来？”

“因为我妈妈……她……她太累了。”

她说话的方式仿佛是在告诉我，她小小的肩膀上负担着弟弟的生死，这是明摆着的事。她仔细思考了一下，认为有件事让夜晚变得“困难”：

“如果我的娃娃丢了，我会很难过，这是真的。但有它在的时候，它会给我起床的力量，让我照顾我弟弟。”

渐渐地，我学会了让孩子们倾诉，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恐惧和痛苦……我发现，他们的话确实很少，直到确认自己可以和盘托出，不用顾忌谈话者的反应。我会对他们说：“我在这里，就是听你说令你感觉困难或者沉重的事情。”或者问他们：“如果你遇到一个小朋友，他的弟弟得了病，你会给他什么建议？”这样，他们就会一直说上几个小时。这些访谈往往是沉痛的，可能对当时还在我肚子里的阿莉泽也是一样，她会时不时地踹上几下……有一次，她正铆足了劲儿踢我，我当时访谈的小姑娘说了一段话，让我心乱如麻：

“课堂上，有时我没法听讲。我试着集中注意力，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心里能听见我妹妹快要死掉的那种‘嘀……嗒……嘀……嗒……’的声音……”

阿莉泽突然停下了。我瞬间感觉到一阵筋疲力尽，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

“你想休息一下吗？我感觉你有点累了。”我对小姑娘说。

其实，是我自己需要休息！我无论如何都得恢复一下，吃点东西。我对面的孩子神色从容，脸颊红润，目光平静，炯炯有神。显然，能这样倾吐让她感觉很好！

尽管对于我这个当时要做母亲的人来说，这些访谈有时是一种煎熬，但也让我更加自如了，因为它们有一种疗愈作用。一起研究这些录像的时候，我的同事惊叹：“真不可思议！这些孩子怎么这么能说！他们对你怎么能说这么多！”

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