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惜字爱纸的心理

惜字爱纸是我国儒家文化的一种悠久传统。来新夏先生在谈到古代藏书家的文化心态时曾经指出，历代藏书家确乎有一种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们都珍惜和善待民族文化的传统，视保护民族文化为己任，千方百计地保护好作为民族文化主要载体的图书；二是把藏书作为自己的自怡行为，以藏书为手段，求得自身心态的满足。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以伏生为代表的秦代旧儒凭记忆背诵古文《尚书》二十八篇，以孔氏家族为代表的汉儒偷偷地把儒家经典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还有的将图书藏于山林洞府，用各种方式保护了先秦文化。除了民间自发的保护行为外，官方也多有文献征集和保护活动。每每一个新王朝建立后，通常都会向民间采集图书，如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进行了“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的图书搜集工作，于是许多士人“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很多典籍得以获存于世。清末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事迹，更是被传为佳话。纵观中国历代藏书家，他们对图书内容与形式的保护和珍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图书实体外观的爱护

早在简策时代，古人就知道用杀青避蠹的方法保护书籍。汉刘向《别录》云：“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汉魏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用黄蘖染纸可以防蠹。宋人又发明了一种椒纸，具有避蠹的功能。赵元考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宁波天一阁多采用芸香避蠹。明清之际，广东南海发明了一种“万年红”涂料，涂在纸上，不仅可以防蠹，还可以美化装饰古籍。清人方功惠藏书则以东丹笺作副叶，因其可以避蠹。孙从添《藏书纪要》详尽介绍了皂角炒末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锅锈铺地可驱白蚁等藏书保护方法。关于晒书，古人也有很多经验，如贾思勰《齐民要术》说：“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日曝书，令书色暍。热卷，生虫弥速。”在古籍保护实践中，人们还发明了古籍装裱修复技术。大约从晋代开始，我国就已经出现古籍修复活动。北齐时期的颜之推告诫后人，“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将爱惜图书视为士大夫的基本美德之一。宋代为装裱书画，市面上出现了装裱行业，一些藏书楼也设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装裱书画名作。清代藏书家陆烜修补古书别有心得，他在《梅谷随笔》中介绍：“修补古书，浆粘中必入白芨，则岁久不脱。”黄丕烈独创了书籍“复背护持法”，认为古书经如此处理可增强韧性，不致因频繁取阅而磨损。

古人对图书的珍爱，有时达到了一种近乎虔诚的心理。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北宋的司马光，据费衰《梁溪漫志》记载：“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读了几十年的书，还跟从来未用手碰过一样新，真是不可思议。司马光当然有自己的爱书之法，他在教训儿子公休爱护图书时说：“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净洁，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恐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图、老氏，尤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宜志之！”明人陈继儒《读书十六观》载：“赵子昂书跋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这就是元代赵孟頫给自己和家人订下的“八勿四随”的读书规矩。明清藏书家钤印在他们留给后人的藏书上的印文，如“性命轻至宝重”“后人观之宜加珍护”“愿流传勿污损”“勿恣意涂窜”“凡我子孙宜珍惜宝爱”“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等，反映了他们爱书护书的极致心态。更有甚者，黄丕烈每年除夕之夜还要举行“祭书”活动，张蓉镜得到了宋本《击壤集》，竟在书上血书“南无阿弥陀佛”祈求菩萨保佑，清末江标刻有一枚长恩像（注：“长恩”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司书神）的藏书印，乞求神灵护佑自己的藏书。

（二）对图书卷帙完整性的保护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社会及自然原因，散佚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对于藏书家而言，心痛莫过于此。因此他们总是呕心沥血、刻意搜访，冀望通过自己的诚心与努力，使尽可能多的残卷断帙能在自己手里得以破镜重圆、完璧如初。他们有的不仅藏书，还主持或参与刻书，使得一些珍本秘籍得以化身千万。如北宋经靖康之变，原来流行的《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等七部史书，在中原大地已不易见到了。南宋藏书家井度（字宪孟）在四川任职期间，对七史重加收集补缀，在眉山刊行，史称“眉山七史”，其书版后被收入明南京国子监，对于保护我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宋另一位藏书家兼刻书家陈起，好收集刊刻唐诗，王国维称赞他：“宋季临安书肆，若陈氏父子遍刻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焉。”陈起还与当时的江湖派诗人结成朋友，将他们的作品编辑刊刻为《江湖集》及前集、后集、续集，使很多南宋诗人的作品，得以流传至今。

明朝弘治年间，台州人谢铎和知府简继芳先后重刊过宋本《赤城志》，但到清乾嘉年间“重梓之版已散佚”，宋世荦了解到洪颐煊和郭协寅二家藏有残本，从“友人洪筠轩别驾颐煊、郭石斋茂才叶（协）寅各得残册，交互影钞，遂成全帙”。明著名藏书家和刻书家毛晋的儿子毛扆，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在刊刻《中吴纪闻》时，因家藏版片残缺了不少，向叶盛的裔孙叶九来借来旧抄本，发现该书卷末记云：“洪武八年（1375年），从卢公武借本录存。”毛扆欣喜若狂，连夜抄校，纠正了原版片中一百多处错误，并补齐了版片所残缺的内容。陆深自幼喜爱藏书，壮年后历官京都，但俸银有限，虽经常逛书肆，见过不少珍本秘籍，“然限于力，不能举群聚也。间有残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书多断缺，缺少者或手自补缀，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脉望馆主人赵琦美曾从旧书铺里购得李诫《营造法式》残帙一部，中缺十余卷。为补全此书，赵琦美四处寻访，先在一书商手里买得残本三册，后又设法从国家秘阁书库中借抄此书，但阁本亦残缺六七卷。他毫不气馁，继续遍访各家书楼坊肆，终于在二十年后补齐此书。赵琦美高兴之余，不惜花巨资从城里请来绘图师，重新为该书配制了插图，精心装潢，使该书臻于完善。

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非常喜欢读《微之集》，但他只有抄本和翻刻本，且缺字很多。后来他访得宋刻本，但因年代久远，宋本上也有许多字迹不清的地方。明末战乱刚一结束，他就去四处访书，终于一天在京城的破庙里发现了元刻本《微之集》残本一部，急忙买回家，一经对照，发现诸本残缺之处，元刻本内容完好无损。他欣喜若狂，立即动手将原藏宋刻本及抄本上空缺的字补齐，使这部残缺了四百多年的珍本得以完全。清代藏书家叶树廉，藏书楼名朴学斋，性嗜书，每遇宋元善本，虽零缺单卷必购。常捐衣食之需以聚书，多至近万卷。曹溶认为古人之诗文集甚多，但原本首尾完善而流行后世的，亦不过十之二三，特别是宋元文集至清初时已佚亡颇多，因此他专好收宋元文集。他编成的《敬惕堂书目》收录宋人文集一百九十六家、元人文集一百三十九家，后来绝大多数都被收进了《四库全书》。版本学家黄丕烈有一次从陈鳣那里得到半部未见刻本《庆湖遗老诗集》，几年后，又从张绍仁家收到半部同样的《庆湖遗老诗集》。两相对照，竟是一部书的两半部，由此终使一部残书成为完帙。黄丕烈在解释自己何以重视收购残破不全之书时说：“余喜蓄书，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烂不全者亦复蓄之，重出者取为雠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又说：“余生平喜购书，于片纸只字皆为之收藏，非好奇也，盖惜字耳。往谓古人慧命全在文字，如遇不全本而弃之，从此无完日矣，故余于残缺者尤加意焉，戏自号曰‘抱守老人’。”黄丕烈曾购得宋版《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但该书破烂不堪，蠹鱼数以百计，缺页及无字处每册俱有。黄氏遂精加补缀，择良工为之装潢，费时近两年始补装一新，其工费已倍于买书价而达百余两银。乾隆至道光年间的藏书家陈揆，曾经从书船上买到一部唐人刘赓的《稽瑞集》，这部书是历代藏书目录都没有著录过的秘本，因此给自己的藏书楼取名为“稽瑞”。他的藏书特点是“专于史志而旁嗜说部，其大较以网罗散帙、存亡继绝为宗旨”。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藏书家及时的辑亡补佚、精心保藏，很多古籍或许早在数百年前便已湮没人间了。

明清学者还非常注意编刻丛书以保护古籍版本。如明代学者臧懋循毕生致力于元杂剧的搜集，编刊了百卷本《元曲选》，其所收元曲数占现存元曲总数的2/3。毛晋汲古阁辑刻了《津逮秘书》，荟萃人间善本足本，精加校勘，嗜书者偶得之，视若拱璧。清代常熟张海鹏又在汲古阁本《津逮秘书》的基础上，补充自购善本，再加上借自各家之本，多为传世将绝者，增订而成《学津讨原》，收书一百七十多种。张海鹏还刻有《墨海金壶》，收书以“文澜阁本居多，从宋刻旧椠钞录者什之三”；又刻有《借月山房汇钞》，专收清代学者著述及四库未收之书，刊为袖珍本，校刻俱佳。其他较著名的还有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等。在提倡汉学的风气下，清代还编刻了不少专门辑佚的丛书，如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他们的藏书和刻书活动，为保护和传承中国古代典籍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三）对图书文字准确性的维护

古代图书在传抄、翻刻等流传过程中，由于眼讹手误，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偏离了图书最初的面貌，故有“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抱朴子·遐览》）的古语。又有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的说法。因此可以说，从图书诞生之日起，文献校勘活动就一直伴随着图书收藏、整理与传播利用的整个过程。前文提及的孔子先祖正考父，就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从事文献校勘的人。从此之后，文献校勘代不乏人。如孔子及其弟子子夏就曾校勘过当时的图书。三国时期的蜀人向朗，史称其“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北齐的颜之推提出了“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的观点，并首次采用考古发现的金石铭文来校勘《史记》的误字。北宋时期的馆阁校勘图书通常包括校勘、覆校和点检三道程序，还专门制定了严格的“校雠式”。明代的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八百六十余字，才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终成善本。

清代朴学复兴，文献校勘也达至鼎盛时期，名家辈出。张之洞《书目答问》附二《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胪列《校勘之学家》，共举校勘家三十一人，分别是：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炳震、沈廷芳、谢墉、姚范、卢文弨、钱大昕、钱东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孙、张敦仁、丁杰、赵怀玉、鲍廷博、黄丕烈、孙星衍、秦恩复、阮元、顾广圻、袁廷梼、吴骞、陈鳣、钱泰吉、曾钊、汪远孙等。这些校勘家因各人学术背景的不同，在校勘时表现出不同的专业化特色和价值取向，如阮元、王引之等人比较注重从音韵训诂的角度来校勘图书；戴震等人则“学长于考辨”，擅长破解那些与名物制度相关的难题；有的校勘家讲究版本的搜罗和比勘，如黄丕烈、顾广圻、卢文弨等，他们通常被学界称为版本学派；而以钱大昕、段玉裁等为代表的学者则更多地关注图书的内容，注重文本的考据，因而被誉为考据学派。两派在校勘方法上各有侧重，版本学派力主“死校法”，即“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考据学派则推崇“活校法”，即“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前者主要在于校明异同，恢复古籍原貌，求图书版本之真；后者在于从义理方面对内容进行审核，校明是非，订正谬误，以求事实之真。

清儒校勘图书无以计数，其中以卢文弨校书最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多达二百三十余种。他校刻的《抱经堂丛书》共十七种，其中仅《群书拾补》就校勘了《五经正义》《周易注疏》等三十七种古籍；其次就是顾广圻，经他校跋的书也有二百来种，且校勘质量较为精审，如《韩非子识误》等；王念孙父子擅校经书，《读书杂志》就是王念孙校勘十八种古籍的成果汇集。而且，《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归纳出古籍致误通例六十二则，是对校勘学成果的一次系统的总结。王念孙之子王引之在《经义述闻·通说》中，进一步将这些通例归纳为更具普遍性的十二条规律；钱大昕校勘史书极为精细，其成果主要汇集在《廿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心录》中；戴震校勘了《算经十书》《水经注》《大戴记》和《仪礼》等十八种古书，其中以校《水经注》和《方言》用力最深，并在《水经注·序》中总结出了“审其义理，按之地望”的校勘方法；段玉裁费三十余年精力校正了《说文解字》，并在阮元幕中主定《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影响巨深。以上所举，皆为乾嘉学者，其后学术界校勘风气稍减，至清末仍出现了像孙诒让、俞樾这样的校勘大家。孙诒让校书约有近百种，其中七十八种被收入《札迻》。章太炎认为，《札迻》可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相媲美；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五种》则通过审辞气、正句读、归条例，总结出不少校勘规律。

中国古代读书人不畏艰辛，自觉地担当起了校书护书的历史重任。他们通常以自家藏书为基础，加上朋友之间互通有无和从书肆四处搜罗来的珍本秘籍，或孤军奋战，或相互切磋，长年累月地沉溺于陈编烂简之中，从事着在旁人看来异常枯燥单调的古籍校勘工作，数年艰辛，一朝完备，则喜不自胜，津津乐道。这如果没有惜字爱纸的儒家精神和对文化高度负责的历史使命感，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今天阅读和使用的大部分古籍，字里行间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对图书的珍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