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界对中国古代之“天”的现有研究模式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学界对古代之“天”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三种模式：
（一）“天文科学模式”
即从现代科学及现代天文学的视角出发，对古代之“天”做一种古代天文学意义上的科学探讨，这是迄今为止学界规模最大的研究模式。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著名学者朱文鑫的研究，他是用现代天文科学对中国古代天文进行系统研究的先驱者。朱先生在这方面的著作颇丰，出版的有《天文考古录》《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星团星云实测录》《历代日食考》《历法通志》《天文学小史》[1]以及《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2]等。[3]这些著作可谓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天文学史的基础。其中《天文考古录》由十五篇文章汇集，涉及中国古代历法、彗星、日食、日斑、客星、陨石、流星雨等多个方面的科学考证[4]；而《天文学小史》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史专著，其上编“古天文学史”中就有专门一节论及“中国天文学史”。[5]另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陈遵妫关于天文学史的科学研究。早在1955年陈先生即发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6]，虽然比朱文鑫《天文学小史》晚了二十年，但作为一部专著，在内容和论析上均有较广较深的表现。不仅如此，后来陈先生更以极大的学术热忱，在古稀之年开始将原书扩充为四册本的《中国天文学史》[7]的巨著，共一百七十万字。可以说，在个人对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中，该著当最为全面，学术水准和价值亦相当高。此外，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自然科学史家席泽宗在中国古代天文领域同样颇有建树，亦发表出版了很多论著，其中《古新星新表》[8]，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共90次新星和超新星的爆发记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随着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发展，该文日益显示其重大意义。[9]
其他如薄树人、张培瑜、陈久金、陈美东等前辈学者，对古代天文的科学研究均十分丰富和精到，均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如薄树人关于中国古代恒星的研究，以及与席泽宗合作的关于中日朝三国古代新星记录的研究，均是举世瞩目的重大学术成果，为国际学术届广泛引用，不仅对天文史研究而且对现代天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培瑜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天象历法资料，对先秦及秦汉初历法进行了复原研究，系统整理研究了汉以降历代历法的推步方法和精度，并利用先秦至唐有关日食资料分析研究早期地球自转速度变化，取得较好结果，享誉国际天文史学界。陈久金著述等身，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星象、星占等天文现象有着多种著作进行精深研究，而且更是对诸如藏族、彝族、回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天文学史研究颇广颇深。陈美东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历法研究，堪称当代中国传统历法史研究第一人，其著《古历新探》[10]对各代历法的解析、计算和结论，获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在此需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天文学史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想编著一套“中国天文学史大系”，至2007年开始陆续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套“大系”，按王绶管院士在其“总序”中所说，是“纯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审视古代天文学”，从而既体现了其科学视角，亦体现了“天文科学”研究模式的巨大市场和价值。该“大系”共有十卷本，其中《中国古代历法》（2007）即由张培瑜、陈美东、薄树人、胡铁珠著述；《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2007）由陈美东著述；《中国古代天文学家》（2008）、《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2009）均由陈久金著述。[11]可以说，“大系”是迄今为止中国天文学史著作中部头最大的一部，其深度和广度有许多均超过以往的相关作品，可谓代表了目前中国天文学史科学研究的最全面领域和最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天文考古学”在学界对中国古代天文的科学研究中逐渐兴起。[12]如冯时的《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13]，就是较为出色的结合天文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该著作从“天文与星占”、“观象授时”、“仰则观象于天”、“星象考源”、“宇宙模式”、“太极八卦”几个栏目进行了天文考古。后来，作者在该著基础上，更是推出了一本称为《中国天文考古学》[14]的宏著。该著以考古发掘资料、古代器物和古文献为基础，系统探讨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天文考古问题，揭示了古代先民在天文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阐释了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及天文学起源与文明起源的相互关系，可以说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的体系。此外，陆思贤、李迪合著的《天文考古通论》[15]，亦是一本力作。全书除绪论外共有十六章，充分利用考古文物文献，对濮阳蚌塑天象图、盖天说宇宙模型、先民立竿测影、远古对中央天区的观察、八角星纹图案、日月星辰图纹、风云雷雨图纹、殷墟卜辞中的天象历法、楚帛书星图、考古发现的天文图、简帛天文历法资料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大为推动了天文考古。
国外对中国古代之天的科学意义研究，当以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李约瑟博士为突出代表。李约瑟为中国学人普遍熟悉和如雷贯耳，归功于其多卷本的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名“SCIENCE AND CIVILIZATIONINCHINA”）。该著的天文学部分涉及中国天文术语与文献解读、中国古人的宇宙概念、天极与赤道特征、二十八宿的起源与发展、恒星的命名与编表及制图、各种天文仪器的发展、历法天文学与行星天文学、各种天象记录、耶稣会传教士入华等多个方面，可谓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很多观点颇有见地。特别是引言和结语两部分，不仅揭示了中国天文学与西方特别是希腊天文学的差别所在，更是充分肯定了中国天文学的历史成就，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另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书名学者薮内清，他长期从事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著述丰富，在中国天文学史领域，可谓卓有成就，享有盛誉。[16]日本学者认为，薮内清的研究，为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及历法理论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可能。[17]
（二）“天文政治模式”
与前一科学模式不同，这一模式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探寻和研究中国古代天文的政治意义，或者说与政治的关系。当然，这里的“政治”当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狭义的政治因素外，还涵盖了“社会”因素或影响。[18]如果说天文科学模式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天文学的“内史”，那么天文政治模式则更多是着眼于中国天文学的“外史”研究。比如从内史看，一部中国天文学史，就是一部天文学成就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人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活动史；但从外史看，一部中国天文学史，则是一部政治社会史。
天文政治模式可谓是一种新兴的研究，严格说来，当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学界当首推著名的科技史学者江晓原教授。1991年11月，江先生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从王权政治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天文的著作《天学真原》[19]，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天文政治研究模式的初步基础。该著也是学界首次以“天学”这一概念来概括表达中国古代的天文之学，笔者本书所用“天学”正是受其深刻影响。在该著“前言”中，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已有研究存在“基石不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古代“天学”之性质和功能“未有实证的研究”，而“只有先验的假设”——即与现代天文学对自然的科学探索和改造一样。“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古代中国天学的性质与功能根本无法和现代天文学同日而语”，因此该著的目的即在于从性质和功能入手，作一次补上“外史”之“半块”基石的尝试，以期与“内史”那“半块”合成为“一整块”。该著共有六章，分别是“绪论”、“哲学基础：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天学与王权”、“历：它的性质、源流及文化功能”、“天学与传统文化之若干重要方面”、“起源问题与域外天学之影响”。作者从官史、经史子集、类书、数术专书等大量文献中搜取丰富的材料，进行了细致求索和逻辑认证，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天学的真实面貌，特别是揭示了其通天之学的性质以及服务王权政治的功能。该著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相当高的评价。[20]不仅如此，循着《天学真原》这种天文政治模式的开创性研究，事隔八年，江先生又推出了另一本力作《天学外史》[21]。可以说，《天学外史》是《天学真原》的姊妹篇，是《天学真原》主题的延伸和扩展。在该著绪论中，作者解读了“外史”的三重含义，即一是与“正史”相对；二是一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外天文学交流史；三是与科学史专业研究的“内史”相对，侧重于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影响以及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该著秉承《天学真原》之风格，对许多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新探索，提出了许多大胆而又言之有据的论点，如深入浅出地探讨了“古代中国什么人需要天学”、“古代中国什么人从事天学”、“官营天学：传统与例外”、“天象与天学秘籍”、“古代中国人的宇宙”、“古代天学之中外交流”、“近代西方天文学之东来”、“明清之际的东西碰撞”等“外史”问题。显然，这些问题也无一不是政治问题或与政治密切相关。可以说，《天学外史》的“加盟”，使得“天文政治模式”的研究平台基本搭建。[22]
关于天文政治模式的研究，另一位著名学者不得不提，即台湾清华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先生。这位以研究科技史闻名于世的历史学家，不知其原来的本行却曾是物理学和无线电天文学研究，而在1987年毅然转行后即开辟并踏出了一条宽广的科技史研究之路。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在笔者看来，黄先生同样是“天文政治模式”的奠基者，甚至可谓是首次运用这种模式的第一人。早在1990年，他就和张嘉凤合作发表了《天文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23]，这可以说是明确从政治层面研究中国古代天文的第一篇论文。[24]同一年，黄先生还发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25]。此后，黄先生的“天文政治模式”研究犹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如主要有《清前期对觜、参两宿先后次序的争执——社会天文学史之一个案研究》[26]、《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27]、《清初钦天监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权力起伏》[28]、《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29]、《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数的态度》[30]、《吴明炫与吴明烜——清初与西法相抗争的一对回回天文家兄弟？》[31]、《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存废的争执——社会天文学史个案研究》[32]、《从汤若望所编民历试析清初中欧文化的冲突与妥协》[33]、《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34]、《星占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以北魏后秦之柴壁战役为例》[35]、《从尹湾汉墓简牍看中国社会的择日传统》[36]、《嫁娶宜忌：选择术中的“亥不行嫁”与“阴阳不将”考辨》[37]等。这些研究均史料翔实，逻辑严密，论述充分，其天文政治性都十分鲜明。2004年，黄先生在大陆出版了一本书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38]，其十讲基本上是前述已发表论文略为删改的汇编，不过却是被黄先生冠以“社会天文学史”的名号。按黄先生之意，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天文与当时社会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政治或社会有其深厚影响，天文学有着浓厚的政治目的。[39]实际上，诚如笔者前述，因社会性不可避免地背负着政治性，因此这种“社会天文学”实有着强烈的政治意义，与江晓原提出的“政治天文学”[40]并无二致。此外，黄先生认为，社会天文学史“着重在外史的诉求”，此与江晓原的政治天文学史不谋而合，由此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某种程度上说，在江、黄二人的影响下，天文政治模式的研究群逐渐扩大，也出现了一些较高质量的成果。论著方面，如主要有郑志敏的《仰观俯察天人际：中国中古时期天文星占之历史研究》[41]、关增建的《日食观念与传统礼制》[42]、范家伟的《受禅与中兴：魏蜀正统之争与天象事验》[43]、石云里与吕凌峰的《礼制、传教与交食测验——清钦天监档案中的交食记录透视》[44]、董煜宇的《天文星占在北宋皇权政治中的作用》[45]、曾振宇与崔明德的《李淳风“军气占”考论》[46]、关瑜桢的《<左传>日食观念研究》[47]、余欣的《唐宋之际“五星占”的变迁：以敦煌文献所见辰星占辞为例》[48]等。学位论文方面，如主要有赵贞的《唐五代星占与帝王政治》[49]、韦兵的《星占历法与宋代政治文化》[50]、梅政清的《中国上古天文学之社会文化意涵》[51]、欧阳傲雪的《从马王堆星占简帛看战国星占术特色》[52]、焦海燕的《星占学与两汉文化研究》[53]、汤绍辉的《南北朝后期的星占学术》[54]等。
（三）“天文哲学模式”
此种模式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和高度对中国古代之“天”进行研究，或者说主要是从抽象的“天道”、“天理”、“天命”、“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概念出发，对古代之天做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探讨。当然，这样的哲学研究是建立在中国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平台上的，同时又大都以历史人物的“天论”思想为视点而展开。在这种研究中，具体的“天文”现象（“天象”）本身并非是讨论的重点，甚至根本就不入描述视野，它主要讨论的是古人在处理或面对“天”与“人”的关系时对“天”的根本看法和立场。因此，与前述科学模式存有极大反差，而与政治模式则虽在旨趣上有所交叉，但在进路和方式上亦有较大不同。
自民国以来，中国学界出现了很多极有学术分量的中国哲学史及思想史的著作，主要代表者如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葛兆光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等等。这些著作均程度不一地涉及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秦汉时期）的天人关系，也基本上均以传统的“天道”观等来梳理和解析，或者说以“天道”、“天理”、“阴阳”等哲学范畴对古人之“天”作思想观念上的分析。可以说，这些分析可谓奠定了对中国古代之天进行哲学研究的雄厚基础。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中国古人天道观的问题，郭沫若当是较早进行过专门系统研究的一个学者。早在1936年，郭沫若发表了一本题为《先秦天道观之进展》[55]的论著，该著以丰富的考古卜辞、金文以及传世文献，对先秦包括商周及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的天道观思想的发展变迁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分析，虽然其中有一些观点今天看来似为武断，但这种开创性的专题探讨值得肯定，对后来学界影响也很大。当然，上述这些研究由于立论于哲学的角度，其分析的抽象性也是不可避免，而着眼于具体“天文”的实证讨论几乎是付之阙如。
其他从哲学角度涉及古代“天”之探讨的著作还有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一是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56]。作者指出，中国哲学范畴系统分为“天道”与“人道”两大支系。可以说，这是国内较早或说首部对“天道”所含各哲学范畴如“天”、“五行”、“气”、“物”、“阴阳”、“道器”等进行全面而深入论述的一部力作，被称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的系统总结”[57]，在学界颇有盛誉。二是李杜的《中西哲学思想中的天道与上帝》[58]。该著分甲乙两部，甲部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帝与天道”，其主旨是从思想史的观点去疏论中国古代的天帝观与天道观及与它们相关联的诸观念，在跨度上是从诗、书所载相关周初的天帝观开始至战国末年荀子的天、道与天道观为止。此外李先生还著有《中国古代天道思想论》[59]，对周易、大学、中庸等天道思想进行了专题性深入论析。此两著对于认知中国古代之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三是傅佩荣的《儒道天论发微》[60]。该著从“周朝以前的宗教观”、“《诗经》《书经》中的天帝观”、“原始儒家的天论”、“原始道家的天论”四部分，探讨了先秦特别是儒道两家的天道观念，提出“主宰之天”、“造生之天”等五种性格来统摄先秦“天”的概念，它们递嬗转化、轻重组合，反映了先秦各家思想的特色与要旨。四是谢松龄的《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61]。可以说，这是一本从文化哲学角度入手，以阴阳五行学说来解析天人关系的杰出著作。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实为一种“意”生“象”、“象”生“言”的精神历程，其中“象”是核心是关键，而统摄“诸象”（包括天之象）的则是阴阳五行。书名虽言“导论”，但其史料之翔实、逻辑之严密，已将“天”的哲学面貌分析得十分细致和深入。五是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62]与《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63]。两著探讨重点虽在“宗教”，但此“宗教”并非道释等教义问题，而实指古人对“天”的信仰、沟通等事。前著除“巫觋”“卜筮”“祭祀”几章涉及天外，更专辟“天命”一章对殷商特别是西周的天命观进行了充分论析；后著则除设“星象”一章涉及天道外，还专辟“天道”一章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解析。可以说，此两著对于理解前诸子时期关于“天”的哲学观念具有标志性意义。六是李申的《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64]。窃以为，这是目前笔者所见相当不错的将古代之天的哲学面貌与自然科学结合而论的研究成果。该著按朝代顺序几乎均贯彻着对天的哲学分析，特别是对从先秦到汉魏的“天道观”、“天人感应”等进行了充分论述。七是吾淳的《中国哲学的起源》[65]也是此方面的力作，其第五、六、七编对天人、天命、天道观念的产生，以及天、神、道等概念的形成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外，还有张秋升的《天人纠葛与历史运演——西汉儒家历史观的现代诠释》[66]、陈江风的《天文与人文》[67]与《天人合一》[68]、冯禹的《天与人：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69]、刘希庆的《顺天而行：先秦秦汉人与自然关系专题研究》[70]等著作，均较好地对“天”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解析。[71]
[1] 分别是商务印书馆1933、 1934、1934、1934、1934、1935年版。
[2] 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3] 此外，朱文鑫还有许多遗著未曾出版，如《中国历法史》《明史天文志考证》《观象初步》《观天新语》《淮南天文训初注》《史之月食考》《管窥杂识》等。
[4] 诚如该著叶楚伧之序中说：“近时论者每谓国人乏科学思想。夫天文为最古之科学。唐虞之际，定四时，齐七政，盖已洞知纲要。周秦以降，迄于元明，制历者七八十家，观测积累而日精，立法推求而益密，以与西方九执万年各历相较，未见其绌也。所惜者占验之说，乱以禨祥，空疏之士，侈谈理气，晚近以来，天文一科，寖成绝业。而欧洲自第谷、刻白尔、牛顿以后，其旨日昌，理化生物之学，相随兴起。反观我国，乃似无科学之言者。……朱丈贡三，笃嗜斯学，负笈美洲，曾入彼国观象有年，归国后，以疏通经史天文历法为己任，二十年来，天算各著之行于世者多种，皆为专家所推崇，比又出所著天文考古录一卷。……今贡丈能于历代史志，提纲挈领，择其要而证明之，使承学之士，得晓然于我国天文历法进化之次第。其有助于近世天学者，良非浅鲜，实为不朽盛业，而国人缺乏科学思想之讥，亦可因而稍息矣。”
[5]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12月8日至11日，在朱文鑫的故乡江苏省昆山市锦溪镇隆重举行了“纪念天文学家朱文鑫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天文学会、昆山市人民政府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为表彰朱文鑫先生的天文业绩，会议全体成员一致建议为朱文鑫先生命名一颗小行星，以为永久的纪念。参会的论文后来集结出版。参见陈美东、陈凯歌主编：《朱文鑫——纪念中国现代天文学家诞辰120周年》，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
[6]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7] 按顺序分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2、1984、1989年版。
[8] 《天文学报》1955年第2期。
[9] 1965年，席泽宗与薄树人合作，又发表了续作《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对《古新星新表》作了进一步修订，又补充了朝鲜和日本的有关史料，制成了一份更为完善的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编年记录表；国际天文学界最著名杂志之一《天空与望远镜》上刊载的评论认为，可能所有发表在《天文学报》上最著名的两篇论文，就是席泽宗在1955年和1965年关于中国超新星记录的文章；而在美国天文学家斯特鲁维（O. Struve）等人那本名著《二十世纪天文学》中，只提到一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就是《古新星新表》。参见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254页。
[10]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1] 此外，《中国古代星占学》（2007年版）由卢央著述；《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2008年版）由吴守贤、全和钧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2008年版）由杜升云、崔振华、苗永宽、肖耐园主编；《中国古代天文机构与天文教育》（2008年版）由陈晓中、张淑莉著述；《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与应用》（2009年版）由庄威凤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辞典》（2009年版）由徐振韬主编。
[12] 天文考古学是一门兼跨考古学和天文学的新兴边缘科学，起源于欧美，英文原称只是将这两个学科的名称简单缀合而作Astro-Archaeology或Archaeoastronomy，译为天文考古学或考古天文学。“天文考古学”的概念首次明确由美国著名天文学家霍金斯在1965年出版的关于古代人类如何利用巨石阵进行天文观测的长篇论著中提出。在中国，首次使用“天文考古”一词的是朱文鑫，即他于1933年出版的《天文考古录》，但因其仅是利用传世文献的天文学史研究，与霍金斯首倡的“天文考古学”本义大相径庭。中国天文考古学开始于20世纪初对秦汉日晷及殷代历法等的研究，自60年代中期由于夏鼐等人的研究进入形成期，至80年代末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则有了长足进步，而自90年代则步入了成熟期。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当然，亦有学者认为，“天文考古学”与“考古天文学”严格说来有明显区别，前者是将天文学作为研究方法和手段研究考古学，而后者是通过考古方法和手段研究历史上的天文学，但又认为，某些情况下两者的界线并不十分明显，很难区分。参见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3]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15] 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考古文物通论丛书”。
[16] 在天文学方面，主要代表著作有：《隋唐历法史的研究》（三省堂1944年版）；《汉书律历志的研究》（与能田忠亮合作，全国书屋1947年版）；《中国的天文历法》（平凡社1969年版）等。
[17] 参见〔日〕川原秀城：《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胡宝华译，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7期。
[18] 诚如亚里斯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一个生存和行走于“社会”的人，不可避免地会背负着“政治”因素，这在极权社会尤其如此。
[19]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值得注意的是，该著初版后，1995年、2004年、2007年又各有新版，目前为止最新最好的版本当为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本书其后所引证或参考均为2011年版。
[20] 如中国当代科学史界泰斗、已故席泽宗院士在台湾《中国科学史通讯》1993年第6期上发表评价：“司马迁作《史记》，说是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现在这本《天学真原》才真正是‘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作者运用和分析资料的能力，尤其令人叹服；由分析资料所得的结论，又是独具慧眼，自成一家言。……一改过去的考证分析方法，使人耳目一新。出版之后，引发出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并波及其他学科领域。”著名学者潘鼐曾专著文《评<天学真原>》（《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其中说：“书中的议论，引证详尽，持论严谨，从质疑到异议，有许多精辟的见地和独到的解析。所得结论，不独立脚稳定，又往往在学术是有价值的创见，令读者耳目一新，很有利于开拓天文历法史的新研究。”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台湾师大洪万生教授甚至称《天学真原》一书“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参见台湾地区《科学史通讯》1992年第11期“淡江大学中国科技史研究课程一览表”。
[21]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 江先生因用力甚勤，著述丰厚，还发表出版了其他很多此类相关论著，如《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天人之际》（与钮卫星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历史上的星占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地位独尊的古代天学》（与钮卫星、卢仙文合作，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天学史》（与钮卫星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星占学类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等。
[23] 《清华学报》1990年第2期。
[24] 按黄先生自己的话说，他于1989年起就开始揭举“社会天文学史”的大旗，从“荧惑守心”等特殊天象出发，开始进行一系列奠基的个案研究。参见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这就是说，按笔者的说法，黄先生1989年即开始了“天文政治模式”的研究了。
[25] 吴嘉丽、叶鸿洒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台北银禾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版。
[26] 杨翠华、黄一农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1年版。
[27] 《清华学报》1991年第2期。
[28] 《新史学》1991年第2期。
[29]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30] 美国《九州岛学刊》1991年第3期。
[31] 《大陆杂志》1992年第4期。
[32]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3] 《清华学报》1996年第2期。
[34] 《汉学研究》1996年第2期。
[35]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
[37] 刘增贵编：《法制与礼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版。
[38]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9] 参见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
[40] 参见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41] 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42]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2期。
[43]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6期。
[44]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6期。
[45]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
[46] 《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47]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第6期。
[48] 《史林》2011年第5期。
[49] 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50] 四川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51] 台湾地区成功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52] 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53] 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54] 上海复旦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55]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5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7] 参见孙铭：《中国哲学范畴发展的系统总结——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载《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
[58]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
[59] 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60] 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初版，中华书局2010年新版。
[61] 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62] 三联书店1996年版。
[63] 三联书店2002年版。
[64]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5]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6] 齐鲁书社2003年版。
[6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68] 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69] 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70] 齐鲁书社2009年版。
[71]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众多的专著外，学界尚有大量论文从哲学角度对古代之“天”进行了论析，比如：金晟焕的《阴阳五行说与中国古代天命观的演变》（《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陈赟的《自发的秩序与无为的政治——中国古代的天命意识与政治的正当性》（《中州学刊》2002年第6期）、林忠军的《试析郑玄易学天道观》（《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向世陵的《“性与天道”问题与宋明理学分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孙晓春的《两宋天理论政治哲学解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边家珍的《董仲舒与汉代天道信仰的重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晁福林的《从上博简<诗论>看文王“受命”及孔子的天道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成兆文的《王权与天道——释解老子与孔子的天道思想》与《释解天道——老子、孔子前的天道思想》（《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5期、2006年第3期）、郑淑媛的《先秦儒家天道观的演化及其特征》（《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张克锋等的《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和信仰》（《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郑杭生等的《天道左旋：社会运行的溯源与依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丁为祥的《命与天命：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4期）、姚才刚的《宋明理学中的天道性命之说及其伦理价值》（《伦理学研究》2009年第5期）、吾淳的《春秋末年以前的宗教天命观与自然天道观》（《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4期）、张欢的《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和反叛》（《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9期）、万光军的《孟墨天命观比较》（《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刘刚的《“天命”与“天道”：东周“天人”观的嬗变与分化》（《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4期）、乔清举的《论儒家自然哲学的天道时序观及其生态意义》（《周易研究》2011年第5期）、石磊的《礼以顺天：<礼记>中的天道思想述论》（《暨南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1期）、任剑涛的《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章启群的《“天人”如何“合一”——用思想史的逻辑推演》（《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郝海燕的《儒家的“天人合一”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许春华的《天人合道——老子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6期），等等。其中尚值得注意的是，对孔子、司马迁等的天道观，特别是他们是否相信天命、鬼神之类，学界存在较多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