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嗜读求知的心理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学习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勤奋读书的成语典故，如“韦编三绝”“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借光”“目不窥园”“牛角挂书”等，反映了古人对阅读的热爱和对知识的追求。图书作为人类知识的承载体，它的第一功用就是供人阅读和学习，这在古代也不例外。古代有很多图书收藏者，本身就是读书人。像先秦诸子百家里的人物，很多都有藏书的积累。如墨子的藏书就很多，据《墨子·贵义》载：“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惠施也有不少藏书，庄子就说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话，后人遂用“学富五车”指一个人很有学问。苏秦第一次周游列国失败，回家后家人不给他洗衣服，对他刺激很大，于是连夜把藏书翻出来，“陈箧数十”，发愤读书，终成六国宰相。这说明他平时也积累了不少藏书。

古代知识分子倾其所有，竭其所能地收藏图书，究其目的，大多是为了自己阅读和获得知识。正如清代藏书家张金吾所说：“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古人嗜读求知心理，从他们的著述文字中也可窥见一斑。如北宋西昆诗派领袖钱惟演曾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可见读书到了何种痴迷的地步。南宋杰出诗人杨万里在《谭氏学林堂记》中说：“绝甘屏荤，而以诗礼为膏粱；捐绮抵缟，而以文史为襟带；去丝远竹，而以简编为笙镛。”版本目录学家尤袤更是说过“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的话，把读书当做无所不能替代的精神享受。尤袤特别珍视藏书，于书无所不读，每读则无所不记。他每天退朝回家，总是闭门谢客，专事抄录古书，因此他的藏书抄本多、善本多。清代大才子袁枚酷爱读书，年轻的时候无力购置，每过书肆，垂涎翻阅，经常找人借书，“不与，归而形诸梦”，直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凡清秘之本，约十得六七，筑随园以藏之。袁枚专门写过一首诗，抒发自己的读书理想：“掩卷吾亦足，开卷吾乃忧。卷长白日短，如蚁观山丘。秉烛达夜旦，读十记一不。更愁千载后，书多将何休。吾欲为神仙，向天乞春秋。不愿玉液餐，不愿蓬莱游。人间有字处，读尽吾无求。”袁氏嗜读情结的至诚表白，应该代表了大多数古代读书人的心声。

古人嗜读自然有其原因，一般而言，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个人品德修养，二是治学求知，三是经世致用。就提高修养而言，孔子就曾说过：“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强调读书是培养“仁”“知”“信”“直”“勇”“刚”等优秀品德的基础。宋代诗人黄庭坚认为，读书是日常修为的一部分，不可一日废止，“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明人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中也说：“昔人饥以当食，寒以当衣，寂寥以当好友，余岂能过之。第所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便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殆为是耳。”注1 他们对读书可以提高人的品德修养的认识可谓高度一致。

注1祁承：《澹生堂藏书约·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4页。

在治学方面，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说：“一日不读书，便觉思涩。”认为读书是学术思想产生的源泉。陆游也是一个“书癖”，他晚年归隐后，筑有一个书室，取名“老学庵”，表明自己老而犹学的志向。明末清初的大儒黄宗羲主张藏书、读书、治学三者应该结合起来。他的藏书楼“续钞堂”收集了明代许多大家的藏书，而他的许多著述，如《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都是在这些藏书的基础上完成撰著的。如全祖望在总结黄宗羲的治学成就时，就谈到了黄氏的藏书和抄书活动：

 

公愤科举之学，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纽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而全祖望本人同样是藏书与治学兼顾，依靠藏书来著述。他家中聚书五万卷，几乎日不离书，即使在外任职或舟车旅途，也必捆载大量图书随行，因此才有《鲒埼亭集》《七校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稽疑》等三十余种著作问世。清代其他学者，如朱彝尊、徐乾学、惠栋、戴震、段玉裁、杭世骏、翁方纲、严可均、莫友芝等，也莫不是读书治学与藏书并重。

古人也有为经世致用而读书的，如陆游诗云：“归老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所谓元元，指的是黎民百姓，也就是强调读书目的在于治国利民、建功立业。作为明末清初的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也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把读书治学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他年轻时屡试不中，于是“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甚于始皇焚书，乃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代藏书家祁承在教子读书时说：“当尔之时，诚驽才矣。若能常保数百卷，千载终不为小人。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世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懒裁衣也。”注2 与陆游、顾炎武的胸怀天下相比，祁承以技艺喻读书，希望借此安身立命、谋取功名，又是一种更低层次的经世致用。

注2祁承：《澹生堂藏书约·读书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6页。

很多古籍版本收藏家在自读之外，非常期望能将读书的家风传承下去。他们以各种方式不断告诫后人要珍爱图书，如唐代杜暹（据《旧唐书》卷九八，杜暹为濮州濮阳人，以至孝闻名）在藏书卷末题诗云：“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杜兼（《新唐书》卷一七二有传，称其为京兆人，“性浮险，尚豪侈”，与杜暹不是同一人）亦在其藏书末端写下了类似的训诫：“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他们都将子孙不爱惜藏书的行为视为古人最忌讳的不孝，表达了对后人读书明理、不坠家风的期待。北宋的黄庭坚《题胡逸老致虚庵》诗云：“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籯常作灾。”南宋洪咨夔《示诸儿》诗云：“有书不勤读，惰农失春种。如何望秋成，箕杵日簸弄。一经胜籯金，万帙供洛诵。所愿器业进，增益门户重。”他们表明的也是以诗书传家的心愿。类似的劝善和告诫还有很多，如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藏书卷末题识：“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直接骂禽兽不如，可谓声色俱厉。明代祁承刻有一枚藏书印，印文云：“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饭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理学家吕坤以非常严厉的口吻告诫自己的子孙：“吕氏典籍，传家读书，子孙共守，不许损失借卖，违者茔祠除名。”不许葬入祖坟，不许列名祠堂，这在封建时代是相当严厉的惩罚。相比之下，清人孙树礼可谓循循善诱：“积财以贯计，积书以卷计。积财十万贯，子孙日夕取求焉，不数年而用已罄；积书十万卷，子孙日夕取求焉，终其身用之不尽，更传诸子若孙，数十世亦不能尽也。故昔人有积财十一积书十九之语。”他将积书与积财作了比较，认为还是积书划算，也是希望子孙后代读书的种子绵延不绝。

当然，古人嗜读也并不都抱有功利的目的，有的仅仅是为了自怡，把读书作为陶冶身心的一种生活方式。如宋代才女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追忆了她与赵明诚共读相赏的情景：

 

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此种读书雅趣，其乐融融，怎不令人艳羡和怀念？南宋理学家罗大经也曾在《鹤林玉露》中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自己超凡脱俗的读书生活：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枝，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器》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入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读书赏画，吟诗品茗，忘情书卷，陶醉山水，人、书与田园风光自然地融为一体。此情此景，读书人夫复何求？明代福建藏书家徐也曾在《读书乐》一文中讲述了自己读书的快乐：“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门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绣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清代诗人王士祯也是一位以求书读书而自怡的人，朱彝尊曾经谈到他的这种求书精神：“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书，借观辄录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玩慈仁寺日中集，俸钱所入，悉以购书。”一般人登门造访，很难遇见他，但在书肆却很容易见到他。他自己在《古夫于亭杂录》中曾得意地记下此事：“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言下颇有自得之乐。清人萧梦松有一枚藏书印，印文曰：“名山草堂，萧然独居。门无车马，坐有图书。沈酣枕籍，不知其余。俯仰今昔，乐且宴如。”表达的也是读书的无限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