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真相让人自由
第一次踏入儿科重症病房我还不到三十岁。面对把小马克桑斯送进医院的那场悲剧，我感到自己极度缺乏经验，手足无措。医护团队召唤我，说有一起极度惨烈的事件，而我只能记住一些碎片：车祸，两人当场死亡，一人幸存。
马克桑斯的妈妈应该和我差不多年纪，我们的孩子也年龄相仿。这个四岁的孩子陷入了深度昏迷。我看着一大群白大褂围着他忙忙碌碌，感到有些心虚。他们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而我却全无方向。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被重症病房的场景吓到了：各种信号声、仪器、管子、注射装置，不能讲话的孩子，还有心急如焚、哀痛过度，已经无法清楚表述的家长。看着在马克桑斯身边来回奔忙的护士、护工和医生，我真的很想问：“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对家属如此关心，同时又能高效地救治病人，究竟有什么诀窍？你们是怎么做到继续工作而不被击垮，下了班又能重新过回自己的日子的？帮帮我！”
我的头脑一片茫然，不知所措。但我仍然尽量控制情绪，假装自己能提供某种帮助。这真是一场疯狂的豪赌！当时在法国，人们并不认为心理干预能在重症科派上用场，从未有女性心理学家被派到那里，我如今的岗位还不存在。一名在医院工作了二十年的同事反复劝我：“这简直就是胡闹！你去重症想干嘛？那里只关心身体，没心理什么事！你真的觉得你在那里会有用？难道就等着你一个人去救那个小男孩？”
我妈妈一直说，只要有人给我把路堵上，我就会突然产生向前冲的欲望。她说“不可能”这个词是我移山倒海的动力。于是便有了如下场景：我穿过一条条走廊，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双拳紧握，上错电梯和楼梯，像个游客一样问路：“请问儿科重症是从这边走吗？”
我的同事说得对。当我走进监护室的时候，没人在等我。大家都很忙，动作很快，精神集中：护士在准备药品，一滴一滴地数；一位医生在检查仪器，眼睛盯着监护仪。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位老师对我们的告诫：“心理学家只有在他人有需求的时候才能开始工作”，我暗想，今天这需求来自谁呢。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无暇顾及我的存在。而马克桑斯的妈妈，她晕头转向，甚至完全懵了，不可能提出任何“需求”。她面色苍白，重重的黑眼圈，目光涣散。我看着这样一副面孔，感觉自己要面对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短短几米将我和她隔开，我寻思着如何接近她，端详她，接触她。我的喉咙发紧。“我也有可能是这个女人，这个崩溃的母亲。”我自忖，“是什么导致现在在那里的是她而不是我？偶然。纯粹的偶然！”
我觉得自己无法直视这个女人的眼睛而不流泪，我怕她的不幸会传染给我。于是我稍稍挪开视线，盯着她的耳朵。借着这个一直沿用至今的技巧，我向她介绍自己，与她交谈，发声清晰、平稳。
“您跟马克桑斯说话了吗？”
“嗯，说了。但发生的事情，我一个字也没告诉他。”
“什么意思？”
“医生叫我不要跟他提车祸。事情太大……呃……他已经重度昏迷了，不能再去折磨他……”
这个女人才刚刚葬下她的丈夫和长子。在她的小马克桑斯身边时，她就尽力用日常的语气和最平静的神情——其实是努力挤出的笑容——和他说天气晴雨，说窗外的小鸟，还有他们很快就能一起吃的巧克力蛋糕。医疗团队建议她不要透露关于事故的任何信息。科室全体一致认为，一个避而不谈的谎言总要好过残酷的现实。向一个陷入重度昏迷的孩子宣告他父亲和哥哥的死亡，在他们看来过于残忍。无论如何办不到，这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超出了马克桑斯妈妈的承受能力。
回到家，我躺下准备入睡，但白天医院里的场景不断在我的记忆中闪回。突然，灵光乍现一般，一句话占据了我的脑海：“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4]没错！谎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它只会是陷阱……第二天，我就试着向马克桑斯的妈妈传递这一点。
“我一直在想您和您的儿子。我想，也许他需要听您讲讲车祸的事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沉默。这时间长到我开始后悔，想要收回刚才的话。法朗斯太太轻咬着嘴唇。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一旦说了，就不仅是“讲讲”车祸，而是向马克桑斯宣告他的父亲和哥哥已经死去。然而，目前，这还不可能。她下不了这个决心，这样的“真相”她说不出口，太冒险了。巨大的打击难道不会夺去孩子的生命吗？
整整一周，我都在反复思索我鼓起勇气对这位母亲说的话。我怨恨自己。然而，似乎任何方法都不能让马克桑斯醒来。于是他的妈妈又找到我，说她已经决定告诉孩子真相。但她同时又踌躇不定。我试着收敛起自己的迟疑，尽量安抚她：“您比任何人都了解马克桑斯。您一直都知道怎么和他说话，您会找到方式方法。这次也一样，您可以做到。”
法朗斯太太一方面想把事情做好，一方面又有点担心。
“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您可以陪着我吗？”她问我，“这样，如果我的声音停下来，您可以接着说。”
“我会在的，我会陪着您。但是您要告诉我，您打算怎么向他说这件事。”
她思考了很久才开口，近乎嗫嚅：“他要知道，如果他回来和我一起生活——我多么希望是这样——我永远也没办法把他亲爱的爸爸和哥哥还给他。”
她掂量着每个字的分量，谨慎地选择用词。但她不知道的是，这样的努力就是在给她做宣告消息前的心理准备。我看出她打起了精神，鼓足勇气，然而一个念头又让她动摇了：“要是他选择和他们在一起呢？”
一想到这里，她的泪水就夺眶而出。她难以自持，但她也认为——我能感觉到——无论如何，马克桑斯都需要我们告诉他他当时经历了什么。
我想把手放在她的肩上。但是，我没敢这样做——暂时还不敢。大学里五年多的专业训练让我循规蹈矩。我仿佛还能听到一个老师在我耳边重复：“心理学家永远不能和患者有身体接触，永远！”
和马克桑斯的妈妈谈完，我去通知医护团队，试着用最坚定的方式告诉他们即将发生的事。他们全都愣住了。
“你会要了他的命的！”一个护士对我说。
“你会想活着吗，如果别人告诉你这样的事？”另一个护工补充道。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所有人都对我撒谎，我是不会想活着的。也许他亲眼见到他爸爸和哥哥死去呢？可能他已经知道了，不能忍受我们向他隐瞒真相。我真的相信一切都会顺利的。”我用坚定的语调回答。
谨慎起见，我还是补充了一句：“但还是请你们做好干预的准备。看好监护仪……如果有必要，尽一切可能抢救。”
他们觉得我极度草率还是非常自信？他们看不到我两条腿软得像棉花一样，也不知道我几乎迈不动步子。幸好，我内心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给我鼓劲：“你会成功的！”这让我多少平静了下来。当然，我和我陪伴的这位妈妈一样害怕，但我确信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全力支持她。我感觉我的镇静也感染了她。
我跟着她来到马克桑斯的病房。她走近他，握住他的手开始和他说话。她的声音温柔，有些颤抖，同时又很平静。她以前从来没发出过这样的声音：“我亲爱的小男孩，请你原谅妈妈。”
她是多么担心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但我能感觉到，在恐惧之余，她很想说话，想最终把真相说出来。
“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还没告诉你。我白天和夜里都在想它。你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我有你在身边是多么幸福，但同时，我又十分担心，因为你总是醒不过来。另外，你可能也知道了，我的心里有很深的痛苦。最近发生了一些事，很严重的事。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勇气对你说。爸爸和哥哥……爸爸和哥哥……你可能记得，你当时和他们在车里，就在……就在车子掉进水里的时候。你，你被及时救上来了，但他们……你的爸爸和哥哥……他们在车祸中去世了。这意味着，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现在，我怕我连你也会失去，我好怕……”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她用衬衫的袖子拭去，接着说：“你可以选择回来和我生活在一起，尽管我们的世界里将不再有他们。你知道吗，那样我会多么高兴呵！我是多么爱你！我只有你了。你是我全部的幸福。”
我站在她身后，准备在她无话可说时接替她说下去。但她一直坚持到了最后。随后，沉默的空气在病房里弥漫开来，饱含着期待和希望。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桑斯微微张开了眼睛。起初只是一点点，仿佛他的眼皮过于沉重。他似乎没看到我们，又闭上了眼。几分钟之后，他的眼睛又睁得更大了些，看上去更清醒了。他仔细地看着他妈妈，嘴边突然浮出微笑。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恐怕永远不会相信这个故事。它让我终生难忘。这个重度昏迷多日的小男孩被他妈妈真诚、平静的声音唤醒了。他的妈妈继续哭着，但这不再是痛苦和心急如焚的泪水，而是洋溢着欢欣。为了让他们享受这个亲密的时刻，我悄悄退出了房间。马克桑斯和他妈妈不再需要我了，而这正是我能给他们的所有祝福。
在医疗团队的治疗和照料下，马克桑斯的身体日渐康复。我经常去看他。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他所经历的那次车祸。其实，他全都记得。他记得父亲当时突然身体不适，失去了对方向盘的控制，记得车体紧接着便剧烈转向，也记得他们坠入罗讷河的瞬间。他告诉我，他亲眼目睹父亲和哥哥溺水身亡：“你知道吗，我们的车子‘扑通’一下就掉进了水里。水先淹到了爸爸，然后马上就淹到了我们。我解开了安全带，拿着娃娃到了后面可以呼吸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你知道，反正后备厢里还有一点点空气。我以为我哥哥也会来。我不停地喊他，但是……他没来……”马克桑斯逃到车尾，一直等到急救人员把他救起，而他的哥哥却没能幸免。他因为没能救出哥哥而感到万般自责，不明白急救人员为什么没有先救哥哥。我向他解释说，急救人员永远都是先救最有可能生还的人，在看到他哥哥时，他们一定知道为时已晚了。
连续六个月，我每周都去看望马克桑斯，帮助他把那一天改变了他人生的经历用语言表达出来。通过画画、做游戏、捏橡皮泥，他后来能借助图像来讲述这场可怕的悲剧了。如今，他的身体已从车祸里完全恢复，然而可以想见的是，丧亲之痛还会时常折磨着他。
马克桑斯在重度昏迷几周后的神奇苏醒并非奇迹，但也绝非纯粹的巧合。在我陪伴重症儿童的职业生涯里，这是一个重要篇章：它坚定了我的信心，让我确信心理疗愈在救治身体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它也帮我在医疗团队中挣得了一席之地。这太难了！因为不管马克桑斯的案例有多少启发意义，相对于这所医学堡垒里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理论、实践、惯例和偏见，它基本无足轻重。
在这个儿科病房，患者并非总能走向康复。有时他们要在这里待上很久：几年，整个童年，甚至一生——有些孩子不等走出这里，生命就提前结束了。我们收治的都是在事故或疾病中遭遇严重创伤的孩子。他们有的有残疾，有的身患重病——遗传疾病、神经肌病、癌症。这些病痛或是从他们出生之时就有，或是在某一天猝不及防地或者慢慢地缠上他们。在这里，紧急才是日常状态，大家无时无刻不在和死神搏斗。多数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想尽办法缓解孩子们的痛苦，把他们从每一场危机中抢救回来。我对他们的昂扬斗志和身上散发出的人性光辉始终敬佩有加。
起初，有些医生在走廊里遇见我会挑挑眉毛。我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简直微不足道。他们要处理紧急情况，身负重任，还要操作那些维系孩子生命的复杂仪器——他们对这些仪器驾轻就熟。“你逗四肢麻痹的孩子玩，给他们唱那种小木偶唱的儿歌吗？不是开玩笑吧！然后他们就能两条腿站起来走路了？真的管用吗？等等，你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呀！”
我的一些心理学家同行则对我选择在重症科工作表示不屑，不明白我是如何与医护团队相处的。
很显然，在最绝望的病例中，心理陪伴不会带来奇迹。但它至少能帮助患者消化创伤，或者减轻创伤对未来的影响，即便在所有人都觉得无力回天之时，就像马克桑斯和他妈妈所经历的那样。我知道亲人的离世给他们内心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但他们仍然决定生活值得好好过下去。有一次，马克桑斯的妈妈在见面时对我说：“从前我一直确信，一场巨大的不幸会降临到我身上。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让自己好好享受生活了。”这本身难道不正是一场美丽的奇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