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不惑：坚决不结党

跟鲁昭公混不出什么名堂来，在齐国也慢慢待烦了，孔子又要回鲁国了。

这是孔子第一次到齐国，很可能有子路跟随他。孔子哪年从齐国回到鲁国，史书没详细说，从孔子自己的话看，大概是鲁昭公三十年，孔子40岁之前。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就是到40岁什么都想明白了。

他想明白了什么？

从这次流亡生活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把教书和做学问当成最重要的事业，不能为了利益去搞政治，不能卷入结党营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矜持而不争斗，广交朋友但不搞利益同盟。别管是政治权力，还是物质利益，孔子都不想去和人争，更不会为了争这个去结党。

其实孔子是很关心政治的人，特别想当官，推行他那套政治主张，这一点到死也没改变。但他的原则又很明确，不会在政治沉浮里丧失最基本的人性，这可以算他人生的底线。比如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如果国家有道，政治清明，你却活得又穷又没地位，就是你自己没本事，你的耻辱；反过来，如果国家无道，政治黑暗，你还过得又富裕又有地位，这是你不择手段没底线，也是你的耻辱。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宁可活得平庸，也决不给坏人当帮凶。

孔子的这个底线类似于“不为恶”原则（Do not be evil，常译成“不作恶”，其实“不为恶”更准确）。这和历史上的很多政治人物不一样，因为政治人物一般都有最高理想，但没有最低的底线，结果往往就成了打着最高理想的旗号，践踏人伦秩序和道德底线，坏事做绝。

孔子思想的特点就是不走极端。他有好几个层次的目标，或者说标准，优先保证最低标准；能实现最高的固然好，但不能为了最高的就不要最低的。

后世说儒家、儒者，想到的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东汉以后的事。从孔子到西汉的儒者，极少有为统治者送命的。孔子周游列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效劳过的贵族、国君很多，干得不顺心就换地方，标准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权利义务对等。上级如果没出息，孔子就拍屁股走人，跳槽换东家，绝对不会以死效忠。先秦三位大儒，孔子活了七十多，孟子八十多，荀子七十多，他们都不只效忠一个主人。

“文革”时全民“批林批孔”，也没能把孔子彻底“批倒批臭”，就是因为孔子真有底线，他不会为了利益结成主奴关系，做丧失人性的事，哪怕跟国君他也不干。《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这类批判作品真正展现的，也只是孔子的不合时宜和有点悲凉的失败人生。

经过这一番流亡、换工作，孔子发现，真正适合自己的还是著书立说、开课讲学。毕竟大贵族的家臣、雇员多得是，不缺他孔丘一个，但对于鲁国那些穷学生，孔子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人。靠着这些学生，孔子也才可能干出点有影响的事。在齐国几年，这方面是荒废了。

想到这一层，孔子就对富庶安定的齐国没任何留恋了，立刻收拾家当赶回了鲁国。从这以后，他再没有放松过学问和教育事业，一直到死。

孔子这次出逃，三桓家没有追究。但这次回来之后，孔子就不再给季氏家当职员了，他要全力投入文教事业。

孔子对鲁昭公的感情也很复杂。

鲁昭公在外面流亡了七年。他死后，尸体被运回曲阜，季平子肯定不想按规矩办丧事，但事情也不能做得太过让人指指点点，就把昭公埋在了国君陵区的最外边，意思是说这国君当得不太够格。孔子晚年在鲁国掌权，那时季平子早死了，孔子让人在昭公墓外面挖了条沟，把陵墓圈到了国君陵区的范围内。对这个他曾一度追随又实在扶不起来的无能国君，孔子最后尽了一点臣节。

孔子晚年，陈国一位高级贵族曾问他：你们鲁昭公，算是懂礼的人吗？

孔子说：当然懂礼啊。

那位陈国贵族当面没表态，事后托人转告孔子：鲁昭公娶了吴国公主做夫人，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祖训，这怎么能算懂礼呢？您曾经说“君子不结党”，又这么公开袒护不懂礼的鲁昭公，这还是在结党啊！

孔子自然很尴尬，向传话的人道谢：您看，我犯点儿什么错误，就有人给指正，真是幸运啊。

追随鲁昭公这事儿，道义上站得住，理智上就不那么靠谱，因为鲁昭公这人实在没出息。这算是孔子一段失败的经历，跟他提这个，有点像揭人旧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