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本书试图勾画20世纪前50年美国所发生的某些重大变革。

任何人，只要选择这样一个主题，就会有一幅巨大的画布摆放在他的面前，有许许多多的图景可以画上去。你可以仿照老式历史教科书的样子，集中描绘美国的政治嬗变，从麦金莱到杜鲁门。你可以凸显美国1900年在外交事务上的立场与半个世纪之后我们颇为吃力地扮演的那种笨重角色之间的差异。你可以集中描绘美国的艺术、音乐、文学或文化，或者索性把这些全都囊括其中；或着眼于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所取得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或聚焦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你可以专注于清教主义的式微，家庭纽带的松懈，父母权威的衰减，离婚率的上升，女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所获得的解放。你可以主要处理美国人关于人性和神性的思想所发生的变化，组织化宗教在声望上的长期衰落，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导致我们生活其中的那种忧惧交加的心境，以及在一个充满令人绝望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上对内心安宁的热切探寻。

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美国人生活的品格和质量由于某种原因所发生的改变，你可能会把这一原因称为我们经济制度的民主化，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向民主目的所作的调整；集中于工业和商业活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结合一连串五花八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力量，是如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标准，随之而改变的，还有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以及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

我选择这后一种主题作为本书的核心主题，因为，在我看来，它是重中之重。毕竟，这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故事。而且，我的这一选择还有另一个理由：我相信，我试图描写的这些变革，迄今为止尚没有得到非常广泛的理解。

国外没有理解这些变革，这一点已经被再三证明。比方说，当维辛斯基、葛罗米柯或马里克严厉指责美国，说到“华尔街门下走狗”时，他们所指责的其实是1900年的美国（虽说有点言过其实），而不是今天的美国。如果说，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在欧洲很多非共产主义者当中留下了一些印象的话，那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很多欧洲人所接受的关于美国的观念早就过时了，还因为他们（以及其他欧洲人）都知道商业和商人在美国的重要性，于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今天跟一两代人之前并无二致，而且行为也跟欧洲的商业和商人并无不同。普通欧洲人内心挥之不去的对美国的想象，令人悲哀地与今天真实的美国风马牛不相及。

而且，不仅如此，美国商业制度及美国人生活中所发生的变革甚至也不被国内大多数人所理解。我们自己的观念往往也严重过时，尤其是当我们参与争论的时候。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决定代表“自由企业”说几句话，你突然意识到，他心目中“自由企业”的形象，看上去更像是旧时的乡村小店，而不是他实际上管理的那个分散各地、互相协调的庞大机构。劳工领袖为了鼓励先锋并袭扰来自背后的敌人，决定公开向管理层和股东发难，指责他们“贪图利润”，唤醒那些“身陷困境的工人”，他还从抽屉里扯出了一张陈旧不堪的蜡纸，那多半是1920年左右刻写的。我们所有人，当我们听到诸如“美国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短语时，我们心目中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我们儿时成长于其中的那个美国的某些方面。我们的岁数越大，我们内心的这幅精神图景也就越发阴差阳错，不知今夕是何年。因此，勾画一下自这些幻象形成以来所发生的某些变革，或许是有益的吧。

我打算讲的这个故事，其中有一些深重的阴影。有些阴影今天依然黑暗。这故事显然不是一个抵达天堂的故事。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我们是否已经学会了如何避免经济灾难，更别说是军事灾难了。然而大体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我们至少能从回忆中得到一丝满足，回想起有些人一直留恋的美好往昔其实并不那么美好；回想起我们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尽管有悲观主义者的悲叹哀鸣；回想起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尽管国际的天空上乌云翻滚，风雨欲来。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1952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