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亨德森

看着他时，你很难不窃笑，因为他的模样能立即告诉你有关他的一切。当你见他坐在俱乐部里阅读《伦敦信使》杂志，或懒洋洋地倚着吧台，肘边放着一杯金比特鸡尾酒（他不喝任何鸡尾酒）时，他的不合常规会引起你的注意；但你能马上认出他，因为他是他那个阶级的一个完美样本。他的不合常规正是合乎常规。从结实耐穿的方头靴到邋里邋遢的长头发，他身上的一切都符合那个阶级的标准。宽松的低领衬衫露着粗脖子，一身外套也松松垮垮，有点破旧，但剪裁考究。他总是叼着一只短短的石南根烟斗，谈到关于卷烟的话题时非常诙谐。他是个大块头儿，体格健壮，拥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和讨人喜欢的嗓音，说话流利。他常常用词粗俗，但并非因为内心下流，而是因为他热衷民主。凭外表，你会猜测他（不是现实中，而是在精神上）与切斯特顿先生[10]喝过啤酒，与西莱尔·贝洛克[11]在苏塞克斯丘地上散过步。他曾在牛津大学里踢足球，但又当着威尔斯先生[12]的面鄙视这所古老的高等学府。他认为萧伯纳先生[13]有点过时，但仍觉得格兰维尔·巴克[14]大有前途。他曾与西德尼·韦布夫妇[15]进行过多次认真的交谈，而且他是费边社[16]的成员。在他眼中，这是一个轻浮的世界，唯有俄罗斯芭蕾舞值得欣赏。他写一些粗陋的诗歌，关于妓女、狗、灯柱、莫德林学院、小酒馆和乡村牧师住宅。他蔑视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但（他绝不是厌世者）却听不得一句贬损泰米尔人、孟加拉人、卡菲尔人、德国人或希腊人的话。

“一个社会主义者，你知道。”他们说。

但他是一家知名大商行的小股东，而中国的一个古怪之处就是，你的地位会为你的个性开脱。打妻子可能令你声名狼藉，但假如你经营着一家实力雄厚的银行，人们就会对你以礼相待，请你吃饭。因此，当亨德森宣扬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时，大家只是笑笑而已。他刚来上海时，拒绝坐黄包车。一个与他超无差异、同属人类的男人，却得拉着他吃力地跑来跑去，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观念，因此他步行。他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很好的运动方式，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且步行会让他产生二十大洋都不愿交换的渴意，然后就能痛快地喝啤酒。然而，上海太热了，有时他又急着赶时间，所以偶尔被迫使用这有辱人格的交通工具。这让他感到别扭，但确实很方便。如今他经常坐黄包车，不过总是将车辕间的那个伙计当人看，视如兄弟。

我见到他时，他已在上海待了三年。我们整个上午都穿梭在这座中国城市里，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把我们的黄包车伙计热得汗流浃背。每过一两分钟，他们就用破手帕擦额头。我们现在正赶往俱乐部，眼看快到了，亨德森突然记起他想买伯特兰·罗素[17]的新书，这书刚到上海。他让车夫们停下往回拉。

“你不觉得我们可以午饭后再买吗？”我说，“这两个家伙浑身是汗。”

“这是对他们好。”他回答，“你用不着在意中国人。你要明白，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怕我们。我们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我什么也没说，连笑都没笑。

“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受人统治，而且永远都会。”

一辆轿车从我们中间经过，将我们暂时隔开。他再次靠过来时，已经抛开了刚才的话题。

“你们这些生活在英国的人不知道新书在这里发行对我们的意义。”他说，“伯特兰·罗素写的任何一本书我都读。你看过最新出版的这本吗？”

“《自由之路》吗？嗯，我离开英国之前读了。”

“我看了几篇书评。我觉得他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

我以为亨德森准备就此大谈一番，然而黄包车伙计错过了那个他要拐弯的路口。

“在这个街角转弯，你这该死的蠢货。”亨德森大吼道，同时为了强调他的意思，他在那伙计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