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孙光荣“中和”思想与临证经验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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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承庭训,名师授受

孙老出身于书香门第,“为善最乐,读书便佳”这两句话是孙老父亲在世时多年使用的大门联。孙老幼承庭训,一是儒学,二是医学。家教极其严格,传承极其正统。从小就接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志向教育,5岁启蒙时,就聆听父亲以曾国藩家书为蓝本的训导:“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做医生首先要有菩萨心肠,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先立德,而后才可出则为良相,入则为良医”。孙老父亲遗留的家训是“俭以养廉,勤以补拙,躬以持身,恕以待人。”孙老的父亲和母亲一生为人谦和、善良、勤俭,父母的以身作则也使孙老耳濡目染,无形之中受到了良好教育。家庭的传统教育为孙老立下了为人的规矩、处世的准则。

孙老同时又是出身于中医世家,是孙氏家传中医第九代传人,启蒙老师是其父亲——名老中医孙佛生。孙老的父亲孙佛生,人称“佛老”,是著名中医,通文、史、哲,精研天文地理,擅长诗词歌赋、书法、音律。其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广泛好评和爱戴。佛老行医,崇尚“丹溪学派”,几乎均以“大熟地”为处方之首药。孙老自5岁开始就在其父亲的指导下背诵中医四小经典《药性赋》《医学三字经》《濒湖脉诀》《汤头歌诀》等。10岁时,孙光荣正式拜其父为师,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至1966年佛老去世前,孙老在父亲的指导下,已完成了对《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医方集解》的记诵学习,并研习针灸学,基本掌握了常见病的针灸与推拿技术。严格的家传教育,使孙老有了坚实的“童子功”,给之后的中医学习和临床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是至为关键。

孙老在拜父亲为师,举行拜师仪式时,父亲告诫,虽然医术的修养在今后,但医德的修养却必须在今天就迈开第一步。从此,要怀仁人之心行医,以慈悲之心行医,不能私收病人的钱物。那时候虽然懵懂,但孙老还是按照父亲的要求立誓了,从那时到现在,孙老从没有收过病人的红包和礼物,因不私收病人礼是“家规”和“铁律”。孙老不仅拒收病人礼物,还对许多病人关怀倍加。如2012年的一天,一位母亲带着不到10岁患有抑郁症的女儿从南京乘火车赶来找孙老诊治。她们到门诊时已经快十点了,因为要从车站往门诊赶,所以二人还没吃早饭。进诊室的时候,小女孩对后面的母亲喊道:“快点,快点,我还没吃饭呢,快饿死了。”孙老听闻后,和蔼地问小女孩想吃什么。小女孩说她就想吃泡面。孙老马上给自己的司机打电话,要他买两桶泡面和两个鸡蛋送到门诊,并亲自为小女孩泡面,待她吃完后再看病。在一旁的母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声道谢。

然人生多艰,世事多变,命运并没有赐予孙老一帆风顺。1958年高中毕业时,家境的贫寒无情地击碎了他的大学梦。先是为家庭生计而任教,几年后又被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4年,孙老被吸收为湖南省浏阳县柏嘉公社医院医师,即“赤脚医生”。柏嘉公社领导指定柏嘉公社医院易中林院长带教。在6个月的强化培训中,他跟随易中林院长走村串户,虚心求教,迅速掌握了常用的西医知识与技能。

1978年,为了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卫生部决定在全国开展选拔中医师的统一考试。1979年秋,孙老报名参加湖南省的选拔考试,结果以全县第二名成绩录取(第一名因有严重残障而被淘汰,他就顺序成为第一名上报)。经过严格面试,李聪甫老教授亲自挑选和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政工科审核,上报省卫生厅批准,孙老被录取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分配到理论研究室。1980年3月5日,孙老正式担任李聪甫李老的助手兼徒弟,并兼任理论研究室学术秘书。从此,由文献理论研究到临床研究,孙老师承李老七年半,真传授受,师徒情深。

李聪甫,1905年生,湖北省黄梅县人,著名湖湘流派中医学家,研究员。1925年始独立开业行医,长于内、妇、儿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原湖南省立中医医院院长、原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原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原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被聘为原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被选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名誉会长、顾问组长等职。李老长期致力于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工作,崇尚“东垣学派”,多年从事脾胃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潜心于《内经》和《脾胃论》的研究,提倡“形神学说为指导、脾胃学说为枢纽”的整体论,并结合临床,确立了“益脾胃、和脏腑、通经络、行气血、保津液,以至平衡阴阳”的治疗大法,独开当代脾胃学派之先声。李老临床,精于辨证,重视脾胃,药少量小。常对当时年轻的孙老讲,中药药量要尽可能小,不仅减轻病人负担,而且节省药材资源。孙老曾说,在跟李老之前,他的药量都比较大。师从李老之后,曾因此挨过李老的训。在李老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孙老处方的药量逐渐变小,如黄芪一般用10~12g,用15g已经算是重用了。虽然药量不大,但临床疗效依然卓著。通过跟随李聪甫老先生临证,并研习东垣之学,孙老深有所得,并加以发展。这体现在孙老临证时十分重视对中焦脾胃的调治,辨证、立法、处方、用药均注重胃气的情况,以胃气为本;体现在诊脉、望色时评估胃气的状态;体现在用药力求平和,常告诫我们要细细体会“王道无近功”的含义,临床用药忌用“霸道”,不可滥伐无过,要谨遵“宁可再剂,不可过剂”的原则,勿伤胃气;体现在创立乌贼骨、西砂仁、鸡内金三联药组以激发、恢复胃气。孙老使用补中益气汤时,用其法而不泥其药,升提以生黄芪为主,很少与柴胡、升麻同用以竟其功。

孙老在协助李老整理医案,临床应诊,开展科研的工作中,尊师从命,善悟师意,忠其师长,承师之所长,发师之所无。只要是李老有新思想、新见解,孙老师都能即时系统整理,集腋成裘,笔至文成,不分昼夜,其效甚速。期间,连续发表论文28篇,出版专著5部。在李老指导下,孙老具体承担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科研课题——“《中藏经》整理研究”工作,总结了《中藏经》脏腑八纲辨证,探究了《中藏经》断生死、判顺逆的规律以及处方用药特点,有史以来首次揭开了《中藏经》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