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求古与求是

《汉学师承记》确立惠栋在清代汉学中的开创者地位，不仅与惠氏本身抱负相配，也与清学发展的事实相符。然而，以惠栋提倡的汉学通贯清代经学演进的大流，则更多是江藩的主观执拗，旨在应对部分乾嘉学人对于惠氏汉学的负面反响。

《汉学师承记》收录黄宗羲、顾炎武，并说明道：“黎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³⁸⁾江藩承认，黄宗羲、顾炎武皆以理学为本，而非以汉学立学，即一定程度承认“汉学”与“师承”名实不符。

清季皮锡瑞述清代经学历史，即有鉴于江藩书，称：“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真乃卓识，可视为江藩书的注语。皮氏进而推论道：

如江氏说，国初诸儒无一真知灼见者矣，岂独黄、顾二公！《师承记》首列阎若璩，江氏必以阎为真知灼见；案阎氏之功任考定古文之伪，而其《疏证》信蔡《传》臆造之事实，邵子意推之年代；其说《诗》，以王柏《诗疑》为然，谓《郑》、《卫》为可删；乃误沿宋学，显背汉儒者。江刻于黄、顾而宽于阎，是并阎氏之书未之考也。当时如胡渭《易图明辨》，能辟《图》、《书》之谬，而《洪范》并攻汉儒。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能驳宋以申毛，而经说间谈佛教。万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礼》，多信宋而疑汉。⁽³⁹⁾

照皮氏所论，江藩书中的“汉学家”，大体都不能以汉学限之，这与龚自珍之议旨趣相通，也就是说，汉学一词，很难容纳当时取向各异的经学。

皮锡瑞之论，可谓《汉学师承记》中显见的“名实不符”。对于顾、黄、阎、胡诸人，江藩尚可以汉学的前导渊源解释，今人亦多如此安置。至于被江藩安置于汉学继起地位的戴震一系，虽已被后人视作汉学的一大宗，却与惠氏汉学旨趣大异。对于这一点，江藩应是心知肚明。

皮锡瑞驳江藩安置阎若璩等入汉学不符名义，而对于江藩尊惠、戴为并世汉学大家则表示认同。皮氏称：“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⁴⁰⁾此说大体是晚清学人之共识，尤其是之后又经章太炎、梁启超等好讲清学史诸大家的推扩，后人多将此说申为汉学师承的吴、皖两系，成为清学史的一大常识。大体上说，今人对此论调，一般即上溯至江藩的“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之论。⁽⁴¹⁾然若加以深究，这甚至比将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列入“汉学”更为不妥，因为戴震等人从主观上即要与惠栋汉学相区分，甚至予以批驳。这一事实却因为奉惠、戴为汉学二大师的流行而被多数人所忽视。

诚如江藩所说，“乾隆中叶以后，惠氏之学大行”。⁽⁴²⁾与同时人的观察大体一致，“近之学者，多知崇尚汉学”。⁽⁴³⁾然而正如凌廷堪所言，其中以跟风之人为多。⁽⁴⁴⁾二期引起一些学人主动辨析、区分甚至批评，戴震即是其中旗帜。

乾隆以降，惠、戴齐名于士林，为一代儒宗。王鸣盛“交天下士，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⁴⁵⁾并于当代名儒中“断推两先生”。⁽⁴⁶⁾稍后，焦循论乾隆以来经学，称：“吴有惠氏之学”，“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⁴⁷⁾其时“海内考据家无不称惠、戴”。⁽⁴⁸⁾戴、惠亦深有渊源，洪榜记，戴震“于乾隆乙亥岁北上京师，见惠于扬州，一见订交”。⁽⁴⁹⁾钱穆则称戴、惠订交，是促使戴学一变之要因。⁽⁵⁰⁾然而，戴震却有心与惠学立异。

洪榜《戴先生行状》引王鸣盛语论惠、戴学，称：“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⁵¹⁾此说原出自戴氏之口。王鸣盛曾问戴震：“子之学于定宇何如？”戴震明白答道：“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⁵²⁾

戴震主动与惠学相区分，不仅寓有学术见解的歧异，似亦隐有高下之判。乾隆二十四年，即惠栋去世之明年，戴氏为王昶郑学斋作记，称当时学人说经能进于汉，进于郑玄，由数人为先倡，王昶为其一。时人有言“宋儒兴而汉注亡”，戴震甚不谓然。以为时人废弃“汉学”，乃缘于“自制艺选士以来，用宋儒之说，犹之奉新《经》而废《注》《疏》也”。并非宋儒排弃汉学，甚至“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戴震更强调“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以为“不见圣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诸前古圣贤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⁵³⁾如此之郑学，实亦戴震对于学问之见识。即经六书、九数、制度、名物，求通圣人名词，进知心意，并能反求诸己，体会与圣人同然之心，以成己成德。是即“求是”。此“是”，并非一言一语之的解，乃是能化学问本心于一体。求是之学，自然已超越汉宋之别。

乾隆三十年，戴震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与前引《郑学斋记》意趣相通。戴氏对于“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的分别，颇为反感，以为“《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进而指出：“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纠正其弊，需“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并以此印证惠栋治经之路径，乃“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此文对于误解惠栋治经规矩，泥于汉经师故训、典章制度而不进求圣人理义的后学乃一箴砭。同时，也是借论惠学而自明心志。诸如“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的表述，不仅揭示治学进阶的路径，亦明治学需反求诸己以得“我心之所同然”，与《郑学斋记》文意相通。戴震明言“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⁵⁴⁾毫无树立某某学之意，亦表明与惠栋树汉学立场之异。

戴氏文义，隐然见其褒贬。其引时人“宋儒兴而汉注亡”“有汉儒经学，宋儒经学”而加以否定，进而阐释治学理念。被戴氏所斥之论，惠栋实为大宗。卢见曾撰《经义考序》，称：“《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没，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语意极近惠栋两汉经学传七十子之大义，而与宋儒旨趣大异之论。惠栋对卢序表示赞成，并评点道：

汉人传经有家法，当时备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故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后人拨弃汉学，薄训诂而不为，即《尔雅》亦不尽信。其说经也，往往多凭私臆，经学由兹而晦。篇中“义理胜而家法亡”一语，道破前人之陋，为之称快。⁽⁵⁵⁾

惠栋独标“汉学”，即从义理胜而家法亡之《易》学入手，以恢复汉学古注为本，发挥背后的微言大义，其论学逻辑之一，即宋儒理义与汉儒古注不同，应予区分。戴震撰《郑学斋记》后一年，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前五年（乾隆二十五年），致函任大椿道：“震向病同学者多株守古人。”⁽⁵⁶⁾求古与株守古人虽有不同，其间分寸全凭学人拿捏得当，高下实在一线之隔。惠栋当在戴震所指学人之列。

与惠、戴同时的学人文士，对于戴震自觉以求是、求古与惠氏学分高下之举，不无认识。

王鸣盛与惠、戴皆相交不浅，其听闻戴震求是与求古之论后，大致听出内中高下之判，即为惠栋抱不平，谓戴“虽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也”。⁽⁵⁷⁾“舍古无是”，可谓惠栋恢复“汉学”的立脚根本。王鸣盛私淑惠栋，曾赠诗惠栋云：“空谷斯人在，归山独下帷。穷经惟复古，守道不干时。洞拟题三诏，诗应续五噫。我来因听讲，长与白云期。”⁽⁵⁸⁾既表仰慕，亦坚求古之意。王氏读书论学，颇本惠栋，“尝言汉人说经，必守家法，亦云师法，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宋元丰以新经义取士而汉学殆绝。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诗》、《三礼》及《公羊传》犹是汉人家法，它经注则出于魏晋人，未为醇备。故所撰《尚书后案》，专宗郑康成，郑注亡逸者，采马、王补之。《孔传》虽伪，其训诂犹有传授，非尽乡壁虚造，间亦取焉。经营二十余年，自谓存古之功，与惠氏《周易述》相埒”。⁽⁵⁹⁾王氏《蛾术编》，对于戴震则“多所辩驳”。⁽⁶⁰⁾章太炎《说林》称王鸣盛“为《蛾术编》，亦㗐㗐詈休宁”。王鸣盛的辩驳，出于论学见解之异，亦不无替惠栋回击之意，故章太炎下“同门相党”之论。⁽⁶¹⁾清季，袁昶谓惠栋治《易》《尚书》，“宜非戴所敢望”，而戴于惠所著《禘说》《明堂大道录》“有夏鼎商彝不适于用之诮”，戴“又自谓释经、修词冶为一炉，与墨守笺疏体裁之经生异意”。⁽⁶²⁾王、袁之论，虽为驳义，却可疏证戴震对于惠栋学说的态度。

惠栋之后，戴震之学大为流行。道光年间，刊刻王鸣盛《蛾术编》的编者说：“近时谈考据者，前以顾亭林、后以戴东原两先生为最，学有根柢，言皆确实。”并对王鸣盛在《蛾术编》中指摘戴震学说而回护惠栋，极表不满，甚至将相关内容删去，颇失就学论学、存学术异见之度。⁽⁶³⁾但也侧面说明当时惠氏汉学相比于戴震学说渐趋弱势，已无之前的影响力。正如章太炎所述：“惠栋殁，吴材衰，学者皆拥树戴氏为大师，而固不执汉学。其识度深浅，亦人人殊异。”⁽⁶⁴⁾又谓：“自兹以降，学者虽同名汉师义法，然皆假其训诂度制还以相攻，若所谓以矛刺盾者是也。凡治学者，皆大匠然，材朴自彼，而规矩尺度自我，故自东原以后者，与定宇之学殊科，而实超踊其上。”⁽⁶⁵⁾王国维亦谓：“至乾嘉之间，而国朝学术与东汉比隆矣，然其中之巨子，亦悟其说之庞杂破碎，无当于学，遂出汉学固有之范围外，而取宋学之途径。”⁽⁶⁶⁾

江藩对戴震欲驾“汉学”而上之的体会，应不会弱于王鸣盛、袁昶等人。而江氏最初的感受，或直接来自戴震对江氏业师余萧客的批评。

《汉学师承记》余萧客传文，记录余氏诸多事迹，其中涉及修撰《畿辅水利志》一事，与戴震弟子段玉裁所记迥异，极见意思。

段玉裁所撰《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条：

是年，应直隶总督方恪敏公之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未成。会恪敏薨，接任者前大学士杨公廷璋不能礼敬，先生辞之入都。己丑春，谓玉裁曰：“吾固乐此不疲，惜未能竟。闻后莅事者，请余君仲林萧客为之，恐其才力不足。予书经水、支水先后延接，皆按地望地脉，次第不可稍移，恐仲林不能耳。”⁽⁶⁷⁾

若按段说，是戴震首创此书，余萧客继其后，而戴震对余萧客的学力才识是否能堪其续，颇表怀疑。

江藩在余萧客传中则说：直隶总督方恪敏观承，闻其师之名，延至保定，修《畿辅水利志》（《直隶河渠书》异名）。当时名儒如“朱学士笥河先生、纪文达公昀、胡文恪公高望”皆与其师为论学友，“咸谓其学在深宁、亭林之间”，甚为推重。之后，“因目疾复作，举歙戴震以代”。⁽⁶⁸⁾此说与段玉裁之说迥异。其一，余萧客非继戴震者，而是相反；其二，余萧客之学识，甚受当世学林看重，而非才力不逮。两说谁是谁非姑且不论，⁽⁶⁹⁾江藩此传晚于段玉裁的《东原先生年谱》，其论断又迥异于前，应不无反驳段玉裁所记戴震说之意。虽然修书者的先后秩序是段玉裁所著年谱错误，对余萧客学识的看法，学林看重却只能质疑戴震立论不公，当然也有暗示段玉裁故意的可能。

江藩随即述及戴震对余氏名著《古经解钩沉》的批驳，“当日戴震谓是书‘有钩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钩者’”。江藩对此品论道：“然沉而未钩，诚如震言，若曰钩而未沉，则震之妄言也。”⁽⁷⁰⁾此文颇寓“春秋笔法”，而“妄言”之语，在以“史述”为形式的著作中显然极为突兀，尤见江藩之意。

值得注意的是，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即秉承惠栋恢复古学的旨趣而来。王鸣盛论此书即言：“学莫贵乎有本，而功莫大乎存古。吾尝持此以求之今世之士，而厪厪乎得余子焉。”⁽⁷¹⁾所谓“沉而未钩”，指未完全将古义钩出，自然难免，所以江藩说“诚如震言”；“钩而未沉”，指虽存古，而未能见其中义理，大体即是“泥古”之意，这对以追述惠栋之学的江藩来说，实在令他难以接受。

江藩的“春秋笔法”亦体现在其他传言中。《汉学师承记》“汪中传”记汪氏之论谓：“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亭林始阐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氏也；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⁷²⁾“钱大昕传”又谓：“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⁷³⁾抬升钱大昕至郑玄的地位，而认为戴震“不及贾、服”。事实上，此说当渊源于与江藩最为交好的汪中。乾隆四十一年，汪中致信刘台拱谓：“前造嘉定，与钱先生语弥日。其人博学无方，而衷于至当，其高出戴君不止十等，诚一代之儒宗也。”⁽⁷⁴⁾必须注意的是，判定戴震高下迥异的两说皆出自汪中，一为公开明说，一是私下论定。深知此事的江藩两引之，当见其中意思。

因此，在《汉学师承记》的描述中，不论是“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还是“如王光禄鸣盛、钱少詹大昕、戴编修震、王侍郎兰泉先生，皆执经问难，以师礼事之”，⁽⁷⁵⁾都旨在显示惠氏乃汉学宗师，戴震为其后劲的位序，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维护惠栋汉学学统之意，乃至章太炎称江藩《汉学师承记》与“戴君鉏铻”。⁽⁷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