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为了进一步界定研究问题，寻求调查的新思路，以及获得有效的研究方法，本书围绕大学生基层服务合约及其激励这两个主要研究问题，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查阅和综述。由于大学生基层服务合约的产生与学生贷款的发展相联系，相关研究文献多集中在国外，归于学生财政与学生贷款研究范畴。国际学者莫林·伍德霍尔（Maureen Woodhall）、D.布鲁斯·约翰斯通（D.Bruce Johnstone）、乔治·萨卡罗普洛斯、阿德里安·齐德曼、道格拉斯·阿尔布雷克特（Douglas Albrecht）等人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较早开始了学生贷款研究，特别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至今影响深远。相比之下，国内大学生基层服务合约的实践与研究较之国外要晚将近50年。国内学者赵中建、张民选、沈红、马经等人率先向国内引入学生贷款的国际经验与国外的研究成果，沈红及其“学生资助研究团队”较早并持续地开展了国内研究工作，其中涉及学生贷款债务负担及其减免。此外，直接相关的研究始于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政策的出台。
围绕本选题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学生贷款债务与大学生就业；（2）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3）大学生基层服务合约的政策实践和评价。
一 学生贷款债务与大学生就业
（一）学生贷款债务（负担）
无论采用调查还是比较的方法，众多研究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是，学生贷款债务有上升的趋势。不仅总的贷款规模增加，个人负债上升，负债面（负债学生占全体学生的比例）也在扩大。美国四年制公立大学的人均贷款债务从1990年的9798美元（考虑通胀率）上升到了2004年的15662美元，负债面也相应从46.2%扩大到61.7%，[22]而且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往往负债更多。
在国外，作为众多债务中的一种，学生贷款债务与偿还经济困难状况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学生的债务可能还产生于信用卡或其他借贷[23]，而且其数额可能远远高于学生贷款。在缺乏完整数据和定义的情况下，测量“偿还经济困难状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4]。但仅就学生贷款而言，其实际债务水平是可以测量的，其对毕业生收入的影响也是可以研究的。
第一，用以测量学生贷款债务负担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债务—收入比”（Debt-to-Income Ratio or Debt-to-Earnings Ratio），衡量总的学生贷款债务占年收入的比例。该指标常用于反映国债和家庭债务负担，特别在加拿大，是一种评判按揭贷款资格的“经验法则”，比如“债务—收入比”超过40%的贷款申请将被拒绝。这种方法对于学生贷款债务负担的测量，可能并不精准，但方便用于不同借贷群体间的比较。另一种是“月贡献率”（Debt Service Ratio），或称“负担率”，是学者们最常用到的衡量学生贷款债务负担的指标。芬尼纵向考察了加拿大四届毕业生的“债务—收入比”，由于收入增长相对平稳，该比率也在13年后增长了一倍多，且性别差异显著。[25]来自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数字显示，从2003年到2004年，美国学生贷款规模从198亿美元上升到505亿美元。[26]加拿大学生的平均贷款债务在1982年到2000年间几乎翻了一倍。[27]亚历克斯在其对8个国家学生贷款债务负担的比较研究中同时使用了这两个指标。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学生贷款的平均“债务—收入比”都在30%—40%，德国最低，为13.6%，而瑞典则高达70%；平均“负担率”最高的是加拿大，为6.6%，英国最低，只有2.9%。[28]值得注意的是，平均“负担率”水平可能掩盖低收入群体的偿还困难。[29]美国教育统计中心使用“负担率”比较了1994年和2001年两届本科及以上毕业生的债务负担，发现平均“负担率”稳定在7%[30]，但在不同收入组间的差别显著。沈红和沈华用上述方法分别测算了中国学生贷款在不同还款年限的“负担率”，研究表明，中国学生贷款的债务“负担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平均“负担率”高达24%。[31]在引入了贷款新机制后，中国2010届毕业生的平均债务负担下降为10.48%—17.10%，但仍然远高于美国的6.16%—6.71%。
第二，关于合理负担界限的划定。伍德霍尔较早地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发现：许多国家都将10%作为大致的合理负担界限，美国的负担率是10%，中国香港的负担率是6%—7%，但是她也指出可能并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可控债务”或者“过度债务”水平；[32]其援引的汉森与罗德在1988年的调查发现，90%贷款人的还款负担都在10%以下，因而“10%的负担率并不高”，建议负担水平在10%—15%，且随收入变化，[33]给出了一种间接测定“过度债务”的实证思路。8%的负担率被多数学生认为“可以接受”[34]。此外，芬尼曾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测试不同专业学生对于“还款困难”的感知，结果与调查对象的就业状况显著相关，但与“负担率”关系不大，表明还款初期的“负担率”大小并不能说明其真实的“偿还能力”，因为几乎所有对债务负担的测量都基于学生就业初期收入的调查。[35]
鲍姆和施瓦兹深入研究了学生贷款的“可控债务水平”。研究首先回顾了几种不同的经验值，如8%原则，以及经验原则的优缺点；其次考察了用以制定标准的客观指标：过度负债、支出数据、收入—消费差额、按收入比例还款、（资助）需求分析方法的推论等，以及主观指标。最后，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关于“个人消费决策建立在未来收入而非当前收入”的假设，研究指出并没有唯一绝对的“可控债务水平”，而提出三条有利于将债务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原则：（1）对于25岁以上收入（税前）低于平均水平（37543美元，2004年）一半的人，不要求其还款。（2）还款负担应随收入变化。（3）应用20%的“可支配收入”（收入高于平均水平一半的部分）作为还款额，基于2004年的工资水平，对不同收入水平的还款额度及还款负担作了测算，为政策制定者进行学生贷款债务的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斯沃索特应用上述方法测算了在美国各州从事教育和社会工作的毕业生的还款负担率，并计算出可能的“过度债务”。[36]
（二）学生贷款债务对就业的影响
过高的还款负担率，会使借款者难以承受沉重的还款负担，导致较高的还款拖欠率，最终使贷款难以收回，并增加贷款项目的运行成本。加拿大教育协会（Canada Council on Learning）发布的《06论点扫描》综述了134篇关于“债务水平及其对受教育影响程度”的研究成果，发现学者们对于上述论点并没有唯一确定的答案，对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群体而言，由于受教育的价值不同，他们对于债务水平及其影响的反映也不一样。[37]海明威和麦克马伦的研究发现中、低收入群体间的入学率差距扩大（从1986年的1%到2004年的7%）与学费增长和过多依赖贷款有关。[38]债务负担会带来经济困难，在失业和低工资的共同作用下，债务负担超过偿还能力，使得拖欠在所难免甚至破产，这成为拖欠的主要原因。但蒙克斯关于贷款债务压力对学生接受教育（包括学位获得与职业规划等）的影响的研究发现，贷款形成的债务压力没有对学生接受教育产生明显影响。[39]
学生贷款债务的影响体现在学生个人就业意愿与行为上。在乔伊的研究中，负债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他学生相似，学生们考虑就业多从个人的专业、兴趣、发展等方面出发。但是债务对于学生毕业后的生涯规划产生了影响，鲍姆和桑德斯发现负债学生的就业行为更容易与就业期望产生差异，债务负担使他们更容易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并且会推迟他们毕业后买房、买车、结婚、生子等计划。[40]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41]。但乔伊认为这方面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并将可能的原因归于学生贷款债务规模不够大。
债务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还体现在削弱了国家公共服务事业的吸引力和保持力。公共服务部门往往工资较低，学生们不愿选择，而即使选择了，也很容易辞职。“债务负担阻碍大学毕业生到公共服务部门就业”这个假设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但在中国还没有研究验证这一研究结论。美国法律协会（American Bars Association，ABA）对此做了调查，2002年法律专业学生的平均债务超过80000美元，月偿还额高于1000美元，而公共服务部门平均起薪只有36000美元/年，[42]每月30%的负担率将66%的毕业生“挡在门外”。同时针对法律专业学生，麦吉尔对其债务和公共服务部门就业关系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债务并不是影响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的决定性因素，并由此得出，依靠债务豁免计划来增进公共服务部门就业可能并不能达到效果。该研究还发现，针对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职前教育以及安排学生到公共服务部门的实习机会可能会最终吸引更多的毕业生。[43]
上述关于学生贷款回收和债务的研究表明，全球学生贷款债务具有上涨趋势，债务负担是影响学生贷款回收的重要因素；债务影响到大学生就业选择和生涯发展，尤其对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的影响显著。中国学生贷款债务限额受政策影响在2004年前后从4000元/（人·年）上升到6000元/（人·年），在同一政策下，负担率目前只受大学生就业初期收入的影响，但研究表明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学生贷款债务对中国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特别是对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的影响还没有得到证实。降低债务负担是学者们的一致建议，然而具体采用何种方式还停留在建议层面，缺乏技术性和操作性。
（三）学生贷款债务减免
鲍姆在其研究一开始就指出，“研究‘可控债务水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学生借款提供建议，二是为债务减免和债务管理项目的设计做参考”。影响学生贷款债务负担的因素主要有利率、还款期限和财政补贴，也有学者将影响债务负担的因素归结为收入、总债务和偿还方式。针对上述影响因素，学者们提出了建立多元偿还模式、实施按收入比例偿还等设想来减轻当期债务，特别是后者目前已在多个发达国家应用。按收入比例还款型贷款（Income Contingent Loan，ICL）在回收和保护低收入人群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44]，但是约翰斯通建议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缺乏税收系统的情况下应慎用。在实践中还有服务—资助、利息减免等方式可以减轻负担[45]。
具体地说，亚历克斯曾对4个发达国家的债务减免方式进行分类比较，并按照减免目标分为“免除过度债务”“奖励优秀”“鼓励提前肄业”和“基层服务—补偿”四类。其中，加拿大以“免除过度债务”为主要方式，德国和荷兰主要对“提前肄业”的学生予以债务减免，美国则以“服务代偿”为主，德国还有“奖优型”的债务减免。此外还有一种方式——美国[46]和荷兰分别对25年和15年之后仍未还清的债务予以免除。张民选将国外学生贷款减免规定分为五类：（1）学生死亡或因伤病丧失劳动能力；（2）失业者、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人士及破产者；（3）从事国家急需工作；（4）鼓励学生按时、高质量完成学业；（5）鼓励学生提前还贷。不同的减免方式的介绍和比较为学生贷款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参考，但各种方式的适用条件如何并没有得到进一步探讨和归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尚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如张民选曾提到了巴巴多斯使用了上述情况（4），因而其经验借鉴的程度也受到限制，对中国的适用性如何还有待研究。沈华在比较了中美学生贷款债务减免或代偿机制的基础上提出借鉴美国经验，扩宽到更多专业和岗位，完善中国的债务减免或代偿机制。
二 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
（一）基层服务的人才缺口
美国劳工统计局在2013年公布的《职业概览》[47]中指出，健康行业中内科医师、牙医和药剂师三类职业都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2010—2020年的预测显示，上述三类职业对人才需求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4%、21%和25%，远远超过14%的平均增长率。凯恩等的调查研究表明，与这三类职业相对应的专业则存在债务高、回报低的风险，阻碍这些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就业。
中国农村高层次人才极其匮乏。中国从事农业科研、教育、开发、推广的技术人才约为31万人，仅占全国总科技人才的6.7%。
（二）大学生的基层服务意愿和行为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意愿较低，且不明确。张秋山的调查显示，农村籍大学生对到基层就业持积极肯定态度的占38.5%，持迟疑态度的学生比例为44.3%。赵翠萍的研究注意到大学生在选择基层就业时所表现出的角色矛盾，即作为旁观者时的理解与作为参与者的淡漠集于一身，体现出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王红漫在对医学生赴基层医疗机构就业意愿的调查数据表明，仅16.3%调查对象愿意去基层医疗机构就业；93.5%的学生愿意在“一定条件”下去基层工作两年，这些条件包括两年后回原籍工作、当地薪酬不低于东部大城市、获得相应职位等。
寸晓刚采用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SM）量表实证研究了中国大学生基层服务动机的影响因素。PSM与家庭结构、社团管理者经历、成长地、年级、专业及职业意向等因素相关。相比较而言，低PSM群体行为的从众程度较高，更为偏好围绕当下工作的短期倾向的激励要素。高PSM群体则相反。
三 大学生基层服务合约的政策实践和评价
（一）政策目标、功能和缺陷
多数研究在学生贷款的框架下讨论“基层服务—补偿”，或将它作为学生贷款偿还方式的一种，成为分期偿还和按收入比例偿还的重要补充，或放在债务减免的行列中，考虑对低收入群体的保护。齐德曼提出了学生贷款计划的五个目标，其中“满足特定人力资源需求，为特殊行业和地区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指的就是通过贷款减免的方式来激励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
“教育规模的扩张最终由财政资源决定”[48]。政府开支应重新配置，投向社会收益最高的教育层次，补偿高等教育成本，提供广泛可得的学生贷款和有选择性的奖学金。针对发展中国家学生贷款回收的困难[49]，“基层服务—补偿”可作为一种替代方案，间接从学生回收贷款。如美国1992年的“克林顿—高尔计划”（Clinton-Gore Plan）提供多种偿还方式的选择，借款人可以通过从事教师、执法官、医疗工作者或行业顾问（peer counselor）等职业来偿还贷款。
另外，“基层服务—补偿”可以使学生贷款项目具有“激励”功能。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随第一个学生贷款项目而设立的“基层服务—补偿”就是为了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中学任教。
大学生基层服务补偿还是减轻学生贷款债务的三类措施之一。[50]在美国的年度学生资助指南里，“基层服务—补偿”被归入还款减免部分，是众多减免条件中最主要的一类。这与上面的就业激励的视角是相关联的。
理论上，围绕基层服务—补偿的支持意见集中在三方面：（1）增加学生贷款偿还方式，降低债务负担，是原有学生资助体系的补充；（2）激励大学生从事国家急需领域工作，拓宽就业渠道；（3）可能构成一种独立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种功能——齐德曼提出，在学生贷款框架中引入国家基层服务的方式可以看作一种独立于普通偿还方式的另一种回收思路，甚至可以扩展为一种独立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方式。“基层服务—补偿”的前两种功能在应用中得到体现，也是学者们研究该项政策所普遍关注的目标，但后一种功能作为一种高等教育财政理论上的设想，未曾得到持续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它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如何？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都给本书留下了空间。
麦卡利恩提交给国会的报告阐明，学生贷款“服务—代偿”项目有四个目标：（1）学生资助；（2）吸引特殊行业就业；（3）吸引不发达地区就业；（4）保持高需求地区或行业的人力资源。[51]此外，设立服务代偿项目还可能有其他意图，比如美国的“医学专业学生资助项目”（Health Profession Student Assistance Program，HPSAP）最初就是为了吸引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读医学专业而设立的。[52]
针对国内相关政策，柯尊韬和田恩舜简要分析了中国试行的“代偿政策”，认为该项政策的实施有四项功能：（1）减轻债务负担，促进教育公平；（2）鼓励大学生基层服务，改善基层人才队伍结构；（3）完善资助体系，化解贷款风险；（4）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精神。[53]傅悦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简称“西部计划”）进行经济学解析，从利益角度、博弈角度、成本—收益角度和志愿服务的角度分析了该项计划的导向意义；[54]方增泉和孟大虎对“免费师范生”招生就业体制的研究，[55]可作为横向比较，为本书进行学生贷款服务—资助机制的设计提供借鉴。
在肯定的同时，基于经验研究，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反对意见：（1）其主要缺陷在于受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当劳动力供给由短缺变为过剩的时候，政策无法及时做出调整，原有“激励”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2）如果服务过程中止，原有的基层服务—补偿需要转为正常偿还方式，这无疑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3）该项目对于学生职业选择的干预效果甚微。结果是那些早已打算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才会选择参加，并且会多贷款，因为知道日后可以免除。（4）有批评认为，该项目的设立是对当下过度的高等教育需求和无效的劳动力市场并存状况的一种反映。如埃及1963年试行、1973年固定下来实施的“定向就业”项目。（5）阶级歧视和不公平。埃利斯认为美国近二十年的“服务代偿”政策一直差强人意。为国家服务的项目应惠及所有大学生，而事实上是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在以基层服务的方式来为大学付费，家境富裕的年轻人可以逃避服务[56]。（6）财政问题。美国教育协会前会长罗伯特·阿特维尔（Robert Atwell）认为该计划可能带来极高的成本，大约每年500亿美元。这些反对意见也为本书分析合约、进行激励机制设计和完善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国外相关政策的分类和比较
大学生“基层服务—补偿”在美国的应用最广，因而研究也最丰富。在研究文献和政府报告中，服务—资助又被称为“基于服务的贷款减免”（Service-Based Student Loan Cancellation）[57]，或“与劳动力相关的财政资助”（Workforce-Contingent Financial Aid，WCFA）。与其他债务减免措施相比，如“永久丧失劳动力或死亡”“失业者、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的人士以及破产者”可以获得债务全免，大学生“基层服务—补偿”的不同点在于：债务的免除建立在“服务”的基础上。
阿芬较早地研究了美国面向医疗、国防、法律、教育等领域的大学生“基层服务—补偿”项目，并按资助形式分为三种：助学金、贷款和勤工助学（Sponsored Employment），其中与贷款相关的资助项目又分为低息贷款、定向减免和定向贷款，并把这些方式对于吸引学生毕业后从事教师工作的作用进行了比较。
马普里索普将州政府设立的用于解决劳动力短缺的财政资助项目分为两类，一类（Loan Forgiveness Program，LFP）在入学时提供定向贷款，学生协议毕业后必须到本州内规定领域服务一定年限作为偿还，另一类（Loan Repayment Program，LRP）针对已在本州内规定领域工作的毕业生，代偿其已有的学生贷款债务。基尔希斯坦等在2001—2002学年对分布在美国43个州的161个WCFA项目进行调查，按照获得贷款的时间，把这些项目分为“在校项目”（In-School WCFA）和“工作项目”（On-the-Job WCFA）两类。实质上它们分别与马普里索普（2001）提到的两类相对应，前者相当于LFP，后者则与LRP类似。[58]
此外，尽管许多项目声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但它们实质上都是贷款，学生的偿还方式就是服务，并且都没有跑出“定向减免”和“定向贷款”这两种基本方式。
（三）政策实施效果
实践中，与贷款相关的大学生基层服务政策在国外被普遍接受和实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它能够降低债务负担，是一种债务管理方式；二是通过服务—资助，可以吸引学生到特定行业（如教育、医疗、工程等）或地区就业，鼓励为国家（社会）服务。基尔希斯坦等的研究也指出，该项目能够被广泛采用并不断改进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可以同时在两方面赢得政治声望：为学生提供资助和为劳动力紧缺行业及地区输送人才”。
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政策对于促进基层服务部门就业的作用受到学者们普遍关注。对于政策的潜在效益，里德曾实施一项关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保健专业负债学生参与服务代偿项目情况的调查，通过问卷方式着重调查了学生的参与率和资助条件偏好，以评价即将实施的服务代偿项目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有74.1%的学生表示愿意参与此项目。影响参与意愿的因素包括学生贷款债务、服务岗位设施和服务对象。此外，参与率受种族的影响显著，黑人学生参与率达到91.4%。学生所期望的最低豁免额度与债务相关，且呈同向变化。研究最后根据参与率和最低资助额度，估算了该州实施该项目的财政投入。[59]
基于“债务负担会影响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这样的假设，许多服务代偿项目建立起来的初衷是通过降低债务负担来改善这样的局面。服务代偿项目对于满足学生资助需求和劳动力需求都起到了作用，但其有效性尚待考证。另外一些学者实证调查了美国部分州实施的学生贷款服务代偿项目，对其目标、资格、资助办法以及劳动力保持等问题都做了深入研究，然而达到的广泛共识是，这种资助激励方式不足以给借款人的就业意愿带来深远的影响，因而罗马认为其效果并不显著。
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连续两年对美国学生贷款服务代偿项目的有效性进行了调查。第一次对HPSAP的调查中，研究发现该项目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行为，学生和学校行政人员的反馈都印证了这个结论。但值得肯定的是，该项目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资助作用。英格索尔与史密斯在研究“师资匮乏”时发现这一问题导致师资匮乏另有原因，因而他们推论代偿学生贷款这种方式并非有效地吸引师资的途径。[60]类似的结论也出现在麦吉尔对法律专业学生到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的调查中。
（四）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讨论
补贴太高不行，太少了又不足以吸引学生到特定行业和地区就业。阿芬认为通过财政资助手段可以吸引学生到教育、医疗、法律等专业的基层服务部门以及军队就业，但在考察了几个典型的用于促进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的项目之后，发现不同方式各有优缺点，其促进作用也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定向减免”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于已经选择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补偿，且资助力度太小，这一点在马普里索普对“定向减免”和“定向贷款”的比较研究中也得到证实。阿芬还指出，如果劳动力短缺是由于地域性分配不均或行业特殊性造成，那么“定向减免”要想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不妨更“慷慨”一些；同时“定向贷款”之所以“比较成功”还与心理因素有关——上学期间得到资助的学生更倾向于在毕业后履行服务合约。[61]
如何准确界定服务地区和服务行业也是项目实施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有些行业的紧缺性可能存在地域差异，还可能随时间改变，因此对于劳动力供求状况进行定期考察是必要的。2007年底，美国密苏里州的一项名为“自然科学专业贷款减免项目”在实施仅3年之后就走到了尽头。原因是参与率不足，资助条件界定不清导致“滥用”等，结果只批准了35人最高10000美元（每年2500美元，分4年）的减免申请。负责此项目的密苏里高等教育贷款局坦言当初并没有认识到资格判定和服务目标确定中的困难。[62]
此外，政策宣传不到位也是一个方面，学生选择的时候可能对此一无所知。GAO调查的635名受资助学生中，88%都是在入学申请时甚至是入学后才获知有此项目，只有7名学生表示若没有这样的资助项目就不会申请就读。在中国，涂海燕发现大学生对西部农村基层就业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不高，到西部农村基层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可见这样的情况下，政策无法起到作用。
综上，服务代偿政策在美国的应用时间较长，其类型也比较清晰和固定，主要的两种方式——“定向减免”和“定向贷款”。二者各有优劣，政策目标都比较明确，然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仍未得到证实，且大多数研究认为该项政策缺乏足够吸引力的原因是激励不到位。此外，严谨的政策条款设计也是政策有效实施的条件之一。
以上从学生贷款债务与大学生就业、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大学生基层服务合约的政策实践和评价三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析。关于大学生基层服务合约，目前国内外都还没有专论。有关发达国家的研究文献和数据比较丰富，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参考。特别是美国大量的的研究文献，为本书提供了较为翔实的案例、数据和研究思路。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少。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该项政策上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又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供借鉴？其基本模式和适用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待在本书中进一步解决，以便为中国的政策方案优化提供有益的参照系。关于大学生基层服务合约的激励问题，目前尚没有系统研究。国内方面的研究则刚刚起步。伴随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大学生基层服务合约亟须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实现目标，提高财政效率。
具体来看，（1）以往研究对于学生贷款债务负担状况及其测量方法的研究比较丰富，这对本书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学生贷款债务负担的测量比较单一，多采用“债务负担率”的方法，从普遍地降低债务负担的角度改进还款条件，因而没有反映个人实际的负债情况，且未反映专业差异。本书将尝试利用“债务—收入比”和“学费—收入比”进行测量和比较，提出从收益补偿的角度设计基层服务补偿金，促进大学生基层服务。（2）在对债务减免方式的研究中，其实施意义是受到一致肯定的，国外研究将丰富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分类比较，但是缺乏对于主要模式的归纳和适用条件的挖掘，这减弱了其推广意义，本书将侧重归纳其适用条件，并揭示其对中国政策设计与实施的启示。（3）美国早期的研究对于大学生“基层服务—补偿”政策的实施效益做了大量调研，其发现的问题和调查方法对本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围绕“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以往研究多采用调查（问卷、访谈）和比较（国际比较、国内分类比较）的方法，这为本书合约模式、激励机制设计及其可行性评价提供了思路。同时，国内相关政策的分析比较分散，对于实施现状、问题以及潜在群体特征的研究较为匮乏，而这是激励机制设计的关键所在，因而也是本书数据收集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