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国防工业的危机

长期以来，美国先进的国防工业基础是美国对其他竞争对手享有非对称优势的根基。美国不断增长的军费保证了其国防供货商的利润水平和扩张空间。军事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经济遇到冲击时，还能成为支撑美国制造业生产和就业的保障。2008财年度，美国实际国防总支出高达7929亿美元，联邦赤字达到了4590亿美元，其中狭义军费开支就已占当年GDP的3.2%。紧接着美国就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逐步发展为笼罩全球的经济危机。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虽然对美国经济进行大规模刺激，阻止了美国经济从“大衰退”滑向“大萧条”，但也引发了政府债务剧烈增长，在他整个任期内美国联邦债务近乎翻了一番，上升了9万亿美元。2010年中期选举后，大批“茶党”进入美国国会，两党经过反复拉锯，最终通过了以解决美国债务上限为目的的2011年《预算控制法》（BCA），并妥协达成了对国内福利和军费支出的预算封顶。这对军费增长趋势造成了很大遏制：2011财年、2012财年年均国防合同总额比2009、2010年下降了5%，而2013—2015财年年均则受封顶影响比2009年大幅下降了23%。

2017年，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得到美国海军资助，设立了国防工业计划研究小组。到年底，该小组发布研究报告称，在《预算控制法》实施期间，美国国防部主要供应商从78500家减少到61700家，截至2017年减少了20%以上。更严重的是，国防部发现国防工业供应链上占比60%—70%的次级和底层供应商受到的冲击更大，在一些部门如飞机零部件、导弹装药、导弹防御系统部件，只剩一个供应商可供选择，导致供应链“极度脆弱”。分领域看，陆军运输装备、军用设施和工程建设、太空系统和飞机等领域订单减少较大，同时几大国防工业公司的军方研发合同下滑了近一半，因而更加依赖商用领域市场竞争带来的技术进步。

美国军方和军工集团对军费预算控制日益不满，对由此造成的军力、国防工业生产和创新能力损失，以及与中俄等对手的技术代差缩小深感忧虑。美国军方认为技术领先优势两次“抵消”了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对手的数量优势，因此继续对潜在竞争对手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是美国维持全球军事霸权的有效战略。但是自“9·11”后20年间，美国集中精力对付恐怖主义威胁和地区挑战，忽略了期间中国在军事能力上的突飞猛进。

随着经济持续高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美国的约2/3，而冷战中的苏联在顶峰时期也不过美国的40%。即使中国军费占 GDP比重仍然低于2%，还是成为世界第二军事支出大国。美国认为中国的技术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增长，在某些领域已经接近或超过美国，这也是苏联当年未曾企及的。从1991—2015年，中国的科研投入增加了30倍，达到3760亿美元，比日韩德加在一起还多。中国集中精力在技术上赶超美国，使美国的第三次“抵消战略”无法实现，这不能不引起美国的警惕。美国认为中国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意在取代、排除美国势力，因此构成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