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理论基础

尽管资源依赖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各成体系，但这三种理论之间又有相互融合之处。下面对这三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或特征进行归纳与总结。

2.1.1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由杰弗里·菲佛（Jeffrey Pfeiffer）与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Gerard R. Saraguik）首次提出，是在种群生态学和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关组织和环境领域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组织与外界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组织的抉择和行动主要受到组织所处的位置及其挑战与约束因素的影响。主要观点如下。

2.1.1.1　环境的重要作用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首先，环境是获取资源的重要场所。资源是组织生存的关键因素，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完全自给自足或实现对生存条件的完全控制，组织必须从环境中获取各种资源，包括物质资源、财政资源和信息资源等，因而环境对于组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次，组织之间（或环境）是相互依赖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获取各种资源是组织生存的必要条件，并且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此组织为了生存和兴旺，必须依赖这些资源的外部提供者，从而形成了互惠的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相互依赖可以是不对称的，不一定是均衡的和平衡的。第二，两个社会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有可能包含着共生性和竞争性两种形式，但并不仅限是竞争性或共生性的。第三，相互依赖是所有开放系统具有的特性，相互依赖随着所需资源重要性的变化而变化。在相互依赖的组织之间，影响依赖性的强弱有多种因素，其中三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资源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交换的相对数量和资源的关键程度；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的决定权；替代资源存在的情况，或者资源控制力的集中程度。⁽¹⁾正因为组织之间（或环境）是相互依赖的，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管理好这种相互依赖。

2.1.1.2　组织具有能动性，组织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

组织为了消除对环境的依赖性，可以采取顺从或适应的方式。尽管顺从对维持关键的、直接的交换关系意义重大，但有时顺从并不利于组织的长期发展，甚至威胁到组织的自治权，使组织处于被动状态。因而作为能动的组织，应采取行动适应环境。适应具有两种广义上的含义：组织适应环境；或组织控制环境，让环境适应组织。组织可通过采取合并、合作和合法性的方式处理组织间的相互依赖。组织间的合并主要有纵向整合、横向扩张和混合合并等三种类型，合并的目的是使临界的交换稳定化进而重建环境的相互依赖机制。合作主要采取协会、联盟、卡特尔和董事会等方式建立组织间行动的集体框架，其中联合董事会是一种常见的管理环境的方式，任命组织外部的成员作为董事会成员，是为了获取资源、交换信息、发展组织间承诺和建立合法性的一种战略。合法性主要是通过法律和社会批准等方式使组织生存制度化，使组织嵌入生存的环境中。总之，组织具有能动性，通过构建协调一致的环境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以维持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2.1.1.3　组织内部与组织行为对于消除环境的依赖性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组织由于社会空间的位置和相互联系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个性，因此一些组织比另一些组织更具有竞争力。组织或者部门及组织内部的人能经营重要的环境依赖性与降低不确定性，帮助组织获取资源并在确保组织生存的情况下为组织赢得更大的竞争力。菲佛建立了一个环境影响模型，以说明组织环境对组织内部施加影响的机制（见图2-1）。

此模型说明：①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限制性和偶然性，对维持组织资源贡献最多的部门就会获得组织内部的权力和控制力。②组织内部的权力和控制力的分配与领导人员的筛选和任职相联系。组织内部权力分配的结果是主要领导职位的选拔和任期，正式领导人的选派是组织内部权力制度化最明显的方式之一。那些有能力应对组织遇到的关键问题的人，亦即具备处理组织环境和偶然性能力的人容易当选为领导者。当权者一般都有自己的偏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相类似的人。领导的任期亦与组织环境的变动相关，资源依赖较高的部门和按范例发展程度较低的部门人事变动率较大。⁽²⁾③管理人员可以影响和指导组织的结构和活动决策，这种指导与决策是为了使组织更加符合环境的要求。因而，环境影响着组织内部，组织内部结构及其采取的行为对消除环境的依赖性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简而言之，资源依赖理论关注的是资源的获取问题而非资源的应用问题，认为组织进行内部调整，组织适应和处理环境（即组织之间的作用）是组织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有效手段。

2.1.2　新制度主义理论

新制度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和发展，认为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后果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重提制度分析的重要性。到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逐渐遍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新制度主义主要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每个流派各有侧重，但三种流派实际上已共享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如政治行动者的有限理性、观念的重要作用和制度的路径依赖，三种流派亦有相互融合的趋势。新制度主义理论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制度的概念、制度与行为、制度的起源与变迁等三个方面。

2.1.2.1　制度的概念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对理性构成限制的规则集合体”⁽³⁾，用以克服市场或政治体系明显可见的缺陷。好的制度便是能够顺利有效地解决指定任务，以及能够维持民主等更为有力的规范的制度。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组织中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规范、程序和惯例，观念也是一种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既包括正式规则、规范和程序，又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文化亦是制度的一部分。

尽管对制度的界定经历了从规则（理性主义）—正式与非正式规则（历史制度主义）—规则与文化（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演变，制度的外延在不断扩展，但对制度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趋同，即把制度理解为是某种限制和机会。⁽⁴⁾盖伊·彼得斯认为新制度主义研究者理解的制度具有结构性、稳定性、约束性和观念性等共性，即制度规定了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结构，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对个人行为会产生影响，成员具有共享的价值。⁽⁵⁾

2.1.2.2　制度与行为

制度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新制度主义将其归结为“算计途径”和“文化途径”，每种途径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个体如何行动，制度的作用是什么，为何制度能持续存在（见表2-1）。理性选择主义倾向于算计途径；历史制度主义同时采用这两种途径，“路径依赖”成为制度持续存在的方式；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文化途径，有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强调个体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高度互动，以及形成的同构现象。因为当面对某种情势时，个体往往采取制度世界中固有的剧本或模板的方式来认识这种情势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三种流派都承认制度形塑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又影响着制度的形成，两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2.1.2.3　制度的起源与变迁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产生是出于功利，关注制度的执行所发挥的功能及其带来的好处，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效率和解决分配冲突。这一分析途径具有高度“功能主义”“目的主义”和“自愿主义”，即通过既存制度的影响解释制度起源；制度的创设过程具有明确的目的，行动者能预测所建制度的影响；制度的创设是相对独立和平等的行动者们自愿达成的一致。谢普斯勒（Kenneth A. shepsle）提出了“结构—诱致均衡”，主要表现为规则的制定过程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广泛的博弈形式。⁽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制度是“从头开始”的，制度所含的激励和制约的本质决定了设计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和其他过程的结果。⁽⁷⁾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注重评价结构对行为和政策的影响，或解释当下特定制度安排导致的结果，制度变迁往往被忽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不是持续调整和学习的过程，而是自觉的、自然的和非连续的过程；是在偏好稳定和制度失败的世界中发生的，即现有的制度满足不了某种需要而发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起源与变迁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由于忽略了人的心理、行为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复杂性，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历史制度主义注重组织形成之后的持续，较少强调其最初产生时的状况。该理论认为制度是自然产生的，观念被接受并赋予结构形态时，制度就产生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制度是围绕着权力的争斗被创造出来并发生制度变迁。如罗特斯坦（Bo Rothstein）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时刻，制度是如何为行动者（或者行动者在将来想获得的利益）在将来的权力博弈中获得好处而被创造出来的”⁽⁸⁾，强调制度是由行动者或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产生。历史制度主义突出从相对宽广的社会背景看待制度变迁，认为重要的因果变量是捆绑在一起的；变量的序列，即一个事件出现的时机特别重要，即便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如果出现“太晚”的话也可能没有效果，而相对“微不足道”或偶然的事件却可能产生重要的结果；特定的制度一旦被引入，便难以被扭转过来。此外，历史制度主义也用“均衡断裂”的概念解释变迁，认为制度按照其最初的决策发挥功能，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均衡状态，但这种均衡并不必然是永久的，当均衡被打破或断裂时，制度变迁便发生了。历史制度主义还强调“关键点”的作用，认为制度可能在塑造社会生活基本轮廓的关键时刻或关键点上改向。⁽⁹⁾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指出演进应当是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变迁过程，渐进式变迁是有可能的。

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的产生是因为它提供了组织或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或社会适应性，并非提高了组织的效率；由新的事件或解释能引发出偶然性的突变。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从过程导向、功能主义和种群生态主义上审视制度变迁的过程。在过程导向中，变迁通过制度化或去制度化的方式发生。通过给制度增加更多的特征和作用，便能提高制度化的程度。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说，制度变迁主要有“适应论”和“控制论”。适应论认为制度的变迁主要是适应环境的变化。通过对环境的认知，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再采取某种措施使制度能适应外界环境。制度变迁遵从“背景—限定的理性”逻辑，政治文化（即背景）存在着支配性因素，它们能限制制度不会背离现状过远。种群生态主义即是一种“适应论”，主要将变迁置于组织或制度的环境中，认为组织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外部，遵循着“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规律，组织也会像生物体一样死亡。这种观点认为占据主导的组织种群的变迁比单个组织的变迁更重要。控制论认为制度变迁是为了控制环境。组织不是被动地应对环境，而是主动变革，力图塑造环境，满足组织本身的需要。

整体而言，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起源或生成有不同的看法。卡罗尔·索尔绪（Karol Soltan）等认为有功能主义、演化理论、理性选择和设计等四种解释方式⁽¹⁰⁾；我国台湾学者林继文认为制度形成有创设、选择和演化等三种模式，分别与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和稳定演化策略相对应。⁽¹¹⁾马雪松将其归纳为设计观、演化观和选择观。⁽¹²⁾设计观是指遵循某种逻辑前提（如根据稳定的和一贯的偏好），通过审慎的设计可以得到合意的制度（如使自己的行为取得效用的最大化或实现帕累托最优等）。演化观主要在有限知识、演进理性和自发秩序的逻辑前提下，制度是在长期的积淀中形成而不是设计的。选择观主要在有限理性、权力冲突、制度背景和时间维度的逻辑前提下，行动者能够通过选择的方式产生某些制度性后果或产生制度本身，是对制度约束与个体选择之间张力的某种回应。尽管设计观、演化观和选择观各有缺陷，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三种方式的综合作用产生了某些制度。

关于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大致可以从博弈论、演化论和历史论这三个视角进行分析。⁽¹³⁾博弈论是指当原有的均衡发生变化时，制度从一种均衡状态进入另一种均衡状态的过程；演化论是指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是在一个较漫长的时段里演化的；历史分析则从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段考察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的变迁仍包含着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制度安排发生变更的一系列过程。行动者、制度环境中的随机因素是制度变迁的基本要素或条件，不同种类的制度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亦有差异，根据变迁的动力来源的外生性和内生性，可分为外生变迁与内生变迁；根据引导变迁的关键性力量的强制性的强弱，可分为强制变迁与诱致变迁；根据变迁发生时段的长短，可分为激进变迁与渐进变迁；根据变迁发生轨迹是否同行动者的意图相契合，可分为合意变迁与意外变迁；等等。

由于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将组织纳入制度范畴中，因此可为地方本科院校（作为一个组织）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和转型提供理论视角，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考察与分析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转型。

2.1.3　复杂系统理论

系统科学和复杂性探索是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和热点，甚至被称为“21世纪的科学”。系统是指由“相互关系、相互联系着形成一个统一体或一个组织整体的事物的集合分布”。公认的系统概念是指具有某些功能的，由一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部分组成的整体。系统可分为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一般而言，简单系统往往是封闭系统，复杂系统往往是开放系统。所谓复杂系统是指由大量的、相互非线性联系的部分构成并具有反馈机制的，其行为常常是不可预测的、貌似随机但存在内在模式的系统。⁽¹⁴⁾钱学森认为所有的社会系统均是复杂巨系统。

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特征。南非的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认为复杂系统由大量要素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且相互作用具有丰富性、非线性、短程性、回路性。复杂系统是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运行，具有历史性、涌现性等十大特征。⁽¹⁵⁾维基大百科全书（Wikipedia）将复杂系统的特征概括为八点：连锁性故障（cascading failure）、开放性、记忆性、结构的雀巢性、突现性、非线性、多种反馈环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 A. Simon）认为自然界或人工设计的复杂系统有内稳性、与环境相分离的膜、内部的专门化和近似可分解性（即等级结构）四项“基本原则”，即四项“特征性质”。综上所述，开放性由大量要素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且相互作用具有非线性、突现性，这些是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

复杂系统在其运作过程中有三种重要的机制，分别为控制机制、自组织机制和适应性机制。图琴（V. FTurchin）和鲍威斯（W. T. Powers）于20世纪70年代首创了复杂系统的多层次控制模型，由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的F．海里津（F. Heylighen）等人加以发展。图琴的元系统跃迁理论和鲍威斯的感知控制论强调复杂系统的目的性和层级进化，将一切复杂系统、一切生命有机体及其组成的系统——从最原始的机体到社会文化现象，都看作层级地组织起来的信念——愿望控制系统，并控制着环境的某些变量。“任何复杂系统都必须通过控制机制才能达到适应性自稳定和适应性自组织，以保持自己的有序结构”。⁽¹⁶⁾

自组织是复杂系统自身的一种能力，“它使系统可以自发地、适应性地发展或改变其内部结构，以更好地应付或处理它们的环境⁽¹⁷⁾”，是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的动力行为。自组织结构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内部结构可以动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且，自组织具有临界性，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便会产生突变。合作、竞争与记忆是自组织的显著特征。

适应性机制是复杂系统的一种应对机制。约翰·霍兰（John Holland）在《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中列出了复杂适应系统聚集、非线性、流动性和多样性四个特性，标识、内部模型和积木是复杂适应系统的三个机制。复杂适应系统是由智能体（也称主体）组成的。智能体按照一种认知图式采取一定的行为，不断地与周围环境交换信息、物质和能量，使复杂系统不断地重构和演化，局部不断优化和改进；智能体之间通过协同行为，使复杂系统能够产生自组织与涌现行为，在混沌边缘共生互进。⁽¹⁸⁾

对于由自主行动者组成的复杂系统，无论是控制、自组织还是复杂适应机制都强调自主行动者的作用，通过协同作用与自主的行为使复杂系统能够控制或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