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情定普陀山

蒋鼎文出任浙东警备司令兼宁波公安局长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办了不少让蒋介石满意的事情之外，最大的人生收获便是获取了他终身的爱情之果。

在这之前，蒋鼎文曾有一桩原配婚姻，结婚的时间约在他赴广州之前，即在杭从军的一段时间，原配妻子为距盘山不远的屠家坞村人，姓周，为周春荣的小女儿，比蒋鼎文大3岁，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出生，育有2个女儿，但周氏在1926年12月病故。

另外一桩婚姻，如果从《宗谱》的记载上看，有点类似侧室，即蒋鼎文承继给当地一户蒋姓人家，由要求承继的人家，名义上为蒋鼎文讨娶一门媳妇，为其生子，然不承担法律责任。所娶之女为吴姓，比蒋鼎文小10岁，是江苏常州吴志良的长女，蒋鼎文为所承继的人家生下一子一女，儿子取名尚洁，排行风字辈。究系何种原因导致这桩婚姻已不可考，但这种有实无婚的风俗却符合当时习惯。

前一桩婚姻，结发妻子已逝；后一桩婚姻纯粹是为同宗增添后嗣、传宗接代，或像“典子”行为，无法律上的义务。

所以，蒋鼎文30岁之前的婚姻似乎并非两情相悦，即或已成为一个军人，还得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得囿于社会习俗结婚生子，故而找一个称心女子成了他人生的一个目标。

一次偶然的机会，终使蒋鼎文找到才貌双全的新式女性。

蒋鼎文在宁波期间，为约束部队纪律，也为保卫蒋介石的安全，随时听从调遣，他把部队驻扎在靠近奉化溪口方向的市郊。公安局长一职事多且烦，他就把这一职务交由长期跟随他的警卫团副团长张炯（剑吾）担任，自己带着副官主任朱平之到处巡防，同时与在浙的黄埔系军官把盏叙旧，给他们吹风打气，说蒋总司令一定会很快东山再起，官复原职。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天高云淡，风平浪静。蒋鼎文按照巡防安排，带着副团长张炯、副官主任朱平之和其他随员乘轮船前往舟山，普陀山也是他们这次巡防重点，因为其时的舟山亦属浙东警备司令部管辖范围。

普陀山位于东海偏北部，是舟山1000多个岛屿中的一个小岛，像一条苍龙漂卧海上，面积逾13平方公里，与沈家门隔海相望，为观世音菩萨道场，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与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普陀山上寺庙众多，以慧济寺、法雨寺、普济寺最为壮观；濒临海滩的千步沙、潮音洞等风景点引人入胜；山上供奉庄严的观音菩萨，谓是教化众生的道场。由于其神圣、神秘、神奇，自古以来就是旅客慕名向往之地，一到春秋两季，游客信众纷至沓来。

那日蒋鼎文所乘轮船开出不久，蒋鼎文即与随员在船舷观看海面景致。刚过邻舱，适见室门开启，走出一位20多岁的姑娘来。这女子体态匀称，衣饰入时，容貌气质优雅有度。那姑娘见一位气度不凡的军官专神地盯着她，霎时脸红，便低下头退入客舱。跟随这位姑娘的还有一个活泼顽皮、约六七岁的男孩，见到一位威风凛凛的军官在看着他们，并不觉得害怕，反而十分好奇，在那女子退入舱中后，又跑过来和蒋鼎文玩耍。蒋鼎文见那女子不但生得可爱，还在举手投足间显出知书达理风范，心中顿时萌动。于是让随行人员拿些糖果给小孩吃，询问小孩那女子是谁，始获知这女子是小孩的小姑姑。于是蒋鼎文便想方设法与那女子相识，知道她名叫蔡文援，上海人，她这次是随母亲携小侄前往普陀山进香的。

到达普陀山，蔡文援与其母住宿在普济寺的客房中。作为堂堂司令的蒋鼎文则有意地租下他们隔壁的客房，热心地陪着他们在寺内、山上各处游玩，并运用他的历史知识为他们讲解。同时买了玩具零食，送给小孩，彼此很快熟识。蒋鼎文叫来副官主任朱平之，略述他对蔡文援渴慕之意，请他代为牵线。朱平之察言观色，早知司令对蔡小姐有心，见其郑重吩咐，满口应允，于是寻机到蔡文援房中拜访她的母亲。朱对蔡母说：“我们司令，太太病死多年，尚未续弦，如果老太太肯将小姐与我们司令联姻，将来前程远大无比。”

姻缘这个东西有时还真不得不信。蔡文援系出上海名门，父亲蔡文清为商界要人。蔡文援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子学院，中外兼修，容貌才识均过于常人，也许眼界过高，一时竟找不到如意郎君。这一年不知不觉间跨入了25岁门槛，此次随母专程从上海赴普陀山烧香，就是为祈求美满婚姻而来。

蔡母见蒋鼎文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身为浙东警备司令，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兼之蒋鼎文放下身段，处处照应他们，颇有好感。蔡母心想，如能找到一个当军官的女婿，家庭、小女也好有个依靠照应，于是心中已然有谱。

蔡母随之询问女儿。蔡文援见过不少男生，总是高不成，低不就，如今与蒋鼎文几次接触下来，真是“郎有情，妾有意”，内心也认定这位敦实的青年军人即是她要找之人，于是含羞向母亲表示，女儿终身大事请母亲定夺便是。

作为母亲，何尝不知女儿所想，但又担心蒋鼎文见色起意，谎骗成亲，如若女儿过去做小受苦，到时悔之晚矣。便对朱平之说：“如要与我们女儿订婚，须在佛前发誓，确系前妻已故，作为正室结婚，聘礼一切要按照上海风俗进行。”朱平之听到老太太应允，喜滋滋回到客房禀告蒋鼎文。

蒋鼎文闻言大喜过望，没想到事情如此顺利。对于蔡母所提条件满口应允，立即派人买来红烛，请来蔡母，执未来女婿之礼，并在佛前盟誓。随后又按照上海习俗，准备丰厚聘礼送致蔡母。

1929年1月28日，蒋鼎文与蔡文援在海州（今属江苏连云港市）举行结婚仪式。其时蒋鼎文任整编后的第九师师长，部队驻扎海州。结婚仪式隆重简朴。从此，蔡文援一直与蒋鼎文风雨同行，伴着他遍行各处，直至一同奔赴台湾，偕老终身。

蔡文援女士确是个有胆有识的人，蒋鼎文军事生涯跌宕起伏，特别是西安事变，蒋鼎文由陕返宁，进而又由宁入陕，蔡坚持要陪同丈夫同入虎穴，后经宋美龄、宋霭龄两姐妹劝解，才罢同行之议。蒋鼎文给家乡捐办盘山小学，许多事情包括开学典礼都由蔡文援女士操持。由于蔡文援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蒋鼎文每与外国人交往应酬，均由蔡代作翻译。1947年1月，蒋鼎文携妻将雏赴欧美考察游历10余月，蔡文援更是如鱼得水，尽展自己的外文学识。出国归来，又与蒋鼎文共同撰写考察报告，递交蒋介石作治国参考。

蔡文援相教持家，贤声在外，多为友人所称道。蒋鼎文病逝后，她在台湾、美国两地居住。1994年11月病逝于美国，但遗骨运回台湾，与蒋鼎文合葬。

六、蒋介石亲授锦囊妙计

蒋介石离开上海抵浙40天后，于1927年9月23日再返上海，在赴日之前，蒋介石要作一些调度安排。蒋鼎文旋即遵嘱从宁波赶到上海，住在上海一品香大旅馆。适逢廖仲恺先生夫人何香凝也下榻于此，于是蒋鼎文过去执师母之礼。何香凝女士告诉蒋鼎文：蒋中正先生等一下要来，你可过来一同见过。

未几，蒋介石戴礼帽，架墨镜，着一袭长衫，以一副绅士派头来到一品香旅馆。蒋鼎文也在那里等候。蒋介石与何香凝略事寒暄后便说：“铭三，我向廖夫人请个安，等下，我再到你房间聊几句。”蒋鼎文知道他们有事情要谈，便识趣地退回自己的房间。

蒋与何香凝谈话时间并不长，就来到蒋鼎文住处。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铭三，我正要找你，你现在的位置要动一下。”对此，蒋鼎文已有思想准备，因为此前何应钦让他出任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是蒋介石不同意，并告诉蒋鼎文他另有打算。

蒋介石说：“我们商议了，让何敬之去当浙江省的主席。但这有一个前提，即要让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位置，而且我建议由你去接任第一师师长，敬之、德邻和健生他们都是同意的。”

由蒋鼎文出任非常时期的第一师师长是蒋介石的知人善任，也是任得其所。蒋鼎文履历完整，在组建黄埔军校党军时，他任第一师前身的教导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副团长；其后又调任黄埔军校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北伐中期又让他组建出任总司令部直属的伤兵团少将团长；旋又被蒋介石调至他下野栖身之处，出任浙东警备司令；在多个岗位上得到过锻炼，且在蒋的起家部队中交叉任过职务。

蒋鼎文忙表示：“感谢总司令的信任，我不会辜负您的栽培。”

“我赴日本后，你到宁波去安排一下，何敬之会找你谈的。你是革命多年的同志，又是第一师的老兵，你也知道黄埔精锐全在第一师，对于你的带兵能力，我不担心。但现在的革命环境险恶极了，你千万要小心谨慎。对于有些所谓的命令，要开动脑筋想一想，万不得已的时候，第一师的部队只准向南开，不许向北边移动调防。”

对于当时混沌的时局，错综复杂的态势，蒋鼎文虽然有些明白，但绝没有想到蒋总司令会说出这样直白的话来。

“现在北边是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很有些战斗力的张宗昌。如果一师开到北边去，一师战斗力固然强，但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把我们的第一师合围消灭。如果我们向南走，可以与陈铭枢会合，这样力量就大了。所以你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你必须保护好黄埔军校的精华，并能够发展壮大，我们是要东山再起的。”

直到此时，蒋鼎文才彻底明白蒋介石不让他当第二十六军副军长的良苦用心，也在此时，蒋鼎文感到，蒋总司令又把一副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上。

末了，蒋介石又对蒋鼎文叮嘱：“我去日本之后，我们随时保持联系。我们之间联系可通过一民（朱绍良）转达。但当联系不上时，你要凭自己的政治嗅觉、军事知识，作出准确的判断，万不可鲁莽行事。”

9月28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及张群由上海乘“上海丸”邮轮驶往日本，蒋鼎文及其他黄埔系将领赶往码头送行。随即蒋鼎文返回宁波。

未过几日，何应钦找蒋鼎文谈话，说是蒋总司令推举他担任第一师师长，并即刻赴任。10月下旬，国民政府正式发文，任命蒋鼎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蒋介石为何如此期望殷殷，拳拳嘱托，蒋鼎文还是有所了解的。

前文已述，蒋介石未下野之前，在浙江宁绍地区安顿着10个补充团，团长几乎都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有关麟征、冯圣法、刘保定、李园等，蒋介石又令从国外购买进一批新式武器，枪械弹药存放在蒋鼎文浙东警备司令部所能控制的仓库之内；同时，蒋鼎文在宁波设立招待所，接待招纳宁汉分裂以后从各地、主要是武汉过来的黄埔军校学生，对他们施以政治和军事训练，人数达千余人。这批人员的给养，经蒋鼎文向浙江省政府“武力”索取以后，解了一时之急，可终不是长远之计，相反却引起了由李、白所操纵的南京政府的严重关注和反感。南京政府下令，要何应钦负责解散10个补充团和聚集在宁波的黄埔军校学生，何遵从李、白指令，下达解散命令。蒋介石获悉后极度愤怒，痛骂何应钦愚蠢无知，软弱无能，误他蓄积人才的大事，并怒斥当时黄埔同学会负责人，你们为什么不号召补充团加以抗拒，万不得已上山当土匪都可以，怎么也要把力量保持下来。

这一行动，还仅仅是李、白要分散黄埔系力量的前奏曲，紧接着，李、白以中央军委会的名义让何应钦下令，将驻在京、沪、杭一带由黄埔师生带领的军队，主要是第一军，一律开往江北驻防，名义是防堵孙传芳军队再次渡江反攻，而所遗京、沪、杭一带的防地则交由广西部队接防。蒋介石得悉此事，认为李、白这样做是要置他的黄埔系部队于死地，如不加以有力抵制，有被分而歼之的危险。于是蒋介石立即密电在杭州的黄埔同学会负责人曾扩情，迅速通知团长以上的黄埔同学到上海朱绍良家中开会，以便商讨应对之策。

宋希濂时为黄埔同学会交通股长，曾扩情把这一秘密任务交给宋办理，并作了交代，此事不能让何应钦知道，也不能用电报、电话通知到会者，必须面告。宋希濂星夜在沪杭、京沪两线上奔波忙碌，几乎每到一个大站，宋希濂都要下去通告。

朱绍良和何应钦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九期同学，并在贵州王文华部共事过，在那时，两人就不大融洽。1927年，朱绍良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下野后，朱也随之辞职，到上海闲住。

应急会很快召开，黄埔同学到会的有胡宗南、楼景樾、黄杰、李延年、李默庵、关麟征、冯圣法、丁炳权、陈武、王敬久等，20多个人挤在朱绍良家会客室，满满一堂。会议由朱绍良主持，众人纷纷发言，会上胡宗南发言较多，主要意思是：

1．校长的英明，在国内无出其右者，现虽暂时下野，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来收拾时局，我们军校同学带领的队伍绝不能脱离他的领导。

2．李（宗仁）、白（崇禧）阴险，敬公（何应钦）忠厚，不易对付他们，容易上他们的当，补充团的撤销使我们的力量受了很大损失。

3．李、白要我们开过江去，而把京沪杭一带交广西部队接防，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很明显吗？就是要我们去和孙传芳、张宗昌等北洋军阀拼打，而他们却截住我们的后路，想借以消灭我们，至少也可扼住我们，这是很危险的。

4．江浙地区富庶，我们要向北进，必须有江浙地区物资的支援，必须要有巩固的后方，而现在却要由他们来控制，等于使我们没有后方了，这是多么危险呀！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绝不能听之任之，一味服从现在南京政府的所谓命令调遣。最后会议作出决定，拒绝李宗仁、白崇禧与何应钦的移军江北的命令，如再强迫，各部要联合起来应对，并采取必要的行动。

这次会议的成果是，李宗仁、白崇禧的目的与何应钦的命令未能实现和落实，而且何应钦在黄埔系中的威信大大下降。意思明摆着，作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正在崛起的黄埔系军事力量，只能服从、听命于蒋介石校长的领导和调遣。其他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包括何应钦，没有蒋介石的旨意，是不能指挥这支部队的。

然这种“拒绝”总是暂时的、私下的，公开抗命总是不行的。蒋介石知道李、白既有此图，这计不成，还会酝酿出另外计策，尤其他不在位时，加强军队控制，特别是掌控第一师这个主力部队的师长就显得尤为重要，所调配人选既要有资历，又要有战功，还要跟李、白、何可直接对话，甚至有时还要作些策略的抗辩，而且这种抗辩又要让对方能够接受。

蒋鼎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第一师师长之职的。第一师是在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二团主干基础上，于1925年4月组建而成的。首任师长为何应钦，其后钱大钧、王柏龄、王俊、薛岳相继任过师长或代理师长，但任职时间均较短暂。蒋鼎文任职前的师长为邓振铨，邓振铨系云南楚雄人，贵州讲武堂毕业，他是1927年4月份出任一师师长的，到职不久即因病告假，至8月中旬由副师长胡宗南代行师长之职。胡宗南当然是蒋介石信得过的将领，然在其时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担任一师师长之职，无论从资历或战功上不足以服众，尚需时局磨练。

对于这段史实，李宗仁的回忆可作侧面印证：“唯自蒋总司令下野之后，第一军各师均无斗志。闻蒋临去时，曾暗示各师‘保存实力’，并将第一军大部调往沪杭路一带。今番宁沪吃紧，白崇禧严令各师赴援之时，据说沪杭路上第一军各师、团长曾开秘密会议，讨论是否服从白参谋长的命令。会中曾小有辩论，所幸其中多数人深明大义，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定服从指挥，向龙潭进兵（此实为蒋总司令嫉妒白崇禧的又一原因，谁能指挥他的心腹军队，他就恨谁）”。

蒋鼎文是正式命令发布前到达一师工作的，军委会正式任命其为第一师师长是1927年10月26日，同时任命胡宗南为副师长，李铁军为政治部主任，第一团团长方日英、第二团团长李玉堂、第三团团长甘丽初。师长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其他师团一级均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清一色的黄埔系。

鉴于部队人员扩充，未几，南京军委会决定将第一军扩编为3个军。原第一军军长何应钦，除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外，不再担任军长，而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由刘峙出任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任第九军军长，钱大钧任第三十二军军长。刘峙的第一军除蒋鼎文的第一师外，所属还有第二师，师长为徐庭瑶，第二十二师，师长为涂思宗。

此时第一师驻扎在杭州地区，也即为蒋介石所希望的第一师宜向南移，而不能向北边动的地方。蒋介石为何一再告诫蒋鼎文，第一师部队向南边走可以与陈铭枢会合，还可保全革命力量呢？因为蒋介石对陈铭枢的信任是经过考验的。

陈铭枢，字真如，1889年出生，广东合浦人，粤中一代名将。早年在粤军任营长、团长职时，就与蒋介石相熟，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时，任第四军李济深部第十师师长，与张发奎师随大军北伐，屡建功勋。克复武昌后，陈铭枢兼任武汉卫戍司令，所在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升为军长。后一度遭唐生智所迫而辞职。在蒋介石的力召下，陈铭枢奔赴南京北伐军总司令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并主持部务，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宁汉对峙之初，武汉政府所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唐生智、张发奎和陈铭枢的部队。在武汉政权的联共反蒋斗争中，唐、张两人都服从武汉中央，唯有陈倾向蒋介石。陈铭枢曾说：“在反蒋浪潮中，我对蒋介石虽有不满之处，但一考虑到全局和前途，我就是不愿公开附和反蒋。此外，我对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也认为越轨过火。”

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也随之辞职出洋。陈铭枢的基本部队第十师虽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但不久即由蔡廷锴率领脱离起义部队，南下福州，重建十一军，陈铭枢得知后即由日本回国，重掌军队。

无论是在粤还是宁汉分裂之际，乃至如今蒋介石下野之时，陈铭枢都与蒋介石互相律动，可谓是同气相求。对于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时人也持有同样看法，包括像陈公博这样的高层人物，在他的《苦笑录》中是如此记述的：“陈真如（铭枢）是蒋先生拿得稳的”人物。

蒋鼎文与陈铭枢相熟亦已多年，他们在广东时一道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又在北伐之时共同攻克武昌城，击溃吴佩孚所部，可以说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如今这两位已是蒋介石阵线的得力大将。所以蒋介石嘱蒋鼎文在部队遇到危险时要向南边的陈铭枢靠拢，既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也知道“陈蒋”二人是能够患难与共、共谋应付复杂局面的。

七、甫任师长立奇功

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有了现实基础。国民党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商议后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最高执行机关，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1927年9月16日，由“特委会”决议，合并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选出国府委员46人，其中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兆铭等为常务委员，谭代理主席。军事委员会也随之改组，蒋中正、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何应钦、程潜、朱培德等当选。

原想乘蒋介石下野而操控中央大权的汪精卫，因不满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把持特委会和军事委员会，竟自南京重返武汉，单独组织武汉政治分会，汪精卫依恃唐生智庞大的武装与南京对抗。唐生智公开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和特别委员会，附和汪精卫，张发奎亦率第二方面军在广州响应，一时宁汉对立再度形成。

鉴于唐生智拥据两湖、安徽三省，已然坐大，且其剑锋直指南京。南京政府乃于10月中旬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部，由李宗仁任西征军总指挥。唐生智则与孙传芳密谋勾结，以图一路自东、一路自北攻取南京，得手后分享江山。

为此南京政府决定在西征唐生智的同时，亦一并北伐孙传芳、张宗昌，双管齐下，毕竟其功。何应钦被任命为第一路军总指挥，为北伐军主力。

其时孙、张所部把持淮河两岸、徐蚌一线，闻唐生智部已经行动，即调兵遣将，做好攻击南京军事准备。总指挥檄调各部，同时命令蒋鼎文的第一师，于11月3日从杭开拔，移驻南京，饮马长江。由于蒋介石赴日本之前告诫蒋鼎文，部队往北移动需与他联系。蒋鼎文在接到命令后，急忙请在上海的朱绍良向蒋介石转报，经蒋介石同意后，蒋鼎文的一师才移防南京，师部设在南京白下路的安徽中学内，主要职责是守卫南京。

孙传芳和张宗昌军部署于凤阳、临淮一线。孙传芳是山东泰安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是北洋军阀中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先前其主力部队经国民革命军的打击仓皇北退，然很快与奉系张作霖有了联合。张作霖特许他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并在凤阳、蚌埠、徐州一线与张宗昌军联手，共同对抗北伐军。张宗昌也是山东人，人称“三多将军”，即不知自己部队有多少兵，自己有多少姨太太，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张宗昌长期盘踞山东，又处处巴结张作霖，同时与孙传芳结拜为兄弟。孙、张久经战阵，为乱世枭雄，再加奉系供应不少铁甲车和重武器，原本不弱的战斗力又有了提升。

当时第一路军除蒋鼎文第一师、徐庭瑶第二师、涂思宗第二十二师外，还有卫立煌第十四师、陈继承师以及新编入的夏斗寅第十三师、贺耀祖第四十军等。

当何应钦的总指挥部推进到安徽明光之后，参战大军几乎都调到前线了。一时之间在凤阳、临淮线，第一路军和孙、张所部摆开了决一死战之阵势。

未几，何应钦命第一师再北移至滁县。滁县与南京相距40多公里，与南京仅一江之隔。蒋鼎文自思这与戍守南京几无二致，就没有再向蒋介石报告。

滁县（今滁州）为历史胜迹之地，城的西边为摩陀岭，山势险峻，林深幽密，相传东晋琅琊王避难于此改名“琅琊山”。唐宋文人韦应物、欧阳修、曾巩、苏轼等都曾来此游玩。山上的醉翁亭名闻遐迩，据说当时琅琊住持智仙和尚专门为欧阳修建造。欧阳修在朝为官，因得罪权贵被贬至滁县，智仙特为他建造了这个亭子。欧阳修常到此饮酒赋诗，浇散胸中块垒，并自号“醉翁”，一次酒后走笔，由此留下了传世名篇《醉翁亭记》。

蒋鼎文辗转于中国南方各地，亦游览过粤、桂、闽、浙不少名胜，但一直未履足长江以北。此次不期然来到滁县，欧阳修《醉翁亭记》顿时浮现脑海。部队一安顿，蒋鼎文便叫上胡宗南和师部参谋们上得琅琊山来。胡宗南是教师出身，蒋鼎文古文根底也深，两人交谈契合，尽管年龄仅相差一岁，但因资历关系，胡宗南还是口口声声以老师相称。

醉翁亭周围台榭古朴，别有意趣，亭东一卧石横陈，上刻“醉翁亭”三字；亭西有古梅一株，老态龙钟，传说为欧阳修手植；亭前小溪清澈见底，悠悠然不倦流出。蒋、胡两人戎马倥偬，难得清闲。如今忙里抽暇，见山间清风，江上碧波，声涛排铺，满目光艳，如此秀色，足以荡涤心智。两人在心旷神怡间，不知不觉来到了琅琊寺，一边察看古人所留手迹，一边与住持品茗纵谈今昔。正当兴致高涨之时，传令兵突然送来急电，蒋、胡两人相视苦笑，不说自明，急忙调头下山去了。

原来何应钦发来急电，限第一师时从滁县开拔，速速赶往明光。军令如山，不能拖延。这道命令使蒋鼎文绕室彷徨，如师次明光，又从滁县向北推进了100多华里，也就是与孙、张强敌又靠近了一步。如再将这一移防信息由上海朱绍良处中转蒋介石请示，已缓急难济。蒋鼎文感到只能由“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来自解了，乃不敢抗何应钦之军令，连夜率部赶到明光。

何应钦见到蒋鼎文后，急忙向他介绍战场态势，此次第一路军攻击孙、张联军，以顾祝同的第九军、贺耀祖的第四十军及夏斗寅的第十三师为左翼。左翼部队为这次作战主力，经过几天激战，竟为孙、张部队所败，一路撤退，现已撤至凤阳县东南90里之红心铺一线，在苦苦支撑；徐庭瑶所率第一军第二师为右翼，当时在临淮关有第二师李延年、陈琪两个团在阻击，苦守关隘而不退却。然若左翼再退，则李、陈两团就成孤军，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如此凤阳一失，则孙、张军将饿虎扑食，直逼南京，整个战局将急转直下，形势岌岌可危。

何应钦将战况介绍完毕后，即对蒋鼎文说：“铭三兄，现在战局非常危急，你必须率第一师快速支援凤阳。”

蒋鼎文听罢此语，默然有顷，心中矛盾交织。论眼下战况，何应钦尚未讲完，他就知道事情的严重。如率第一师倾巢出击，则完全违背了蒋介石对他的反复叮咛。现在，强大的顾祝同军和夏、贺之部都被孙、张联军打败，第一师在如此的情况下迎难北击、孤师突进，等于与强敌一决雌雄。如果战败，个人荣辱自不待说，更重要的是黄埔精锐灰飞烟灭，东山再起的资本也无从谈起。当蒋总司令回来后，我将以何面目去面对呢？

不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自行选择战场的权利。

平时，蒋鼎文是个急性子，何应钦则和缓而稳重，今天，两人的表现完全倒转。何应钦急于要蒋鼎文表态，可蒋鼎文还是作沉思状。何应钦见蒋鼎文这个向来爽快直率的人如此犹豫，误以为他怯敌所致，决定要用“重锤”敲敲这面“响鼓”。

“铭三兄，你犹豫什么？革命军可是有连坐法的。”

何应钦哪里知道此时蒋鼎文心中的矛盾和苦楚，蒋介石密授的机宜可是瞒着何应钦的。对此，即或连政治嗅觉灵敏的胡宗南也仅仅看出些端倪，终因事涉机密不敢多问。如果把蒋总司令的话和盘端给何应钦，无疑使何应钦难堪。把难题抛给对方向来不符合蒋鼎文的风格，他决定独自承担责任和后果。

“总指挥，我立即执行命令，率部直奔凤阳。”蒋鼎文恢复了往日的果断。

何应钦眉头舒展。

是晚晴空如洗，繁星满天，蒋鼎文在淮南丘陵上衔枚疾走，心中的波澜如淮河翻滚，奔腾反转，久久难以平息。此情此景，亦可算得上壮士扼腕出汉关了。

有一点蒋鼎文非常明白，这仗只许胜不许败，胜则尚可在总司令面前交待，败则后果不可设想。所以，他在马背上就开始筹划此仗的战术安排，针对张宗昌军此时正骄傲狂妄、目空一切，他决定采用兵法上“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作战原则，以麻痹敌方，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与副师长胡宗南交换了看法，胡表示完全赞同蒋的战术安排。

第一师的师部设在凤阳县城南门外的禅灯寺，蒋鼎文先以密集的炮火猛烈攻击凤阳县城，佯使敌军错觉要夺回凤阳县城。待攻击一阵后，蒋鼎文即把兵力梯次抽调，向左翼延伸至钻石山、长淮围一线；同时在右翼上又留下少数兵力佯攻，迷惑敌人。张宗昌部以为第一师的主攻方向在正面和左翼，完全不注意其他方向，殊不知，蒋鼎文虚晃一枪，亲率3个主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扑30余里外的蚌埠。这一长途奔袭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故而张宗昌部完全来不及调兵阻挡，未作过多抵抗，蚌埠城就被第一师轻易地夺取。张宗昌军的两个师长正在澡堂洗澡搓背，放松身心，没有来得及反应就赤身裸体被俘获，其狼狈之状传为笑谈。

蚌埠是敌军的司令部所在，蚌埠既下，津浦线被拦腰截断，张宗昌军如进，则前有阻击；如退，则早无后方，那些只能在铁道上行驶的铁甲车此时已无归路，昔日的重武器成了无路可逃、无计可施的“甲壳虫”，于是只得缴械投降，凤阳城顿时解围，全被蒋鼎文部占领。骄狂不可一世的张宗昌军四散逃窜，不少人都做了俘虏。除了俘虏以外，还有一个极大的收获是孙、张两军囤积在淮南的枪械弹药辎重全部被缴获，从而使第一路军的武器给养又得到补充增强。

刚任师长即打胜仗，且是在友军失利、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扭转危局，反败为胜，又是人财双胜，蒋鼎文自然乐不可支，但却不露声色。何应钦高兴异常，马上赏罚分明。

何应钦赶到蚌埠，对蒋鼎文说：“铭三兄，你可为党国立下了大功。”蒋鼎文连忙表示这是总司令指挥有方，全军将士合力用命所致。何所不知的是，直至此时，蒋鼎文还在琢磨如何向蒋介石汇报这场战斗呢。

何应钦告诉他，此次战斗，顾祝同所指挥的部队有失误，决定给予顾军长记大过处分；第二十二师师长涂思宗作战不力，按军法予以撤职处分。同时为嘉奖第一师的功勋，第二十二师师长的出缺由蒋鼎文师长推荐人选，报军委批准即可。

蒋鼎文思前想后，决定推荐胡宗南去出任。对于胡宗南，蒋鼎文评价很高，认为他能够吃苦耐劳，又有军政才干，是一个人才。蒋鼎文找胡宗南谈话时，胡宗南开始还有点不情愿，说不愿离开老师，在老师的领导下征战，能得到更多的教诲，自己的成长会快一点。蒋鼎文当然知道，胡宗南一方面说的是真心话，一方面也在顾忌二十二师这个刚从北伐收编过来的部队，其军纪军风和战斗力与精锐的第一师不可同日而语。

蒋鼎文对胡宗南说：“宗南啊！你的眼光应放得远一些，你留在我身边，固然可为我减轻压力，我何尝不这样想，但我要考虑你的前途。你要单飞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把一支无甚战斗力的部队带到强盛，才显示出你的本事来。”

胡宗南默默点头。

蒋鼎文又说：“为帮助你尽快开展工作，你从我们一师中带两个团长过去。”

胡宗南感激莫名，他知道军中最难求的是战将，兵可以找，将则须练。老师对他的关心提携真是不遗余力。

1927年11月底，胡宗南正式出任第二十二师师长，蒋鼎文把原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铁军，第一团副团长梁华盛配置到胡宗南师当两个团的团长。顿时，胡宗南在第二十二师的工作理清头绪，迅速展开。

国民党军队的建制，旅、纵队、军团、集团军、方面军、某路军等名称变化频繁，因时而设，但“师”一级建制非常稳固，师是军中的战略单位，具有独立的人事、装备、补给系统，在军中的“地位”非常之高，凡是能干的战将都是在正师长一级岗位上，打出战绩后再提拔上去。

蒋鼎文这一举荐为胡宗南的军政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胡宗南调至二十二师以后，蒋鼎文对第一师的配置也作了相应调整，组成如下：师长蒋鼎文，副师长甘丽初，参谋长萧恢权，政治部主任吴斌，第一团团长陈沛，第二团团长李玉堂，第三团团长李就（后改名李楚瀛）。其中陈沛是从师部参谋处长调至主力一团任团长的。又是清一色的黄埔师生。

蒋鼎文所提拔的这批人大多成为国民党的得力战将，其后几乎都为中将、上将，官至兵团司令和方面军司令。他们多年后还是慨叹：“老师对他们真是知遇之隆。”

蚌埠一下，攻克徐州就提上议事日程。此时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又与西线的冯玉祥军约定，两军合力会攻徐州。

徐州古称彭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原核心之枢纽。铁路开通后，徐州成了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交会处，更增加了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孙传芳、张宗昌长期浸淫于此，此番蚌埠惨败，更使他们意识到徐州是他们唯一可以凭借之雄关了。因而两军联合防守，守军达7万余人，由张宗昌坐镇亲自指挥，以抗击北伐军进攻。

攻取蚌埠后，何应钦的第一路军稍事休整，即图北取徐州之策。1927年12月初，蒋鼎文第一师准备向徐州市南郊挺进，新任二十二师师长胡宗南部也会同前往，顾祝同、贺耀祖、夏斗寅、卫立煌部等都渐次开拔。

何应钦总部仍驻明光，在那里作紧锣密鼓的攻城部署和兵力调配。

一桩偶然获得的情报改变了战役部署，也彻底打破了孙、张原准备偷袭北伐军的计划，形势发展之快连何应钦、蒋鼎文他们都没有想到。而这个“偶然”发现，正是由蒋鼎文的好友，也是他的小同乡何竞武所致。

何竞武，浙江诸暨枫桥花明泉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与蒋鼎文同龄。个子高大，说话豪气干云，许多人以为他是北方人士。北伐初期，即在何应钦东路军总司令部作战处任作战参谋。徐州大战前3天，何竞武与同事们在麻将围城，时近半夜，何竞武内急，到室外旷地小便，忽听见路旁一根电线发出“咝咝”的声音，他上前一看，并用手触碰了一下，竟是一根电话线，职业的敏感使他感到其中有文章，于是他马上拿来电话机，搭上电话线窃听起来。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他听到的正是张宗昌在对他手下重要将领徐源泉、张学成下达命令，部署对北伐军围而歼之的计划。

作为作战参谋，何竞武当然了解何应钦的大致作战布置。于是他不顾夜深，直奔何应钦寓所，向他紧急汇报军情。何应钦听完汇报后，迅速召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贺耀祖、卫立煌等高级将领会商，何竞武列席汇报。随之，第一路军根据所窃听到的情报调整作战计划，并将调整情况通报冯玉祥部。

原来张宗昌的作战计划比北伐军原所定进攻的时日要早一天；而且预定攻击的正是北伐军相对薄弱的部队，即集中兵力先消灭铁路正面北伐军的四十军贺耀祖所部，再围歼第一军主力。如果不是何竞武这一意外的发现，北伐军极有可能陷入被动，而且极有可能要吃败仗。得到这一情报后，第一路军相应作出针对性的调整，主力不再直上徐州，反而提早转向南宿州，速以大部队包围敌人，一举击溃张宗昌的精锐，打了一场出奇制胜的大胜仗。

军情通报会上，蒋鼎文与何竞武作了眼神交流，蒋向何伸出大拇指，两个小老乡都会心地笑了。

由于何竞武随时保持军人的警惕，在偶然之中抓住了转危为安的机会，战后，何应钦论功行赏，提升何竞武为中校，并给予奖励。当年何竞武的同事刘健群对此有生动的回忆：“何竞武之所以能够破例升一级，当然不是小事。”因为何应钦对于军阶的控制严格且持重，“大家常常私下窃窃议论，何将军对于部下的升奖，不是用大秤来称，而是用小天平过量，差一丝一厘都不行”。

当时的第一军军长刘峙对何竞武也大加赞扬：“总指挥部参议何竞武，系浙江人，他久居北方，熟悉北洋军阀情形，且赋性机敏，善于窃听敌人电话，搜集敌情，我军所以能制敌机先，则赖何参议用智得法。”

何竞武由此官运亨通，其后晋见蒋介石，两人交谈投机，何后来升为中将，官至平汉铁路运输司令、陇海铁路管理局长、交通部次长等职。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下，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和冯玉祥部联合发力，很快于12月16日攻下徐州。徐州一下，黄河以南基本成了北伐军的天下。蒋鼎文的第一师驻扎在东贺村，又乘胜沿津浦线追击张宗昌的残部至运河以东，进而再战，把敌追至山东滕县、滕安等地。从此，国民革命军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取得了主动。

八、“二蒋”密谈火车上

徐州攻克半个月之前，也即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而徐州攻克后的第四天，也即12月20日，何应钦的第一路军众多将领，连同西北冯玉祥军的鹿钟麟、韩复榘、石友三、庞炳勋等联名发出一封拥戴蒋介石复职的电报。

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离开上海到达南京，并于1月7日正式宣布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稍后，蒋介石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蒋兼任集团军总司令，下辖4个军团，一、二、三、四军团的总指挥分别由刘峙、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担任。

刘峙的第一军团下辖第一军、第四军、第九军，蒋鼎文出任第一军副军长，兼代军长一职（军长名义上由刘峙兼任），同时仍兼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军下面还有徐庭瑶的第二师，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各师驻扎在徐州周围，蒋鼎文驻军东贺村。

蒋介石复职后，对北伐部队的具体情况自是要作更多的了解。同时蒋对5个多月前何应钦呼应桂系逼“宫”、推波助澜、迫使自己不得不下野亦耿耿于怀，今趁大权重掌之时欲对何应钦有所反应，以一雪前耻。2月上旬，蒋介石打电话给蒋鼎文，让他从徐州赶到南京来汇报，蒋鼎文乃从津浦线乘火车抵达南京。

“二蒋”之间，自上年9月上海一别后已有5个多月未曾谋面，他们之间交流多是电报电话联系，或是朱绍良中转，如今直接碰面，两人显得亲近异常。

蒋介石说：“铭三，我想听听你担任一师师长以后的工作情况。”

蒋鼎文于是把卫戍南京，开拔滁州，夜奔明光，转战凤阳，奇袭蚌埠，攻克徐州等战役的经过和自己当时的想法都一一向蒋总司令作了详细汇报。

蒋介石虽久经战阵，然对他的得意属下秉承他的旨意所直接指挥取得的战役胜利，还是听得津津有味。

蒋介石又问：“现在徐州虽然攻下，但孙传芳、张宗昌所部依然在周围虎视眈眈，力量依然不可小觑，你的部队能够守住吗？”

蒋鼎文连忙说：“总司令，徐州防卫绝无问题。如果您去视察，我将随身做好防卫。”

蒋介石说：“是的，我想去看一看，就明天，你与我一道去。”

2月9日，蒋鼎文陪同蒋介石，乘专车由南京北上徐州。

经过这段时间的浮浮沉沉，在蒋介石看来，事实上也是对跟随他的高级将领的一次很好的、全面的考察。在这起起伏伏期间，有些人模棱两可，有些人暧昧不清，有些人暗中使坏，有些人随波逐流。而蒋鼎文则逆势而上，对他的忠诚、拥戴、执行旨意，比平时还坚决，特别是对他赴日前的军机嘱托，蒋鼎文牢记在心，既时时汇报，又审时度势，不但没有辜负他的托付，而且做出的事情、取得的成绩比他设想的还要满意。

在赴徐州的火车专列上，“二蒋”又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

蒋鼎文是这样回忆的：

于是随他（蒋介石）的专车北上，在车上他告诉我：“这一次到徐州，非找何应钦算账不可，他从福建起到今天已用去一千多万元，这样大的数目是怎样花掉的？”到了徐州，何应钦的总司令便被撤查，蒋何之间，因为下野之事难免有芥蒂。传说有好几次委员长要杀何应钦，不知真假，不过有一幕却是我亲眼所见。我有一次到南京去见委员长，恰巧何应钦的太太也在座，我亲耳听何太太向委员长说：“你对何敬之要像儿子一般看待，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千万不要生他的气，把气闷在心上。”这可以想见两人的关系，以后何应钦虽然仍居高位，可是实际的权柄却不能够操持，这是一件无庸置辩的事实。

蒋介石这次突然北上徐州，事先并没有告诉何应钦，这使何极为尴尬。时任交通部次长并准备复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书记长的李仲公有一段回忆，其时何应钦对李说：“老蒋对我究竟是何意思？他昨夜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调我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把我的面子丢尽。不管怎样，我决不就，听候他发落好了！”李仲公耐心地开导何应钦：“不用急，我看不要紧，即使他对你有些疑心，你同他毕竟有一段深厚的历史，而他又是一个重感情利害的人。他既然叫我同伯群（交通部长）到徐州去，待向他作一番解释，想来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不过，他的脾气你知道，爱之加膝，恶之坠渊，是说得出做得到的……你要同他斗，是斗不赢他的。还有他对你猜忌最不放心的是你与桂系的关系，你对此事往后须要善处。”何应钦无可奈何地对天长叹，答应就任参谋长一职。

2月13日，何应钦向蒋介石发出辞去第一路军总指挥的电文。蒋介石接受了何应钦的辞职，并任命何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同时让何应钦养病休假两个月。

蒋介石到达徐州后，在蒋鼎文的陪同下视察了徐州前线军事布防情况，随之电邀冯玉祥、阎锡山等到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冯、阎反应并不热烈，仅派代表参与会议，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3月31日，蒋介石又在徐州部署北伐军事，准备向张宗昌、孙传芳部发动全面攻击。

至4月10日，第一集团军各部向山东南部的张、孙直鲁军发动总攻击，第一军蒋鼎文位于台儿庄、韩城一线，向北边的枣庄、临城、州之敌人攻击前进。蒋鼎文在部署好第二师、第二十二师作战计划的同时，自己亲率第一师占领义桥，后攻下临城。其时张宗昌一部突由丰沛进逼徐州附近之九里山，大有威胁徐州总部之势。蒋鼎文赶忙率第一师从临城急速返抵九里山，与友军一起围歼这股偷袭的敌军，从而使得徐州总部解危。其后蒋鼎文挥师北上，会同第一军徐庭瑶师、胡宗南师，连克滕县、邹县、州、大汶口，并把泰安守军围而歼之，泰安守城一个旅向第一师缴械投降。而4月19日山东西部巨野一战，全歼孙传芳残部。继之，第一军各师会同顾祝同所部，对山东首府济南城发起最后攻击，并在5月1日攻占济南城，歼灭和俘获张宗昌残部。

攻占济南次日，日军借故向北伐军武装挑衅，肆意血腥屠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进而又以令人发指的手段枪杀中国政府交涉人员蔡公时。蔡公时，江西九江人。1928年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攻克济南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日军全副武装到山东交涉公署寻事，并以暴力手段捆绑交涉署办事人员，蔡公时据理痛斥，恼羞成怒的日本军人竟将蔡公时等17人肆意凌辱枪杀。赴任仅一天，蔡就壮烈捐躯。

日军为什么不顾国际公法，如此丧心病狂，肆无忌惮，蒋鼎文是这样观察的：我第一军在“5月初会同方振武部队攻下济南，自从徐州克复以后，革命军挥师北上，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眼见就要统一中国，此时却发生了济南的‘五三惨案’，北伐军事遭受了日本军队的正面阻挠。原来欧战以后，日本已取代德国，获取了山东半岛的权益，对于胶济铁路的利益呈独占之势。国民革命军的目标非常显著，即内铲军阀、外抗强权，军事行动进展到了山东，与日本利益发生了冲突；同时，日本眼见革命军就要统一中国，中国富强可待，则日本侵略中国之梦难以实现，所以出兵阻挠。日本支持北洋残余卷土重来，使中国陷于分裂，日本侵华计划便能实现。这是日本制造‘五三’济南惨案的动机。”

贺耀祖的第四十军等部血脉贲张，乃奋起反击，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派出飞机轰炸，力图扩大战事。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当然义愤填膺，但他认为此时同日本交战尚不是时候，急速下令攻占济南的部队须约束情绪，不许外出，力避与日军武装冲突。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成。慎之！勉之！”看来强压情绪，审时度势，“攘外必先安内”统一中国之宗旨，在20世纪20年代的蒋介石心中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为了北伐的大局，蒋介石仅留李延年部守护济南，其余部队绕过济南，改道北上。同时蒋介石又给各部发出密电：“我军到达京、津，应避免与外兵冲突。”而蒋鼎文的第一军也奉令撤出济南，南下回师泰安、州驻防整训，所部未曾北上天津、北京。

孙传芳见大势已去，乃于6月3日下野。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于次日遁迹关外，火车开至皇姑屯，被日军所埋设地雷炸死。张宗昌的徐源泉部归顺国民政府军，而稽迟于冀东的张宗昌另一残部，蒋介石认为其无可救药，乃命部队进剿缴械肃清。

6月8日，北伐军占领北京，6月15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北伐成功。至此，历时约两年的北伐军事行动宣告胜利结束。到了12月，东北张学良宣布易帜。

自北伐以来，不少青年从军，加之对北洋军的收编，使军队人数激增，政府和民众不堪重负。北伐成功以后，南京国民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裁撤合并军队，并提出了“统一军政”、“实施训政”的号召，要对全国军队进行缩编，以师为最大军事组织单位，不设军一级。庞大的第一军团缩编为13个师，这13个师的师长及副师长依次为：

第一师师长刘峙、副师长张克瑶，第二师师长顾祝同、副师长李明扬，第三师师长钱大钧、副师长陈继承，第四师师长缪培南，第五师师长熊式辉，第六师师长陈焯，第七师师长王均，第八师师长朱绍良，第九师师长蒋鼎文、副师长岳相如，第十师师长方鼎英，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副师长陈诚，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这13个师真正属于蒋介石嫡系的为第一、第二、第三、第九、第十一师，共5个师。

原第一军所属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二师，仅保留两个师的番号，第二十二师番号给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师长由吉鸿昌担任。蒋鼎文的第九师为新设立编制，其原所执掌第一师的主力为新成立的第九师（其中1个团划至整编后的第一师）主要成分，另又加入原第二十二师一部；整编后的第一师为原第二十二师大部，原第一师1个团，及张克瑶的鲁军一部。故而刘峙的新第一师虽保留原第一师的番号，但原第一师的真正精华和主力为新成立的第九师所有，这为国民党军史所述及，许多军事书籍干脆直接说明：第九师是由原第一师番号改成的。其后蒋鼎文的第九师乃至扩编而成的第二军都承继了原第一师的战斗作风，是嫡系中的嫡系，王牌中的王牌，参加了许多恶战，打了许多硬仗，为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统治立下赫赫战功。

新成立第九师下属3个旅，组成人员为：师长蒋鼎文，副师长岳相如，第二十五旅旅长甘丽初，第二十六旅旅长李延年，第二十七旅旅长刘显庭，部队移驻海州（今属江苏连云港市）整训。

北伐战事完成，中国基本统一，战乱频仍的中国有了难得的平静，这暂时的平静既是各方在缓和矛盾，也是各方在蓄积力量。

政治的平静让军队得以调整和喘息，蒋鼎文也迎来了从军以来难得的轻松和安定时光。于是在海州期间，他完成了两件人生大事。

第一件是结婚成家。自蒋鼎文与蔡文援在普陀相识定亲以后，时间已过去1年有余，蔡在上海，蒋则行踪飘忽，居无定所，战事打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蔡若随军照顾蒋，则无名分。重要的是蒋鼎文已届36岁，而蔡文援亦已27岁。于是，在这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双方择定于1929年1月28日，也即农历戊辰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海州举行婚礼。他们结婚虽然得到军中同侪的祝贺，但因在军营，婚礼简朴为上，自是不能太过奢华隆重。

第二件事是，蒋鼎文自营长、团长到此时的师长，担负的责任越来越大，所碰到的战事也越来越复杂，然环顾同僚，蒋鼎文还没有找到一位精明干练的参谋长人才，由此他益发怀念起浙江讲武学堂时的老师李家鼐来。

李家鼐，字筱和，1889年出生，山东济宁人，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三期，后在浙江讲武学堂任教官。蒋鼎文是他任教第二年入校的学生，蒋鼎文十分服膺他的教学，李也非常欣赏蒋的军事才干。其后李在浙军第二师任副团长，又应吴佩孚之邀，出任北洋军高级参议。

蒋鼎文是如何找到李家鼐的呢？他回忆叙述道：

我进陆军学堂时，他教我们军事学、筑城教范，谆谆善诱，学识品德都值得我们钦佩。原来他是江北速成学堂出身，在他那个时代北方有两个著名速成学堂，一是江北速成，一是保定速成，两个速成学堂的功课完全一样。从来保定出的人材较多，在北洋中占了优势，保定速成因而比较著名，江北速成反而不大为人所注意了。在陆军学堂的教学期中，李筱和师对我的启发和熏陶最多。我离浙江南下护法，历经广州多少次变乱，行踪在粤、闽、浙诸省，很少安定。筱师由于出身关系，北上投吴佩孚，就这样我与筱师断了连络。北伐军底定长江流域，我由营团长渐渐的当了方面之任，深觉在同僚中精干的人材，能够助我立功立业者实在太少，客观的条件使我需要一位具有韬略的长者替我在帷幄中分忧分劳，使我不期然的想到李筱和师。我派专人回杭州查访，踪讯都杳，茫茫人海从哪里去探寻他的行止呢？于是，我想到了报上的寻人广告，我在上海的大报像《申报》、《新闻报》等大登广告找寻李筱和师。果然，他在北京看到了报纸，时我已驻防海州，我们取得连络，他由北京经青岛来海州相聚，十余年不见，他仪采如昔，我遂请他担任参谋长。

师生二人分别多年相聚，自是多有感慨。李家鼐所没有想到的是昔日的爱徒竟用这种方式召唤他，请他继续帮助他。此后李一直担任蒋鼎文所部参谋长，并随蒋的政治军事生涯升迁沉浮，山东、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福建、陕西，再河南，以后辗转到了香港、台湾等地。李先后任第九师参谋长、第二军参谋长、福建绥靖公署参谋长、西安行营总参议、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等职。1936年10月授予中将军衔。

后来蒋鼎文辞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李也随之辞职，并于抗战胜利后闲居杭州。其后李赴港台，并历任“国民大会代表”直至上世纪60年代离世。

蒋鼎文认为，李筱和是一个难得的参谋长人才，在幕僚性乃至决策性工作方面，对他帮助非常之大，是一个具有韬略的长者，但因国民党军内互相倾轧厉害，有些要员特别是陈诚，为了打击蒋鼎文，借特务之口说蒋的参谋长李家鼐“吸食鸦片”。原来李身材瘦小，面色黝黑，这样的体征似乎符合“吸毒”特征，而当时军队中吸食大烟是非常忌讳乃至是违法的，这一“风波”甚至告到蒋介石这里。李为免蒋鼎文受这“莫须有”罪名牵连，一度辞去军职，到湖北襄樊出任专员。

国民党军败退后，李跑到香港居住，其后又应蒋鼎文一再邀请，于20世纪60年代初偕夫人到台湾长安路蒋鼎文寓所，与蒋鼎文共住两年。最后李以身体多病为由坚持回港。蒋鼎文与李筱和的公谊私交终老方止，一时在港台传为美谈，雷啸岑还写有《蒋铭三道义可风》的文章，推崇蒋鼎文为人处世不随地位变化而变化，始终不脱尊师本色。

九、两次主动让权位

随着北伐战事的结束，南北各派暂告统一。由于此前战事的区域发展，第一、二、三、四集团军自然地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人数庞杂。这使得积贫积弱的中国无法负担浩大的军费开支。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认为首当其冲须裁撤军队，当然在裁撤过程中，蒋也希冀依照合法的程序，遣散、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实力。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个个是一世雄杰，对蒋介石葫芦里所卖之药大致都能看清，因而各使手段，或消极对抗，或割据自雄，或合纵连横，或盘踞一方，虚与委蛇，以各种方式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周旋。

蒋介石采用“削藩”策略的编遣会议，以达消除各派实力的目的基本未成。为此，他积极策划施用武力来消灭异己的力量。蒋介石当时心目中的第一号劲敌是冯玉祥，但冯玉祥的西北军实力较强，割据的地盘联成一片，集聚成体，对冯玉祥部下的收买瓦解工作又未奏效，因此一时难以下手。至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兵力相对较小，而且摆成了从广东直到冀东的一字长蛇阵，力量分散，大部分部队又是从唐生智湘军收编而来，且对桂系军队内部的策反工作已见成效，加上鄂籍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治理湖北时骄横霸道，四面树敌，给蒋介石以可乘之机。因此，蒋介石决定首先对桂系开刀。

原受李宗仁命令取代程潜任湖南省主席的鲁涤平，因日渐亲蒋，从而获得南京政府大批军火，这引起桂系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等不满和反感，旋之鲁莽地令叶琪率第五十二师、夏威率第十五师，突然袭击长沙，武装驱赶鲁涤平。借用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以“潜运军械，阴谋破坏”的罪名撤免鲁涤平省长之职，并由何键接任湖南省主席。桂系将领这种目无中央、蛮干的举动正中蒋介石下怀。于是在1929年2月22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和李济深去长沙查办“桂军侵湘之事”。何应钦对新闻记者说，国民政府这样做是维护政府威信，并无武力恐吓之意。

何应钦所说的实是“外交辞令”，也是为麻痹桂系所释放的烟雾弹。实际上，蒋介石为对付桂系在作紧锣密鼓的军事准备。2月26日，驻扎在海州新蒲（今属连云港）的蒋鼎文第九师以及徐州刘峙的第一师、蚌埠顾祝同第二师、兖州缪培南第四师、庐州朱绍良第八师、扬州方鼎英第十师、芜湖曹万顺第十一师、寿州夏斗寅第十三师都接到了蒋介石的密令，要各部作好“讨桂准备”，并务“于3月3日以前完毕出师准备”。

蒋鼎文所率第九师遵蒋介石之命，于3月初离开海州，沿途经湖口、安庆、黄冈、黄陂而到达平汉线之郝家湾驻防。

蒋介石对付桂系军政并用，双管齐下，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又秘密策反，通过杨永泰拉拢俞作柏，鼓动桂系在湖北的主要将领，也是他的表弟李明瑞倒戈。因而蒋鼎文第九师和其他各友军未遇到过多军事抵抗就兵临武汉城下。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诱骗粤方李济深到达南京。3月21日，巧妙将李扣留，在消除了对粤桂联合反蒋的顾虑后，即可放手一搏。4月初，蒋介石下达对武汉桂系部队的总攻击命令。同时官帽、银弹手段奏效，桂系大将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致使驻鄂部队群龙无首，未经大战，桂系的第四集团军便土崩瓦解。

蒋军各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武汉。4月4日，蒋鼎文部进驻武汉。蒋介石考虑到武汉为华中枢纽、战略要冲，桂系在此经营多年，眼下桂系虽遁迹而去，然冯玉祥西北军对此虎视眈眈、窥视已久，蒋、冯之间免不了一场大战，再加唐生智、张发奎又长期盘踞于此，华中地区形势错综复杂，各派势力交织，乃决定成立武汉行营，并打电报给蒋鼎文，让蒋鼎文出任武汉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军政事宜。

蒋鼎文接到升迁电令以后，并未马上就职，反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鼎文说，对于总司令的信任和器重他深感荣幸和感激，但为了华中地区的安定，也为了国民政府的统一大业，他认为由何成濬出任武汉行营主任一职更适宜一些。

蒋鼎文“礼让举贤”之举是从政治军事角度考虑，确有其道理和大局观念。

何成濬，清末秀才，字雪竹、雪舟，生于1882年，湖北随县（今随州）人。早年受张之洞赏识，被保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在日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奔走于黄兴和陈其美之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副官长（总长黄兴）。护法政府成立时，受孙中山指派，任驻沪特派员，担任长江一带联络工作。后又任孙中山大本营军事委员兼粤军许崇智部前敌总指挥。与蒋介石本人在上海滩互称兄弟，同气相求。北伐军攻克武汉以后，何出任湖北省政务委员兼鄂北绥靖主任；二期北伐时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后与吴铁成等一起赴东北，促成张学良易帜，并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何成濬不仅资历深，且手段老辣，擅于拉拢，长于周旋，又由于长期混迹上海滩，对付三教九流深有心得，即或属同一类型的“三雪”（另二人为陈雪暄调元，刘雪亚镇华）中，他也是大哥级的人物。当时武汉初定，混沌不清，需要的是军政两方面都能搞定的人物，而蒋鼎文长于军事，对于政治经验，尚逊何成濬一筹，更不用说地域关系、江湖人脉了。

蒋鼎文不谋权位、主动荐贤的举措，给蒋介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于是收回成命，改由何成濬出任。

冯玉祥此前响应讨桂战役，但他以“军事投机”者的姿态出现，表面上拥护南京中央政府讨桂通电，暗中却部署重兵于河南东部和南部，派韩复榘部进驻信阳、武胜关一带，令石友三部驻防襄樊一带。其意图是坐收渔利，如蒋战败，即武力夺取南京；如桂系失利，则出武胜关夺取武汉。不意桂系转瞬间失败，对手瞬时易位，蒋、冯之间的矛盾也从蛰伏迅速转为激化。5月15日，冯玉祥出任讨伐蒋介石的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所部5个师从河南向湖北进军，其中韩复榘、石友三两军一度推进到鄂北花园一带。而蒋介石早有防冯准备，在迅捷取得武汉以后，令各部马不卸鞍，人不离枪，随时防备冯玉祥来犯。

蒋介石故伎重施，用对付桂系的手法对付冯玉祥，一方面准备开战，一方面又玩收买冯部将领的那一套。此法依然奏效，韩复榘、石友三率部叛冯投蒋；刘镇华、杨虎城等也纷纷通电脱离冯玉祥。众叛亲离，冯玉祥声威大降。至5月下旬，冯玉祥被南京政府免去本兼各职，宣布下野，蒋介石射向西北军之箭的目的初步达到，于是暂时松弦。

其时的蒋鼎文已被任命为第二军军长，下辖范刚的第六师（稍后师长为张自忠及赵观涛）、陈诚的第十一师和自兼师长的第九师，另有夏斗寅第十三师、杨虎城的新编第十四师、罗霖的独立四旅和彭进之的独立十二旅，其中罗霖之旅为原湘军所属，罗率两个团脱离湘军，从黄陂投奔中央军，归属蒋鼎文指挥。蒋鼎文所率各部驻扎在武汉地区，南控湘赣，西制川鄂，北防河南，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发生的战事。

果不然，1929年10月10日，退据陕甘的西北军又联合阎锡山通电全国，列举蒋介石之“六大罪状”，发动声势浩大的反蒋战争，宣称“蒋氏不亡，中国必亡”。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西北军正副总司令，以宋哲元为前敌总司令，组成8路军队进攻河南、湖北。

蒋介石下令讨伐，亲任“讨逆军”总指挥，以方鼎英、刘峙、唐生智、韩复榘、何键分任“讨逆军”的指挥。蒋鼎文的第二军和顾祝同的第一军属于第二路军，总指挥为刘峙。

为迎对冯部来犯，蒋鼎文所部早在襄阳、樊城、老河口一线积极构筑坚固工事，以作武汉之屏障。蒋鼎文把第九师部署在樊城，令陈诚的第十一师据守襄阳，时第十一师兵力相对较弱，成薄弱环节，于是蒋鼎文复命第六师增援樊城守备。盖就军事防御而言，若樊、襄有失，进攻武汉的西北大门洞开，武汉极有可能不保。

与蒋鼎文部正面接触的是当时西北军擅打硬仗的张维玺第七军和田金凯第五军。张、田两个军出武胜关，循着白河东进，剑锋指向襄樊；孙连仲的第八军，刘汝明的第十二军则从紫荆关直扑南阳。西北军计划这两路军队联手攻占武汉后，便与两广的张、桂军联成一线，再杀向蒋军。

至11月3日，西北军与蒋鼎文部正式交战。为避张、刘锋芒，稍战几日，蒋鼎文将主力逐渐后移至襄、樊主防阵地，以逸待劳，伺机反击。张、刘二军见蒋鼎文军退却，以为得手，则攻势愈猛，战至15日，西北军对襄、樊两个方向大肆攻击，激战两昼夜后，西北军遂呈疲乏之势。其时，蒋鼎文所部依照原计划，大举反击，张、刘两军力竭，便从襄、樊两城退却而去，从而使得西北军进取武汉之企图无法实现。

西北军后勤捉襟见肘，军事综合实力显然不是蒋鼎文等中央军的对手，一时势头凶猛的攻势无法持久，旋全线不支，呈溃败之势。

正当蒋鼎文率部回师武汉途中，突接蒋介石电，令其率部迅速南下，以平定粤乱，第二次蒋桂战争在不知不觉间爆发。

原来，俞作柏桂军与粤军张发奎联手，成立“护党救国军”共同讨蒋，其后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又联络旧部，合力会攻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所部，粤方一时全线告急，“二陈”赶忙求救于蒋介石。

蒋鼎文马上集中各部于武汉，其中第九师李延年二十六旅已经上船，升火待发，正待转运援粤。不期然，又发生石友三在南京浦口叛变事件。

石友三是冯玉祥部旧将，吉林长春人，本已归附蒋介石，但一直不为蒋所信任。石与同病相怜的韩复榘、马鸿逵互通信息，结为同盟小集团，并与唐生智私下联系，拟联合反蒋。11月，蒋介石命在安徽的石友三率军援粤攻桂，石友三表面上服从蒋之命令，暗地里则把部队带到浦口，并扣押蒋的军代表，同时将浦口公安局的枪械收缴。12月2日，石友三在浦江口岸排列数十门大炮，用密集炮火轰击南京，南京城内顿时乱成一团。石武力讨蒋，并出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之职，在蚌埠还组成安徽省政府。在炮击南京后沿途北撤中，石友三将南京其他驻军全部缴械，一直退入河南商丘，与韩复榘会合，摆出一副与蒋势不两立的架势。

鉴于石友三部有土匪本性，烧杀掠夺无恶不作，蒋介石命令蒋鼎文部暂停南下，首先剿灭石友三。蒋鼎文命令李延年第二十六旅登舟东下，然尚未开船，情况又发生戏剧性变化。

原来，唐生智投蒋效诚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围剿西北军第五路指挥，唐在攻打西北军时确亦不遗余力。先前唐生智原本与冯玉祥相约共同反蒋的，后据说唐生智投蒋的理由是阎、冯任命宋哲元为西北军前敌总司令，这实是欺人太甚；还有一说是冯玉祥污辱唐所尊重的老师蒋百里，致使蒋、唐甚为愤怒。不管何种原因，唐生智认定不击退西北军就不能反蒋介石。故至12月1日，唐率部全力攻克郑州，致使冯玉祥西北军再次败北。

唐生智反蒋之心会随时机而发酵，在汪精卫的策动之下，唐生智与石友三暗中结成反蒋小集团，同时又与南方张发奎部和桂军遥相呼应。当石友三在浦口起事后，唐即于次日，也即12月3日，立即联同非中央系诸将领向全国发出反蒋通电，声称要与汪、阎合作，要与张发奎南北相呼应，实现其“护党救国，促成统一”之主张。唐还在郑州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之职，自动放弃南京政府所给予的“讨逆军第五路军”番号。

真是乱哄哄，你方开唱我就登场，今日还是同阵伙伴，明日就挥戈相向。面对“平粤”、“击石”、“讨唐”三个战场的平行态势，蒋介石对三地的讨伐部署相应作了调整。

粤战改由朱绍良第八师率所部参战，蒋鼎文部不再参与。

“击石”的蒋鼎文之李延年旅马上弃舟登陆，归入蒋之大部队。石友三改由顾祝同第一军去对付。

“讨唐”是蒋鼎文第二军尤其是第九师的重头之仗，唐生智在河南的郑州、许昌一带发难，必须认真对付唐生智数量不少、战斗力甚强之武装。故而蒋鼎文命令，已到广水花园的甘丽初的二十五旅与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协力防守豫鄂两省交界的武胜关，防止唐生智军南下联接张部和桂军，同时掩护第六、第十一师迅速东来。

对于石友三、唐生智，蒋介石虽有防备，然如此即刻反水还是始料不及。一时之间，蒋的中央军四面楚歌，武汉之南面有张、桂联军进击，东面石友三倒戈，北面唐生智调转枪口，西北面冯玉祥军反身而来，各路大军虎须倒竖，张开血盆大口，大有将中央军吞没之势。环顾中国，各路豪强，唯有阎锡山的晋军和东北军未投入实质性军事行动了。

蒋介石召集胡汉民、谭延闿、朱培德、孙科、宋子文等中枢政要商讨对策，会议定下基调：对于阎、张采取拉拢诱惑策略；对于石友三这样的倒戈将军则派员游说，威利并举；而对于唐生智则集中兵力歼灭。

果不然，阎锡山致电蒋介石，表示“唯中央之命是从”，为拥护中央，“锡山自当共同奋斗”；东北军张学良亦声明支持中央；石友三则故伎重施，观望不前；张桂孤军不敢北进。蒋的中央军于是重拳出击，倾力对付唐生智。

然唐生智并不是好对付的角色。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早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为校长蒋百里欣赏的军政干才。其后回家乡从军，从营长、团长、旅长干到湘军第四师师长，旋之成为湘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地方武装，进而取代赵恒惕成湖南代省长。北洋军吴佩孚率部进湘时，击败了唐生智的湘军，于是唐求助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先遣部队提前入湘，顿使唐生智转危为安，由守转攻。唐在1926年6月初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一职，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随着北伐军事进展迅速，唐收编了不少北洋军和大小地方武装，致使所部不断壮大，第八军迅速扩编为4个军。“宁汉分裂”时，唐部就是汪精卫武汉政府所恃仗的武装。蒋第一次下野后，唐生智旋遭南京政府李、白、谭、程之西征军痛击，唐失败后，辞职远赴日本。

蒋介石复职，唐生智从日本归来，表示愿服从蒋之领导。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任命唐为“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继而蒋冯战争发生，唐生智率军与西北军开战，讨冯战果也殊为辉煌。

如今唐突然覆手为雨，一度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唐部是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当时手下有冯华堂之第二军、龚浩之第四军、门炳岳之第七军、刘兴之第八军，共计10多个师，约9万多人，尤以刘、龚两军战斗力为强。

但中央军毕竟军力、财力雄厚，在使出安定阎、张，稳住石友三的策略后，则对唐生智的“叛乱”展开围剿。中央军系的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夏斗寅、范石生、陈诚等17位将领在武汉发表讨伐唐生智部的通电，大造讨伐声势。

讨伐唐生智的主力部队是顾祝同的第一军、蒋鼎文的第二军、夏斗寅的第十三军，由何应钦统一指挥。蒋鼎文的基本部队第九师各旅从武汉地区出发，转道至河南信阳集结，陈诚的第十一师日夜兼程赶赴湖北随县（今随州），又挥师北上至信阳；两师在河南信阳会合后，向北抵达确山县，在确山构筑工事，以备唐军南犯。

讨唐战事全面展开，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右翼军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九师及赵观涛的第六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夏斗寅的第十三师进击。蒋鼎文接到任命后，并未直接就职，他认为为了取得对唐生智战役的彻底胜利，“右翼军总指挥”一职以夏斗寅出任为好。为此，蒋鼎文向蒋介石陈述如下理由：

第一，夏斗寅与唐生智关系密切，作风相似，两人之间的关系远胜于与中央军。夏虽系湖北人，但他久居湖南，人地相熟，对唐军官兵的作战风格相当了解。

第二，夏斗寅自知出身并非正统，内心自卑和狂傲交织，且时有流露。其时蒋鼎文与夏斗寅官阶平级，同为军长，如果让蒋去指挥夏，则夏的自卑感愈浓，归属感削弱，对中央会日渐疏离。

第三，夏之为人患得患失，情绪反复，迷信异常，升则菩萨保佑，败则怨天尤人。

蒋鼎文给蒋介石的建议是让夏斗寅来指挥他，当中央把高的职位赋予夏斗寅，且由夏这个杂牌军司令指挥中央主力军讨伐唐生智时，夏对中央信任感自然增强，从而使他讨唐更为用心和卖力。若如此，则中央军讨伐唐生智就更有胜算。蒋鼎文还认为，其时其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频频发生，不少部队人心浮动，军心不稳，在这非常时期，中央所指挥的部队再也不能出第二个石友三了。

对于蒋鼎文这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十分欣赏，不坚持己见，收回已发成命，改夏斗寅出任讨伐唐生智部的右翼军总指挥。

蒋鼎文何以“火线举贤”，直言相谏？除了他的大局观和对蒋介石的忠心耿耿以外，还有他对夏斗寅深刻的了解和思考。蒋鼎文是如此回忆的：

在武汉这段期间，我几乎每天都与夏斗寅在一起，我和夏的私交因此也非常良好，他对我也不甚避讳，我就曾亲眼看到夏斗寅用骨牌卜卦，问问休咎，究竟是靠蒋还是靠唐？到底还是靠蒋了，是不是因为委员长给他右翼军总指挥，把庞大的指挥权赋予了他，而使他感激知遇因而效忠，还是另有原因呢？我想，使夏斗寅感到中央措施满意而不靠唐，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以我指挥夏斗寅，我们本来是平行的却去指挥他，使他感到中央待他不过如此，讨唐的军事可能更加困难了。

蒋鼎文对夏斗寅的观察不可谓不精准。

夏斗寅，字灵炳，湖北麻城人，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夏生下不久，父亲突然病故，至13岁时，母亲又离世。因而夏背井离乡，浪迹天涯。夏读书虽然不多，但有擅于活动、擅于逢迎的本事，他先后结识了湖北有名望的蒋作宾、李书城等人，随后在湖北陆军从军，官至团长一职。湖北军为吴佩孚所败后，夏逃到长沙，投靠赵恒惕，并为赵所信任，竟将夏所带残部在湘境内改为“湖北自治军”。

北伐初起，政治嗅觉灵敏的夏斗寅将所部归入北伐大军，被国民政府新编为第十军，夏任军长，稍后又出任十三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司令。曾与夏斗寅共事过的郑洞国这样描述夏斗寅：“夏氏生得粗壮肥胖，貌似一粗莽大汉，内中却颇有心计。”

夏斗寅与唐生智、陈济棠一样也极度迷信。传说他早年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打败逃跑途中，不经意间捡到一只装满钞票的皮箱，他以为这是上天在冥冥中帮助他东山再起，于是又返家乡招兵买马，组成自己的武装。当他后来谋得湖北省主席一职后，带着星相人士在就位之初踏看省府府署风水。这位星相人士告诉他：“此地风水已过，前途生发之气太少，与主官颇为不利，故宜重选省府地址。”夏深信不疑，又让这位方士在武汉城到处转悠，后在胭脂山巡警道衙门，觅得与夏生辰八字相合的风水旺盛之地，夏乃按照方士意旨，大兴土木，将省府办公之地迁此。夏在高兴之余，竟将这位风水先生任命到鄂西一个县出任县长。

不知蒋鼎文在荐举夏斗寅之前是不是还听到过另外一种风声，即唐生智反蒋时，非常看重夏斗寅的实力，并以“护党救国军讨蒋前敌总指挥”一职（一说为十六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相授，夏见唐生智如此器重于他，举棋不定，颇感犹豫，拥蒋拥唐，迟疑不决。正当他踌躇徘徊，欲借占卜问卦决定倒向哪一方之时，蒋介石任命其为讨伐唐生智的“右翼军总指挥”的命令正式下达，夏认为这是上天给他的选择，由此他拥蒋讨唐的决心下定，于是名正言顺地指挥起中央军三个主力师来。其时的夏顿感风光无限，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他认为蒋介石把他当作自己人了。

从此夏斗寅忠心耿耿地追随蒋介石，在稍后的中原大战中，夏部又纳入蒋鼎文的序列，只不过这次指挥权是易位了。

对此，时任十三师三十七旅旅长的万耀煌如此回忆：

13师驻汉口办事处的人，因夏师长态度模棱，也难免猜疑，再加上汉口的谣言蜂起，则更使他们显出偷偷摸摸的样子了……假若13师变了，赵观涛的第6师必受影响，原来刘峙已派第6师监视我的37旅，因为中央已知道唐生智早把夏斗寅编入战斗序列，并扩编为16军，而且夏也派人去唐处接洽过。我在广水师部时，曾接到唐生智来电问军长的旗帜和印信送到哪里去。

为什么说13师若变，第6师也会受影响呢？这要从叶焕舟说起。叶号南帆，原是第6师的老团长，后来蒋百里派他到唐生智处，此时正代表唐生智和蒋百里赴第6师游说，他对赵观涛说：“我们都是浙江人，蒋介石是浙江人，我们没有不爱护蒋公的道理。可是还有一个蒋百里先生也是浙江人。蒋百里先生对蒋公之爱护也是无以复加，而今日竟指导唐生智反蒋，其意义之深刻，你们可以想想吧。”听了他的这番话，第6师的军官们就商量何去何从，因为团长都是保定的同学，而又都是浙江人，所以很难下决定，遂决议看13师的态度而定，也就是说看万旅长的意志而定。这些事，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第6师既见第37旅和他们一起行动极融洽，毫无提防戒备，而且我又坐车先走了，一点都不像要叛变的样子，也就定下心了。

当时蒋百里师有电致唐说：“东不如西。”意思是叫唐西去靠拢冯玉祥以保持西北的局面，此事刘文岛最清楚。为此，事后蒋百里被关了二年。

在蒋军各部由南向北攻之时，蒋介石又策动阎锡山的晋军自北向南进攻盘踞于郑州、许昌之唐生智部，计划将唐生智围歼于平汉线。

蒋鼎文亲率第九师全力推进，于12月12日北出武胜关，至20日进抵河南境内长台关。其时河南遭遇非常天气，天寒地冻，风雪载途，行军打仗极为困难。唐生智部多为三湘子弟，久戍北方，为严寒所逼，急欲南归两湖，思乡之情胜于他部，刘兴、龚浩诸将所率唐部久经战阵，再加其时强劲的顺风之势，战斗力益加倍增，在如此背景之下，两军强强相碰，战况甚为激烈，双方死伤枕藉。至23日，蒋鼎文第九师李延年旅首先攻克确山县城，其后双方互有攻守，往来拉锯，阵地几度易手，但战至1930年1月2日，唐军终于不支，已呈败象。

适围攻唐生智的杨虎城所部派冯钦哉由南阳向东挺击至驻马店，致使唐生智一时不分敌我，还以为是友军。冯钦哉缴获了不少武器，实力得到提升。两部夹击之下，唐手下大将刘、龚两军虽可支持于一时，不过被围歼亦只是时间而已。蒋鼎文见劝降时机已到，乃用无线电明告刘、龚两将，劝其认清形势，明了大义，尽早投诚，如再作无谓抵抗，则将全被消灭。刘、龚两将相与商议，也顾不得报告唐生智，乃派出代表与蒋鼎文谈判，会商善后办法。蒋鼎文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要刘、龚将所部开到平汉线沿漯河铁路以南，将所有列车停在宿营地附近，以连为单位，把武器分门别类，由连长率领送到车上，然后徒步离开，听候编遣。这一仗总计投诚官兵16000多人。

战果不可谓不辉煌，然蒋鼎文对于讨唐之役，因天气原因导致部队严重自然减员的惨况，30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征讨唐生智的一仗是我担任军人中最艰苦的一仗，我部与唐军在许昌附近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天降大雪，寒冷异常，官兵因冻疮而死的无法计算外，被冻断手足的就有几千人，至为凄惨。”

对此，参与此役的万耀煌也有描述：

时届隆冬，天降大雪，为数十年所仅见，雪地里筑工事极苦，刚挖好了土，马上又给雪盖住了，行军顶着北风，路又全被大雪淹没，无法分辨，给养运不到，无食物又无宿处，士兵挨冻受饿，病患甚多。大雪一连下了几天，雪深一二尺，甚至有些地方，人陷进去就不容易爬出来，真是比沙漠行军还苦几倍……唐部主力是龚浩与刘兴，两部作战力很强，而且是顺风，我13师四个团当其正面，是逆风，冒着雪攻防，眼睛都睁不开，所以作战极为艰苦，几昼夜下来死伤枕藉。左翼秀山阵地是最艰苦的地带。敌人山头阵地高过我方秀山阵地，可以俯击，我方则为仰攻，受敌方炮火控制，攻既不可，退亦不能，这一带遂成敌我作战焦点，我方伤亡了连长七人，排长十七人，士兵每天都死亡数十人。

至1月上旬，在南京中央军和阎锡山晋军的南北夹击之下，仅1个多月时间，唐生智苦心经营的大部队就土崩瓦解，全部缴械。唐生智本人也化装后逃往天津租界。

3月17日，蒋介石电令蒋鼎文固守武汉防线。

自1929年3月至次年初，蒋鼎文率部打了多场硬仗、恶仗，其指挥才干、统兵能力得到长足的提升。不仅如此，蒋鼎文的眼光已超越军人的角度，礼让何成濬，推举夏斗寅，进言蒋介石，广交杂牌系，显然从全局视野考虑问题，且不计个人得失进退，只要中央军获胜就行。这种进退方寸的适度，或已得蒋介石部分之精髓，俨然有政治家之风。当然这也是“肉食者谋之”的共通之道。正因为经过如此多次的考验，蒋鼎文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青睐。

时任第一军军长的顾祝同多年后对此曾有评述：

铭三先生为国柱石，所建功业，宜炳丹青，无俟缕达，兹述其冲襟伟略，为吾人最所钦服者数事：民国十八年，武汉初定，统帅拟设总司令行营，以先生为主任（蒋礼让，举何成濬出任）。并着鄂军夏斗寅隶属指挥，时夏之兵力及战功俱远不逮先生，而先生念正当用兵，为联合友军协力，请辞指挥，并转请隶夏指挥，师克在和，终立大功……

1929年是中国变乱迭起、兵燹弥漫的一年。自年初至岁末，刀光剑影，战乱不断，内战的枪炮声几乎响彻中国，千千万万民众无端遭殃，一个又一个贫穷子弟失去鲜活的生命。民不聊生，饿殍载途，各方政治人物却穷兵黩武，久战不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中央军集各种资源于一身，纵横捭阖，无往不胜；李宗仁、张发奎、冯玉祥、石友三、唐生智、阎锡山、张学良等或被打败，或被收买，然他们依然割据自雄，势力未衰，表面顺从，暗里窥测，时而虚与委蛇，时而左右逢源，厉兵秣马，徐图再起，问鼎中原，推翻蒋介石的“雄心壮志”不衰反涨，一待时机成熟，他们马上会干戈劲舞，再掀风云波涛。

多灾多难的中国，尚未来得及喘息，转瞬之间，又将迎来一场比以往更加猛烈的疾风暴雨式的战火雷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