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将军蒋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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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剪径月黑风高中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内部的迁都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东征讨蒋和为应对武汉讨伐而抽调前线主力部队进行防御,这一部署导致徐州守卫兵力空虚,以致一溃千里。加之桂系将领逼宫,面对内外交困,茫无头绪,又濒临分裂的复杂局面,蒋介石决定以退为进,辞去北伐军总司令一职。

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研究讨论他的辞职问题。到会的李宗仁、李济深、李烈钧、白崇禧都明确同意蒋介石下台“休息”。其中白崇禧是这样说的:“总司令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蒋介石心有不甘,征询他黄埔系手下第一大将何应钦的意见:“敬之,你对我辞职问题持何看法呢?”不料何应钦的回答使他大失所望,“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次日,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述说自己即将离开大家,准备出国考察。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等将领先后发言,拥护蒋介石下野的决定,但到会的近三分之一将领则不同意蒋介石辞职,其中蒋鼎文、卫立煌、谭曙卿等态度尤为激烈,他们认为现在北伐战事正处关键时刻,要完成统一,只有请蒋总司令领导,如果总司令此时离开军事前线出国考察,对战事非常不利,并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何应钦同意蒋介石辞职,就连他多年的战友刘峙、顾祝同也静默附和。蒋鼎文对此表示非常的不解,乃至近40年后,蒋鼎文还是无法释怀,他是如此评述此事的:

等到京沪光复,革命军胜利会师,政治上却发生了很大波澜。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和武汉政府的人逼迫委员长下野,委员长自己认为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不当下野。在这种情况下,何应钦是应该明白地表示出拥护委员长的态度才合道理。可是何的立场暧昧,不大同情委员长,反而与李、白接近。何与李、白是经过祝绍周的关系搭上的,他们倡出川云贵西南大同乡的关系,自然比较容易接近了。军人之中连何应钦都不同情委员长,委员长只有下野以谋取革命军的团结。委员长的下野是光明磊落的,事后顾祝同、刘峙亲口告诉我说:当时他们对政治意识很模糊,认为何应钦是长官,应该服从他,因为何应钦是服从委员长的,哪知道政治上会有这样的微妙关系。台湾《口述历史》第9期,第21页。

散会后,蒋鼎文急忙赶到蒋介石的住所,表示自己坚决不同意总司令离开,还引经据典地讲了一大堆道理。但蒋的下野已是出弦之箭,岂能收回。同时蒋介石内心的城府也是此时的蒋鼎文所不能揣摩的。蒋介石叮嘱蒋鼎文,他到奉化先小住一段时间,待稍作安定后,要蒋鼎文赶到奉化来晤谈。

8月13日下午2点,蒋介石乘火车离开南京,在上海略作停留后于晚11点抵达杭州。前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省军事厅厅长兼省防军司令蒋伯诚等前往火车站迎接。次日,蒋介石发表正式通电:“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贫困。国民党之大业,荏苒不见发展。推其原因,实共产党之阴谋所致。然武汉同志等不查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转引王舜祁:《蒋介石三次下野》,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在杭盘桓几日间,蒋介石交代蒋伯诚办成了一桩他日后还在称道的大事,即让蒋伯诚设法以浙江省省防军的名义,送黄埔系毕业生宋希濂、竺鸣涛、彭孟缉等22人赴日本学习军事,从而为他日后东山再起蓄积了一批得力干将。

同时发生的另一桩事情则使蒋介石极为不快。即新任浙江省主席兼二十六军军长周凤岐派人给蒋介石送来了5万元现钱,要求蒋介石赶快离开浙江,以免妨碍他行事。对于这礼送的“逐客令”,蒋介石当即向蒋伯诚表示出自己的愤怒。蒋伯诚劝蒋介石从长计议,暂时忍让,他在合适的时机,一定会作出让总司令感到满意的反应。

蒋介石到达奉化不久,蒋鼎文从南京赶到奉化看望。蒋介石与蒋鼎文作了一番长谈,并把他的打算也说了个大概。同时让蒋鼎文不要返回南京,留在宁波,出任浙东警备副司令兼宁波公安局局长一职。未几,原警备司令王俊调任另职,蒋鼎文自然扶正。对此,蒋介石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他刚一下野,就有人表示不敬,以后还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他在奉化期间,必须有能干且忠心耿耿的人保卫他的安全,转达他的旨意,为他办理当时他不便出面办理的一些事情。第二,宁波、绍兴地区他先前安排着十个(一说七个)徒手兵团在训练,这批人原准备补充到第一军去充实兵力,现在他下野了,不但不能按照原先计划实施,而且李宗仁、白崇禧控制的南京政府已有严格的防备,并准备解散他们;宁汉分裂后,一批在武汉的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追随他跑到浙江来,向蒋介石报到,信誓旦旦要求从军报国,他又不能拂却他们的一腔热血。然要命的是,这批军政骨干因没有列入军队预算,饷银经费无从来源,如无费用,那么这批人很快会星散四方。于是蒋介石要蒋鼎文跑到杭州去,向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六军军长周凤岐索要经费。

蒋鼎文满口答应,他认为其时的浙江省政府,尤其是二十六军主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小老乡和亲朋师友,即使周凤岐一时不愿意,他也可以游说周围的师友,这样周凤岐总不至于不拨钱吧。

蒋鼎文所想确有道理。

周凤岐是浙江老资格的军政要人,系浙江长兴人氏。辛亥革命前夕,蒋尊簋创办浙江陆军弁目学堂,周被蒋录用为弁目学生队官,后又为浙江陆军第二标一营右队队官、学兵队队长,所表现出的才干深受蒋尊簋器重,并由蒋保送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深造。周平生自视甚高,且目空一切,但唯蒋尊簋马首是瞻。先为孙传芳浙军二师师长,后北伐军兴,剑指浙江,周则易帜响应,向国民政府输诚,所部改编成第二十六军,并出任军长。周凤岐的妻子是诸暨斯宅人,与时任第二十六军参谋长郭忏的妻子是亲姐妹,军长与参谋长成为了一对连襟。

蒋伯诚是蒋鼎文的同族长辈,是何应钦第一军的参谋长,从福建入闽进而入浙,北伐抵定杭州,留在浙江,任军事厅长兼省防军司令,代表何应钦行使职权,蒋伯诚又与蒋介石甚为契合。

斯烈亦是诸暨斯宅人,早年毕业于浙江讲武学堂,曾应蒋尊簋之邀赴广西陆军小学任教,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老师。辛亥革命后随蒋尊簋返浙,任浙江都督府副官长。后与蒋尊簋、周凤岐共举独立义旗,遭通缉后几次逃往日本。其后任浙军二师旅长,与蒋介石一直有联系。北伐军李宗仁部自赣攻击孙传芳军时,蒋介石特地在1926年9月21日致电李宗仁:“驻九江之浙军周(凤岐)斯(烈)旅,向有接洽,请贵部速向九江前进;并请与斯(烈)旅以中正名义联络,勿使误会。”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李部兵不血刃,而斯烈所部也会同北伐军由闽入浙,进而进驻上海,其时斯被任命为二十六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第二师是上海四一二事件时的主要军事武装,斯烈曾拘捕了正在上海指挥工人运动的周恩来,后经其胞弟、黄埔三期毕业生、时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的斯励劝说,斯烈冒着风险,巧妙地释放了周恩来。斯烈曾任诸暨旅杭同乡会负责人,蒋鼎文在杭时经常去拜访他、请教他,是蒋鼎文的同乡前辈。

斯烈

郭忏

第二十六军参谋长郭忏是诸暨东山吴村人。郭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毕业后一直在浙江陆军任职,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炮兵团长、旅长等职。

还有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陈时骥,诸暨枫桥人,时任第二十六军第二师第四团团长,亦与蒋鼎文交谊非浅。

其时旅次在杭的上海政治分会主席、军事名家,既是周凤岐的恩师,也是蒋鼎文军事生涯的重要领路人蒋尊簋就更不用说了。

蒋鼎文的信心满怀还是有他所凭,因而他风风火火地从宁波跑到杭州,先到几个同乡友人处转了圈,然后就直奔周凤岐的办公室。周凤岐对蒋鼎文的接待颇为热情,嘘寒问暖,追叙多年友情。周凤岐当然知道他是蒋介石的亲信,所以言谈之中又多了些防范。当蒋鼎文转入正题,说明此行来意,要周主席给在宁绍的10个徒手团及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浙学生拨付经费时,周凤岐即打起了哈哈,任凭蒋鼎文口干舌焦,搬出千百条理由,就是不为所动。而当蒋鼎文语调升高时,周凤岐则打起了官腔:“铭三兄,你所说的这批人不属于军队序列,我无法拨付经费。你们一定要拨付,只有请南京政府给我下达指示。如此,我才好奉令而行。”

蒋鼎文愤然离开,又去求助于蒋尊簋。然蒋鼎文所不了解的是,蒋尊簋此时对蒋介石也颇有看法,他亦认为周凤岐不应该拨付这笔款项。

这次杭州之行,确给蒋鼎文上了生动的一课,什么同乡情谊,什么师友僚属,在政治面前统统不堪一击。为此他大为感叹:“政治上的事真是非常现实,连浙江的周凤岐都与李(宗仁)、白(崇禧)搅到一起了。”台湾《口述历史》第9期,第21页。

蒋鼎文悻悻然,两手空空回到奉化,向蒋介石面红耳赤汇报此次赴杭经过,这下蒋介石可来火气了。第一次,周凤岐不知天高地厚,向他下“逐客令”,他虽辞去了总司令一职,但毕竟还兼着浙江省政府委员,是在职之人呢;第二次,虽然是蒋鼎文出面要经费给养,然明眼人都知道,蒋鼎文是奉他蒋某人命令而去的,周凤岐这样断然拒绝,岂不是又给他难堪。

蒋介石在大骂周凤岐混蛋的同时,又痛骂蒋鼎文无能、无用。蒋气冲冲地说:“铭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蒋鼎文一时回不过神来,蒋介石又连珠炮似的吐出话语来:“你手上拿的不是烧火棍!人家不给钱,难道你让这批人饿死不成。”原来,由于缺乏经费,有些补充团人员已作鸟兽散。但蒋鼎文一时还不明总司令的意图,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此时蒋介石口气缓和了下来:“铭三,你现在有浙东的地盘,手中有人有枪,去,到钱塘江边设卡收税去。”参见台湾《口述历史》第9期,第22页。

总司令的指点使蒋鼎文恍然大悟,于是他即调动军队和补充团黄埔系官员,再奔杭州,在江津口岸,在交通要道设卡收税,社会舆论顿时哗然。

一言不合,一事不成,就要强行武装收取税赋,这种非政府的军事行为岂不是明火执仗的剪径之举。

这一下,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凤岐慌了神,而且南京政府也知道此事,急令周凤岐迅速处理好此事。朝野的压力迫使周凤岐请出“蒋家”的人来解决问题,于是浙江省政府委派军事厅厅长蒋伯诚、教育厅厅长蒋梦麟作为全权代表,跑到钱塘江边与蒋鼎文展开谈判。

蒋鼎文向“二蒋”倾吐了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并说是周主席逼迫他们上“梁山”的。对于蒋鼎文这样做,蒋梦麟原先还不太清楚内情,然蒋伯诚是明白的,只是他作为省政府成员,在当时不便公开反对周凤岐的做法。这次有了台阶,于是让蒋鼎文按实造出经费预算,由省政府全额拨给。

随之,蒋鼎文所设的武装哨卡也全部撤除。

哪知这波刚平息,另一风波又起来。

周凤岐是浙江军政界早期的风云人物,周顺应北伐时势,将浙江的军队纳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序列。归顺后,周虽亦服从蒋介石的调度,但与桂系的渊源更深。周在陆大时与李济深为同学,两人交谊甚笃;周部参加东路军作战,即是在白崇禧指挥之下,当二十六军驻上海时,白为上海戒严司令,周为副司令,二人配合默契。白崇禧又是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学生,因而白亦称周凤岐为老师,对周凤岐和斯烈所部行文多用便笺,关系亲切且随便。周凤岐出任浙江省主席,实是李、白的安排,可以说,周与李、白是联合反蒋的同盟军。

周凤岐控制浙江地盘的欲念很强,自担任省主席以后,即以浙江政治分会及省政府主席名义改组了浙江省党部,把蒋和陈(果夫)所安排的几个省党部委员全部免去。

还有,周凤岐竟要撤换蒋介石、何应钦都极为信任的蒋伯诚所任浙江省防军指挥官一职,且是在蒋伯诚因公干离杭期间撤换。当时北伐军初入杭州,蒋要何应钦主持浙江政局,因何还要率军北上,他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便留下自己的参谋长蒋伯诚代行其职权。蒋伯诚的无端被撤换引起了蒋、何的同时愤慨。

蒋介石其时虽然下野,然实际上仍操控南京政府,识时务的国民党中央和不少省、市政府纷纷致函电蒋,促其早日复出。周凤岐作为浙江省地方主管不但无片言只字表示,反而发出安民布告,谓浙江治安由省主席负责,至于一人之去留,实与大局无关,要浙江人民“安居乐业,无相惊扰”。

周的一连串举动促使蒋介石要对周有所动作,只是碍于“在野”之身,一时不便发作。导火线终于来了。当时蒋介石以东渡日本为由,要求浙江省政府拨10万元作旅费,可周凤岐断然拒绝,说什么一个卸任的总司令,凭什么资格来要钱。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蒋介石向时任安徽省主席,也是周凤岐的陆大同学陈调元商借20万旅费时,陈即带着20万元现款亲自送到蒋介石的府上。

蒋终于决定对周凤岐开刀。他先密商何应钦,将驻扎在上海的第一军向浙江境内转移。到9月中旬,要解决周部第二十六军的传说甚嚣尘上。周终于猛醒,急请蒋介石的同学,时任军政部次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的张群前往奉化说情。蒋则明确告知张,周凤岐必须下台。同时告知出路,如周能自动辞职,则对二十六军不作遣散,军长一职亦可由周保荐担任。周凤岐知事已无可挽回,乃与密友共商二十六军军长人选。当时周有三个方案上报南京。

第一方案,在蒋尊簋、吕公望二人中择一担任,理由是此二人威望高,资历深,特别是蒋尊簋更好一些。

第二方案,由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斯烈递升军长,此方案也是周凤岐最属意的。

第三方案,保荐第一师师长伍文渊升任军长,调蒋鼎文为副军长,再调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务处长、奉化籍的陈焯为参谋长。

三套方案上报以后,何应钦表态,蒋尊簋是周凤岐的老师,斯烈是周凤岐的挚友加亲戚,让斯烈当军长等同于周凤岐当军长。显然,前两个方案否定了。何应钦倾向于第三个方案,然蒋介石有不同意见,说蒋鼎文另有安排,不宜出任二十六军副军长。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周凤岐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第二十六军军长职务;省主席由何应钦兼任,未几由蒋伯诚全权代理;第二十六军军长空缺,由陈焯出任副军长,代行军长之职,所属两个师长也易人,改成赵观涛、张骥充任。

蒋介石在奉化待了一个多月后,既安排了一些重要事宜,也以“在野”之人的视角观看考察了一些军政要员。静默思动,蒋介石在家乡似乎吸足了元气,于是在9月22日离开奉化,转杭赴沪。蒋鼎文也随之赶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