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易学与汉学发端

《汉学师承记》树起了汉学旗帜，又以汉学为线索勾勒清代经学的师承脉络，故要领会江藩撰述此书的旨趣，揣摩其对于汉学的认识，便应从其论述逻辑的起点入手，首先是疏证汉学发端这一最为吃紧的问题。

《汉学师承记》开章明义道：

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⁶⁾

显然以三惠之学，为清代汉学的发端。不过，在正文论及三惠之学时，江藩落实于惠栋一人，称其：

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传其略于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⁷⁾

这一论述，鲜明扼要，自然引起学人注意。只是，江藩强调断绝千有五百余年的汉学，至此一朝复旦，实与惠栋的《易》学密不可分。内中意味深远，却鲜少有人能够充分论及，抉发其底蕴。而不了解此意，实无法真正认识江藩所接受的汉学理念。⁽⁸⁾

一般来说，学人多倾向于将汉学对等于汉儒之学或治汉儒之学。刘师培在清末论及汉学之名义，便注意到：“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⁹⁾此论甚为通达，可破拘泥之见，但他仍以此笼统之说书写近代汉学之变迁，而不能从近代学术变迁中见汉学名义的真相。显示时人对于汉学一词的认识，已经相当笼统含糊。不过，亦有学人尝试对此有所分辨。章太炎即称：“汉学之名，本起明时七子，特以文辞异宋，假为斯号。”⁽¹⁰⁾此说提示刨根问底的路径，但说法与实情有异。

事实上，惠栋本人即已称引汉学之名。惠栋在《易汉学》自序中，引宋人赵师秀诗句：“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¹¹⁾本应采自王应麟《困学纪闻》的记载，⁽¹²⁾与原诗用字略有不同。赵诗原名《秋夜偶成》，⁽¹³⁾为“非汉学”而非“无汉学”，一字之差，语意略变。

赵师秀诗可称宋时治《易》流派实录。与其大致同时的刘克庄，曾为《季父易稿》作序，说：“《易》学有二，数也，理也。汉儒如京房、费直诸人，皆含章句而谈阴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然其弊流而为玄虚矣。”⁽¹⁴⁾跋《恕斋读易诗》又说：“京房、严君平辈以《易》为占书，郑司农区区训诂不离汉学，至王弼始一扫凡陋，以理求《易》，当时美其吐金声于中朝，后人称寻微之功，必曰辅嗣。”⁽¹⁵⁾可作赵师秀诗句的注脚。

显然，宋人的《易》学流派分类，一重象数，一重理喻，重数一派，即是汉学。王弼以理治《易》，大为风行，“一扫汉学”，“一扫凡陋”，对应之学即是汉学。但汉学并未因此而消失（“无”），刘克庄即说：“本朝数学有华山陈氏、河南邵氏。”只是“今邵氏之书虽存，通者极少”。⁽¹⁶⁾元人袁桷亦称：“易学以辞象变占为主，得失可稽也。王辅嗣出，一切理喻，汉学几于绝熄。宋邵子、朱子震始申言之，后八百余年而始兴者也。”⁽¹⁷⁾显然，宋元以来，仍有儒者发明《易》汉学，其中就包括邵雍等宋代名儒。

由此可见，汉学的本义，实限定于易学之象数一派，而非汉儒之学的简称。此意一直延续至明末清初。

毛奇龄撰写《推易始末》，内中涉及明瞿塘来氏“卦综图”，称：

来氏名知德，蜀人，作《易注》，稍宗汉学。世之不闻汉学者，争以为异，颇称之。但不讲卦变，窃取卦之反对者名之为综，其不反对者名之为错，以为《彖传》所云刚来柔进，皆从两卦上下错综而得之，遂改卦变为卦综，然仍多不合。盖推《易》倒《易》，截然两事，而欲强溷而一之，宜其舛也。来氏举嘉靖乡试，以易学荐授翰林院待诏，予同馆生。有编之入《明史·儒林传》者。夫只得汉学十分之一，而世竞传之且至如此，然则汉学可少耶。⁽¹⁸⁾

来氏所讲汉学，即是上承宋元儒者，旨趣相近。而从毛氏之语意，可见汉学在当时不无流行。

毛奇龄本人，亦是讲汉学的一大后劲。《推易始末》强调：“王弼后起，尽扫诸前儒所说，而更以清谈，以为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弥缝多阙，不如尽己之为快。而嗣此失学之徒，便于饰陋，悉屏绝汉学，专宗弼说，而于是辞象变占，四不存一，方体位数，十亡八九矣。……延及赵宋，则仅晓王学，而不识汉学。”故有意发挥《易》汉学，称：“《推易折衷图》，此则予之折衷于诸儒者也。推易之说，虽发自仲氏，而诸儒实先启之。西京以后，六季以前，必有早为是说者。而汉学中衰，遂致沦没，兹从列代论变一线相沿者，稍参订之，以求合于仲氏之旨。第学荒识浅，诸所未备，实赖后之多学者并论辨焉。”⁽¹⁹⁾四库馆臣与国史撰修官称，毛氏“言《易》，发明荀、虞、干、侯诸家旁通卦、卦变、卦综之法，是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²⁰⁾亦将汉学落实于易学，并突显毛奇龄的地位作用。可以说，自宋迄明末清初，汉学一脉始终绵延不绝，其本义即在治《易》之一家。

惠栋大张汉学旗帜，同样以《易》为根本，渊源于此，而不局限于此，其用心与抱负高远，绝异于前人。

从表相看，惠栋突破前人有两个地方。

其一，直接标明汉学，树立旗帜。惠栋搜集考订汉《易》，著有《易汉学》一书，集合了孟喜、虞翻、京房、荀爽诸家绪论。该书原名《汉易考》，后直接标名为汉学。⁽²¹⁾但其实与前人的取径、理念有异。《易汉学》卷八“辨先天後天”条，明辨宋元人列于《易》汉学之“数”学大家邵雍承袭异学，称：“邵氏之学，本之庐山老浮图。见谢上蔡《传易堂记序》。”⁽²²⁾又称毛奇龄《仲氏易》“非汉非宋”，是“思而不学者也”⁽²³⁾；《推易始末》则“不足观”。⁽²⁴⁾

其二，扩张汉学名义的范围。惠栋《易汉学》自序说：“《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校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²⁵⁾故惠栋亦有论著，旨在恢复两汉《春秋》《尚书》等专门之学。民国学人潘景郑收藏惠栋《古文春秋左传稿本》，根据潘氏跋文，此书为惠栋“手采贾、服旧注，不自立说”，“卷端初题曰《春秋左氏传集注》，后改题曰《古文春秋左传汉学》，复涂乙‘汉学’二字”。⁽²⁶⁾

而其用心，更为深远。惠栋《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称其通过搜集汉儒解《易》之旧注古说，反复研求，“恍然悟洁静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乃知师法家传，渊源有自”。并且强调：“此则栋独知之契，用敢献之左右者也。”⁽²⁷⁾惠栋此言，透露汉人解《易经》之旨，乃解别经之管钥，大可玩味。

所谓“栋独知之契”，可见抱负之大，也确有实指。惠栋《易例》“元亨利贞大义”条称：“《易》道晦蚀且二千年矣。‘元亨利贞’乃二篇之纲领，魏晋以后，注《易》者皆不得其解。”究其原因：“后之学者征创异说，讳言《坎》《离》，于是造皮肤之语以释圣经，微言既绝，大义尤乖。殊不知圣人赞化育，以天地万物为《坎》《离》，何嫌何疑，而讳言之乎？”之所以惠栋本人可以独得其契，乃缘于：“东汉之《易》犹存，荀、虞之说具在，用申师法，以明大义，以溯微言。二千年绝学庶几未坠，其在兹乎！其在兹乎！”⁽²⁸⁾

必须注意的是，惠栋实际上将东汉以下包括程、朱一脉的注解，排斥在得圣人微言大义的正宗之外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韩愈以来尤其是朱熹的道统论：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再传以得孟氏……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惜乎！……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²⁹⁾

朱熹之意，其《中庸章句》实从大义进于微言，得圣人之传。此虽为朱熹论道统之一面，而实为一大代表。

惠栋明显借用朱熹之论，却又有意序写与朱熹不一样的“道”之传授统系。朱熹道统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论断，即孟子之后不得其传，要扫除汉唐注疏之正统，以立理学之正宗。惠栋破朱熹之说，谓孟子之后汉人仍传其说，到王弼乱《易》，一扫汉学，才复中断。而至清代，惠栋“恍然悟洁静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³⁰⁾又称，《中庸》“此仲尼微言也，子思传其家学，著为此书，非明《易》不能通此书也”。⁽³¹⁾解开朱熹所谓承道学之传的《中庸》微言大义秘密的钥匙，正在《易》汉学。此举大有入室操戈之意。借朱熹以来的道统论，而又拔本塞源，重立传承的体系，明确大义微言之所系。

故惠栋号召汉学，不仅恢复两汉专门之学而已，而是以此为根基，进而阐明大义微言，与程、朱之学决胜。故而惠栋敢于豪言“二千年绝学庶几未坠”，“此则栋独知之契”。所以《周易述》不仅述而已，更有《易微言》与《易大义》，以证“七十子之徒所传之大义，与宋儒旨趣不同”。⁽³²⁾

惠栋解释宋儒不得其传的原因，在于被王弼所欺。惠栋《说文》笔记解“壬”谓：“位北方也。阴极阳生，故《易》曰龙战于野，战者接也。训战为接，真古训也。王弼谓与阳战而伤，朱子谓两败俱伤。乱经者弼，而朱子从之也。阴阳消息何伤之有。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其是之谓乎。”⁽³³⁾因此，七十子丧而所乖之大义，自然不在与其旨趣大异的宋儒，而在能明汉《易》微言的惠氏一家，因此得失传二千年之绝学。这便是惠栋立汉学的用心与抱负。这与其说是汉学，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理学。惠栋一直强调：“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³⁴⁾此与顾炎武“古之经学即理学”意趣相当接近，即藏理学于经学之中。

江藩作为惠栋的再传弟子，治学颇宗惠栋汉学，亦有赓续之意，对惠氏汉学当能体会。

惠栋最具用心之书在《周易述》，但其“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传二篇”。江藩不仅将其书补成，并加以疏证，自署“门人江藩集注并疏”。凌廷堪序《周易述补》，称“读其所补十五卦，引证精博，羽翼惠氏”。⁽³⁵⁾江藩尤其能领会惠栋以《易》汉学发挥七十子微言的深意，他说：“惠松崖征君《周易述》三十八卷，内阙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传，其《易大义》三卷，目录云《中庸》二卷，《礼运》一卷，阙。”所缺之《易大义》，应配前引惠栋“《中庸》、《礼运》纯是《易》理”的阐释。嘉庆二十三年，江藩得惠栋《中庸注》江声抄本，随即指出此非误传之《易大义》，“盖征君先作此注，其后欲著《易大义》以推广其说，当时著于录而实无是书。……是注虽征君少作，然七十子之微言，亦具在是矣”。颇能探知惠栋的论学心路。江藩深知此注的紧要，“昔年欲补此三卷，于《中庸》之旨，略通其谊，至于《礼运》，则反复求之而不能明也”。与惠栋之学稍有一间。故其感慨“今行年六十矣，垂老气尽，学业无成，弗克继先师之绪言”。⁽³⁶⁾极能体现赓续惠栋汉学之意。

江藩除《汉学师承记》外，还有姊妹篇《宋学渊源记》。其中江氏批评“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之风，认为与惠栋汉学的主张相悖，是出自对于惠栋学术真髓的理解。该书由达三撰序，交代相关旨趣，其言道：“自宋儒‘道统’之说起，谓二程心传直接邹鲁，从此心性、事功分为二道，儒林、道学判为两途；而汉儒之传经，唐儒之卫道，均不啻糟粕视之矣。殊不思洛、闽心学源本《六经》，若非汉、唐诸儒授受相传，宋儒亦何由而心悟！”⁽³⁷⁾一定程度上质疑程、朱心传直接孔、孟之道，欲正面确立汉儒传经的地位，与江藩所秉承的惠栋汉学理念不远。

因此，深入惠栋汉学，方知《汉学师承记》所述汉学的本义，才可亲切体味《汉学师承记》将惠栋置于汉学发端之意。如此，“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之论，方可加于惠栋之上而无突兀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