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文化自觉与文化育人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全球的学者都在对新时代文明与文化发展的规律、样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焦点在于：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在冲突、融合中如何保持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并不断发扬光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的文化发展趋势又是怎样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已不再是世界冲突的本源，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世界冲突，世界上“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6)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理论范式，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吉登斯认为，他生活的这个世界处在晚期的现代性之下，它与先前的世界有着很大不同，是一个充满世俗文化风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焦虑的情感变得越来越突出，自我认同被创造并不断重组，以抗拒日常生活变化的经验以及现代制度的细碎化倾向。(7)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从而产生的“意义失落”与“自由失落”的异化现象，导致人类丧失了自主与反省的能力。总而言之，西方学者在把握时代发展的特点与探讨新时期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时，提出了一些颇有见解的观点与思想，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分析问题的立场的局限，均存在一定的缺陷。

中国的学者站在纵向历史传统与横向世界格局的交汇点上，提出了与西方学者有较大差异的观点和见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学者费孝通从人类学与民族学角度提出的“文化自觉”观点。他指出：“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8)正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和”的见解：孔子曰“和而不同”，“和”是指多样性的统一。庄子曰“天和”，说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中庸》主张“中和”，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9)在文化自觉的视野下，面向未来的大学文化育人应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0)的理性境界。

作者认同这样的大学文化自觉的理论，即“大学的文化自觉是指一所大学对文化在发展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大学的文化自觉是大学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是对大学发展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大学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11)

大学文化自觉，就是既要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坚守合理内核，又要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还要引导、反思、批判社会，让大学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家园、国家文化的高地和社会道德的灯塔。

文化既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真正的大国，最终的较量表现在文化上。政治上的决定力、经济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威慑力、制度上的被信赖与文化上的被向往，这五大要素的集合，才能造就大国与强国。因此，欲强其国，必强其文化；欲强其文化，必强其教育。在这一方面，大学义不容辞。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国大学的类型结构日益多样化。从总体上来看，办学条件更加优化、硬件设施不断完善，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如过分满足市场需要、一味追求市场化与产业化，工具理性高扬、价值理性衰微，导致了大学精神文化的衰落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降低，引发社会的诸多不满和诟病。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学校忽略了文化建设。大学文化是大学进步发展的核心影响力量。《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大学要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文化自觉视角下的大学文化育人，有利于深化对大学本质、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大学文化的探索，有利于深化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深化对大学发展理念的认识，有利于营造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环境，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大学自身建设与促进大学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