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1.1.1　产业经济结构的转型

（1）中国面临国际工业革命的挑战。随着近年来德国“工业4.0”的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悄然而来。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以机器代替手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然后从英国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端于德国，随后美国超越了德国与英国。这一阶段的科学技术得到了显著发展，主要是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信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信息和远程通信时代，是以新能源、新材料、纳米技术、生物、云计算、物联网、打印机等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仍在全球扩散和传播。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主要从以前的以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转变成以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实现了从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的教育中心的转移，高质量的教育是实现经济强国、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支撑。

中国曾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经历了一个长期跟随发达国家发展步伐的过程。进入21世纪，中国在加速信息工业革命的同时，正式发动并创新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未来预测大师杰里米·里夫金（Seremy Rifkin）曾提出，中国如果选择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条道路，那么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逻辑上讲，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中国抓住了机遇，就意味着此后人类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业就会在中国。”⁽²⁾中国拥有丰富的风力资源、太阳能资源等优势，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等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唯有如此，才能紧跟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谁与争锋的未来经济挑战中博得一席之地。

（2）我国经济结构面临转型。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4432.96美元，位居世界第95名；GDP总量为58786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的54742亿美元，美国的GDP则达到146602亿美元；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575美元。⁽³⁾经济总量和人均GDP逐年上涨。尽管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乐观的，但也正面临着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益恶化、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经济进入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从外向主导型增长向内需主导型增长、从投资推动型增长向创新推动和消费投资协调型增长的转型阶段。以创新驱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不可回避的主题，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强调我国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3年，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经济战略构想。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针对我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受制于人、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偏低、产品质量问题明显、产业结构不合理、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等现象，2015年我国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其目标是在2025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迈入制造强国行列，要求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⁴⁾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十大领域，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⁵⁾的指导思想。要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并成为中国制造强国，培养大量优质的、结构合理的制造型人才（或应用型人才）便成为高校重要的使命与任务。

（3）英、美、德等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发展时期。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求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发生改变。美国加州于1960年制定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将加州的大学划分为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其中加州州立大学主要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英国曾在20世纪60年代设置了多科技术学院。德国于20世纪70年代设置了应用科学大学，大力培养应用型人才。研究表明，欧洲人均GDP在2300美元至6500美元⁽⁶⁾，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客观需求促使产生了新的学校类型——应用科学大学。目前我国正处于欧洲当年的发展水平，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是经济发展所需，遵循着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道路。

总而言之，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与科技革命的挑战，培养创造型人才成为我国高校重要的使命与责任。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开发型人才，高职高专院校培养高质量的技能人才。各类院校各司其职，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提供人才后备军，为中国产业、经济结构转型提供科学和技术支持。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开发型人才，满足“地方制造”向“地方创造”的人才需求成为时不我待的重要主题。

1.1.1.2　教育的日益全球化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教育的全球化也已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我国自加入WTO后，除了义务教育和包括军事、警察、政治与党校教育在内的特殊教育不做开放市场的承诺之外，其他教育均承诺了开放市场，但是不承诺国民待遇，仍坚持政府定价。根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我国的教育服务贸易主要采取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入⁽⁷⁾四种服务提供方式，具体表现为远程（网络）教育、出国留学、中外合作办学、聘请外教等形式。目前，我国出现了出国留学的低龄化与留学高校的多样化、留学生的输出大于输入等现象。中外合作办学的兴起对“体制内”高校形成压力。我国先后建立的合作大学主要有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利物浦大学等，其人才培养的理念、教学方式方法等都对本土教育造成威胁。随着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中国巨大的教育市场成为发达国家的争夺之地。以“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台湾为例，丰富的高校资源与人口的减少使台湾地区的高校面临着生源危机，迫切需要与大陆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从大陆获取生源。而从我国的生源来看，弃考、高考适龄人口的下降导致生源减少。从弃考率来看，2013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曾介绍，近5年全国高考弃考率约为10%。⁽⁸⁾从高考生来看，2008年为1050万人，2009年为1020万人，2010年为957万人，2011年为933万人，2012年为915万人，2013年为912万人⁽⁹⁾，2014年为939万人。2014年高考生在连降5年后首次增长。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高考适龄人口的下降将持续到2020年。2011年，中国教育网、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目前高校大多依赖学生学费收入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一旦高考生源出现不足，部分高校必将因生源枯竭而遭遇倒闭的生存危机。因而，教育的全球化与国内生源的减少对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形成了挑战。

此外，在教育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上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伴随的是第三次教育革命，其强调与社会各界建立合作关系，从规模化教育走向生态化、分散化、网络化、生命化的个性教育，将家庭教育、企业教育、社区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现实的课堂、网络课堂与在线学习，学校学习与终身学习等有效融合起来。随着MOOCs的兴起，网络教育对传统教育、一流大学对地方院校形成新的冲击与挑战。面对教育全球化和教育革命，作为占据全国本科院校90%的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想让学生在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生存和获得工作，就必须让他们具备专业技能、技术和职业技能”⁽¹⁰⁾，我国的地方本科院校须加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分散合作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具备生存的职业技能。

1.1.1.3　高等教育大众化

我国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便迅速地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1999—2005年，我国连续7年保持10%以上的招生增长率（见图1-1），实现了毛入学率从9.8%到21%的飞跃。国际上其他国家用20～30年的时间完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我国短短7年时间里便飞速完成。⁽¹¹⁾其中，1999年与2000年的招生增长率分别高达42.90%和42.46%，招生人数从1999年的154.86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504.46万人，到2012年招生人数高达688.83万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必然带来人才需求的多样化。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是大众化教育的重要判据。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多样化的人才是满足社会和市场需求的重要保证。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扩招通过中专升高职、专科升本科的方式完成。据统计，到2013年我国共有本科高等学校1170所⁽¹²⁾，其中1999年以来专升本的有640多所⁽¹³⁾，占全国本科高等学校的55%左右，成为培养本科生的重要基地。高校招生人数的迅猛增长与高校的迅速升级带来了如下后果：

第一，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大学生结构性失调。大规模的扩招导致高校准备不足，造成人才的批量大生产，人才培养的质量有待提高。目前，企事业单位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高级技工的奇缺与大批大学生失业、大学生人口过剩形成了两难困境。尤其地方本科院校因为培养人才结构不合理，造成学生较低的就业率。根据教育部对2012年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985”高校的就业率最高，高职院校排在第二，地方普通高校位居最后。但2015年麦可思公司颁布的有关数据表明，非“211”本科院校2012届、2013届和2014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分别为91.3%、91.6%和92.5%，高职高专院校分别为90.4%、90.9%和91.5%⁽¹⁴⁾。非“211”本科院校即以地方本科院校为主体的院校，其大学生就业率略高于高职高专院校。尽管数据有矛盾之处，但地方本科院校处于“中间地带”，人才培养缺乏特色，学生竞争力有待提高是不争的事实。据国际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Manpower调查，2013年在42个国家3.8万家公司中，有35%完不成招聘计划，主要原因是求职者缺乏职场所具备的能力、技能与经验。据中国调查的数据表明：2013年人才缺口比2012年上升12%（全球平均上升1%）；十大人才缺口涵盖研发人员、工程师、技师技工等高中低各层；本科教育与人才缺口相关性最大。⁽¹⁵⁾地方本科院校作为培养本科学历人才的主要阵地，如何减少结构性失业已成为其改革探索的重要问题。

第二，高校同质化现象严重，地方本科院校缺乏特色。地方本科院校定位模糊，受“重学轻术”的传统文化影响，一味向“985”“211”高校看齐，争做学术型大学，但受办学历史的积淀、办学实力的限制与办学资源投入不足等多因素影响，无法与“985”“211”高校相提并论，与之抗衡；同时，又缺乏高职院校灵活的办学方式。办学特色的缺乏使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从国际来看，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的比例约为8:2。地方本科院校要形成竞争力，需明晰办学定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与寻求特色发展。

1.1.2　研究的问题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地方本科院校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其人才培养备受关注。2014年3月23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鲁昕透露600所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型高校转变。随之，在2014年4月，178所高校在河南驻马店共同发布了《驻马店共识》，愿意成为“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发〔2014〕6号）发布，正式提出“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¹⁶⁾鲁昕的讲话、《驻马店共识》将地方本科院校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型置于风口浪尖上（尽管有部分高校早已实践），遭到各类人员的非议与抵制，面临着思想意识与行动方案转变的重重困难。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与挑战、教育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造成的各种问题，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具有合理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转型则是此次转型的核心内容。本研究立足于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转型，以转型较为成功的院校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将着力破解以下问题：

第一，对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与转型的影响因素探索——为什么在同样的体制下，有的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能变革与转型成功？

第二，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共同特征——地方本科院校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

第三，对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与转型的路径探索——如何促进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