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宋教仁被刺案
突如其来的暗杀
1913年3月20日，夜幕低垂，春雨如丝，淅淅沥沥地洒在上海沪宁车站的月台上。站内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旅客们或行色匆匆，或低声交谈，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躁的气息。时钟的指针缓缓指向十点半，车站内的灯光在雨雾中显得格外朦胧。
这时，一群人从特设的议员接待室里鱼贯而出，为首的正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他一身笔挺的西装，步履从容，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他此次北上，是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邀，前往北京共商国是。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人簇拥在他身旁，众星拱月般护送着他走向月台。
宋教仁的心情显然极好。近半年来，他奔波于大江南北，为国民党在国会中的竞选倾尽全力。他的演讲铿锵有力，见解独到，赢得了无数选民的信任与支持。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国民党遥遥领先，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席位。这不仅让革命党人士气大振，更让宋教仁一跃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此刻，他即将出任责任内阁总理，肩负起建设新国家的重任。
他微笑着与身边的战友们交谈，话题从宪法制定到总统选举，字字句句都透着对国家未来的期许。站台上的灯光映照在他的脸上，显得格外神采奕奕。
“呜——”一声汽笛划破夜空，列车缓缓驶入站台。宋教仁从于右任手中接过小皮箱，轻轻挥了挥手，微笑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诸位请留步，等我从北京带回好消息吧。”
然而，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月台东侧的水泥柱旁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枪响。一颗子弹破空而来，不偏不倚地射入宋教仁的右腰。他身体猛地一颤，差点连人带箱子摔倒在地。站台上一片哗然，人群如惊弓之鸟，瞬间乱作一团。
黄兴反应极快，回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矮个子男子正朝站外狂奔。他立刻大喊：“快！抓刺客！就是那个人！”与此同时，刺客一边跑，一边回身朝天连开两枪。枪声在站台上回荡，吓得周围的人们不敢轻举妄动。转眼间，刺客的身影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送行者们迅速分为两路：一路由于右任等人护送宋教仁赶往沪宁铁路医院抢救；另一路由黄兴、陈其美带领，紧急报警追捕凶手。
但宋教仁的伤情远比想象中严重。那枚弹头淬了毒，迅速侵入他的身体。3月22日凌晨4点48分，这位年仅31岁的政治家含恨而逝，留下无数未竟的理想与抱负。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桃源县香冲村。他自幼聪慧过人，才识超群，在革命事业中贡献卓越，被誉为孙中山手下的“四大庭柱”之一，地位仅次于黄兴。早在1905年，他便加入中国同盟会，被推选为司法部检事长。1910年底，他应于右任之邀回到上海，出任《民立报》主笔，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成为名噪一时的政论家。
1911年7月，宋教仁与陈其美、谭人凤等人发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的纲领。他大胆建议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义，建立政府，再行北伐。这一战略方针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积极发表文电，呼吁各国政府严守中立，并大力宣传革命党的宗旨，争取社会各界对起义的支持。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总裁。他夜以继日，迅速制定出一系列法律草案，为民国初期的法治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同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位，唐绍仪受命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他提出一系列振兴农业的措施，力图用十年时间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然而，随着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日益显露，唐绍仪被迫辞职，宋教仁也毅然挂冠而去，拒绝袁世凯的挽留。
唐绍仪内阁的流产让宋教仁深感组建纯粹政党内阁的重要性。为此，他积极奔走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力主求同存异，最终促成同盟会与其他党派的合并，成立中国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宋教仁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成为国内第一大政党的实际领袖。
宋教仁的威望与日俱增，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中外报刊的头版头条。然而，就在他即将在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之际，突然遭人暗杀。
卜罗斯侦破奇案
事情爆发后，宋教仁被紧急送进医院，伤情已极为严重。医生们面色凝重，低声交流着治疗方案。黄兴紧紧握着宋教仁的手，眼眶通红，声音哽咽：“遁初，你一定要撑住！”
宋教仁的脸色苍白如纸，气息微弱，但眼神依旧坚定。他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但他心中牵挂的，仍是未竟的事业。他艰难地抬起手，示意黄兴靠近，声音虽轻却字字千钧：“此身已去，但国事未了……望诸君继续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不可半途而废……”
黄兴用力点头，泪水夺眶而出：“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你未竟之志。”
宋教仁喘了口气，继续道：“请替我向袁世凯发一封电报……告诉他，‘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确定不拔之宪法’。若如此，我虽死犹生……”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手也缓缓垂下。
3月22日凌晨4点48分，宋教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年仅31岁的政治家，带着满腹的理想与遗憾，永远闭上了眼睛。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仿佛一颗重磅炸弹在半空中炸开，震撼了无数人的心。中外各地纷纷发来唁电，表达哀悼之情，同时一致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凶手。
此时，孙中山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建设。得知噩耗，他如遭雷击，手中的笔“啪”地掉在地上。他沉默良久，才缓缓提笔，在纸上写下：“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字迹遒劲有力，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悲痛。孙中山随即启程回国，亲自料理宋教仁的后事。
而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表面上也显得极为关切。他接连发出两封电报至上海。第一封电文中，他责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等人“重悬赏洋，迅缉真凶”，同时对宋教仁的伤情表示慰问。第二封电报中，他痛心疾首地怒斥“何方狂徒，施此毒手”，还假惺惺地称赞宋教仁“才识卓越，功绩尤多”，并指示“厚礼安葬，费用由国家承担”。乍看之下，他似乎对宋教仁极为器重，破案的决心也颇为坚定。
然而，袁世凯的这番作态，却让革命党人更加警惕。他们深知，此案背后必有蹊跷，依赖袁世凯政府破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黄兴、陈其美等人决定另辟蹊径，将案件委托给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总巡——英国人卜罗斯，并承诺若能破案，酬金一万大洋。
一时间，上海的巡警、中外侦探纷纷出动，四处搜寻线索，整个城市陷入一片紧张气氛之中。
3月21日下午，上海地方检察厅派人前往案发现场勘查，并对在场人员进行询问。经过细致调查，他们得出几点结论：其一，凶手行刺时距离宋教仁仅几步之遥，显然不怕被人认出，应是不被人熟知的陌生人；其二，素不相识之人行此残忍之事，绝非私人恩怨；其三，刺客第一枪即命中目标，随后又连开两枪恐吓追捕者，手法老练，显然受过训练；其四，刺客行刺时从容不迫，显然经过周密策划，且有同党接应；其五，刺客行刺后携枪逃跑，附近必有藏身之处。
综合这些线索，检察厅认为，此案极可能是有人雇佣刺客所为。
23日，沪宁铁路医院的外籍医生克尔品出具了验伤证书，证实宋教仁原本身体健康，其死因确系枪伤所致。
就在破案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线索逐渐浮出水面。有目击者称，刺客身材矮壮，满脸横肉，神情凶悍。与此同时，住在宝善街鹿野旅馆的陈先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的邻室曾住过一位名叫武士英的客人，此人平日手头拮据，经常向人借钱。案发当天，武士英曾与不明身份之人密谈，事后喜形于色。晚上回来时，他怀中揣着一个装满钞票的皮夹，随手还了陈先生一元钱，随后整夜未归。次日一早，他便匆匆结账离开。
英国总巡卜罗斯仔细比对了目击者的描述与陈先生提供的线索，发现二者高度吻合。他立刻意识到，武士英极有可能是此案的关键人物。
与此同时，一名古董商人王阿法来到巡捕房报案。他声称，文元坊的应夔丞曾拿出一张照片，许诺以1000元为酬，让他杀掉照片上的人。王阿法因惧怕而拒绝了。宋案发生后，他认出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
卜罗斯立刻展开调查，发现这个所谓的应夔丞又名应桂馨，原籍浙江宁波，背景复杂。他曾投机革命，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担任庶务科长，因品行不端被孙中山撤职。随后，他来到上海，纠集地痞流氓成立“中华共进会”，自封会长，还捞了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头衔。此人吃喝嫖赌，近日正与妓女胡翡云厮混。
掌握了这些信息后，卜罗斯迅速行动。当晚，他悄悄潜赴胡翡云家，得知应桂馨正在迎春坊三弄的李桂玉妓院。他率人前往，成功将应桂馨拘捕。次日凌晨，捕房搜查应桂馨的住所时，意外抓获了刺杀宋教仁的直接凶手——武士英。
故事至此，案件似乎有了重大突破。然而，真相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深的阴谋？
真相背后的阴谋
其实，武士英的真名叫吴福铭。他祖籍山西，曾是个热血青年，怀着满腔抱负投身军旅，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云南七十四标三营的管带。但官场是个大染缸，一旦踏进去，原本清澈的心性也被染得乌黑。权力在手，连放个屁都有人奉承，吴福铭渐渐迷失在了这种虚妄的荣耀里。
他沉浸在吃喝嫖赌中，尤其是鸦片，成了他难以摆脱的瘾。营房里，他烟枪不离手；外出时，白面、吗啡随身带。好景不长，南北议和后，军队裁撤，吴福铭的饭碗也砸了。他揣着那点少得可怜的退伍金，心里直打鼓：“糟了，这点钱还不够我抽一个月大烟，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思来想去，他决定去闯闯上海滩。那里是冒险家的乐园，或许他能碰上个翻身的机会。可到了上海，现实却狠狠扇了他一巴掌。高楼大厦林立，繁华喧嚣，却没有他的容身之地。想做生意，缺乏本钱；去卖苦力，又觉得有失体面。不到半个月，兜里空空如也，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这天傍晚，吴福铭漫无目的地在街头游荡，心里盘算着出路。不知不觉，他走到了英租界的迎春场。一进场内，灯火辉煌，车声马嘶，热闹非凡。有人猜拳喝酒，有人弹琴唱曲；这边是名妓接客，那边是赌徒押宝。吴福铭心里一热，知道这里是有钱人的销魂窟，可他自己除了那身旧军装，兜里就剩三块钱了。
他站在街角，犹豫了片刻，心里忽然冒出一句话：“拼死无大难，富贵险中求。”反正已经走投无路，索性进去敲一笔竹杠，哪怕闹出点事，也算不枉此行。想到这里，他眼一横，大步流星地闯了进去。
门口的龟奴见他衣着寒酸，刚要阻拦，吴福铭便狠狠瞪了他一眼，拍了拍腰际：“滚开！少管闲事！”龟奴见他态度嚣张，还以为他是哪个有钱人的保镖，便不再多问。
吴福铭径直上了二楼，走马灯似的在走廊里转来转去。两边的房门紧闭，偶尔传来几声暧昧的轻笑。他走到东边朝南的一间，见房门虚掩，便推门而入。屋内空无一人，却布置得精致奢华。红木家具散发着幽幽的光泽，大理石的茶几上摆着几盘精致的糕点。吴福铭早已饥肠辘辘，抓起糕点便狼吞虎咽起来。
正吃着，一个身着华服的姑娘推门而入，见屋里多了个陌生男人，顿时一惊：“你是……走错房间了吧？”
吴福铭抹了抹嘴角的残渣，咧嘴一笑：“我还没醉，怎会走错？怎么，我来不得吗？”
他大剌剌地斜躺在床上，语气轻佻：“除非你送我一百块大洋，否则今晚我就不走了！”
那姑娘吓得花容失色，转身便跑了出去。吴福铭冷笑一声，心里却有些发虚。他摸了摸口袋，只剩下几根烟丝，烟瘾又上来了。于是他掏出一张锡纸，倒出点白面，点燃后贪婪地吸了几口。烟雾缭绕中，他感觉浑身轻飘飘的，仿佛置身云端。
就在这时，房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冲了进来，直直盯着吴福铭：“你是干什么的？”
吴福铭抬眼一看，见来人气度不凡，心里一紧，但表面上却故作镇定：“你又是干啥的？跑到这儿来撒野？”
那人勃然大怒，伸手就要拽他。吴福铭手臂一弯，纹丝不动。那人这才注意到，吴福铭手臂上青筋暴起，肌肉结实，显然是个练家子。他心中暗暗称奇，脸上却堆起笑容：“唔，不简单！胆子不小。”
吴福铭冷笑：“怕死的孬种，敢闯到这儿来吗？”
那人点了点头，语气缓和：“敢问贵姓大名？”
吴福铭迟疑片刻，随口胡诌：“老子叫武士英。你想怎么样？”
那人微微一笑：“我叫应桂馨。不知武兄弟有没有兴趣，跟我去喝两杯？”
吴福铭一听“应桂馨”三个字，顿时心头一震。上海滩谁不知道应桂馨的大名？他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也是江苏驻沪巡查长，势力通天。吴福铭本就想投靠他，却苦于没有门路，没想到竟在这里碰上了。他连忙收起刚才的倨傲，赔笑道：“原来是应先生，失敬失敬！”
应桂馨大笑：“武兄弟刚刚那股冲劲，我甚是欣赏。走，咱们去好好聊聊。”说着，他一把拉住吴福铭的手，带他出了迎春场，直奔附近的风香酒楼。
酒桌上，应桂馨推杯换盏，热情款待。吴福铭几杯酒下肚，话也多了起来。应桂馨趁机问道：“武兄弟，我看你身手不凡，又胆识过人，不知愿不愿意跟着我干？”
吴福铭喜出望外，连忙点头：“应先生看得起我，我自当效犬马之劳！”
应桂馨满意地笑了：“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兄弟了。你的开销，包括抽大烟、逛窑子、下馆子，全由我包了。”
吴福铭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觉得自己终于翻身了。可他哪里知道，应桂馨这只笑面虎，早已为他布下了一张致命的网。
背后的指示者
应桂馨，字菱悉，早年混迹上海滩，凭着八面玲珑的手段和一张巧舌如簧的嘴，硬是从街头混混一步步爬上了流氓帮派龙头的位子。1911年11月，上海会党军警起义时，他瞅准机会，带着私心投身其中。他机敏过人，善于察言观色，很快博得了陈其美的信任。光复后，他摇身一变，坐上了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的交椅。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陈其美更是将他推荐为庶务科长。然而，应桂馨本性难移，欺上压下、违法乱纪的勾当干得太多，很快被孙中山撤了职。从此，他心里便埋下了对孙中山的怨恨，恨得咬牙切齿。
革命党在南方渐渐失势，袁世凯靠着北洋军的势力登上权力之巅。应桂馨眼尖心活，立刻转向，通过袁世凯六姨太的哥哥洪述祖，攀上了这棵大树。不久，他便坐上了江苏驻沪巡查长的位子，成了袁氏集团的爪牙。
三日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应桂馨正斜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享受那片刻的飘飘欲仙。忽然，仆人阿炳领着一位客人走了进来。应桂馨抬头一看，来人一身皮袍，头戴拿破仑呢帽，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一时竟认不出是谁。他皱了皱眉，语气里带着几分责备：“阿炳，怎么把客人带到这儿来了？”
“哎，夔丞，这就生分了。”来客一边摘口罩，一边哈哈大笑，“难道我来，也得规规矩矩去客厅候着不成？”
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应桂馨顿时从烟榻上弹了起来，满脸堆笑：“哎呀，洪兄大驾光临，未及远迎，失礼失礼！”他一边赔罪，一边殷勤地在烟枪上装好大烟膏，又拍了拍烟塌，“来来来，吸两盅提提神。”转头又吩咐阿炳：“快去准备接风酒，要最好的！”
洪述祖，应桂馨的燕京大学同窗，如今借着妹妹的裙带关系，成了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官拜国务秘书，权倾朝野。应桂馨能坐上江苏驻沪巡查长的位子，全赖这位老同学的提携。因此，洪述祖的突然造访，让他既惊喜又忐忑，生怕招待不周。
接风宴上，两人推杯换盏，寒暄过后，洪述祖扶了扶金丝眼镜，笑眯眯地问：“应老弟，你猜我这次来上海，是为了何事？”应桂馨满脸恭维：“洪兄是袁总统身边的红人，日理万机，此次来沪，定然不是为了与那戏子娼妓幽会这等小事，想必是为了国家大事而来。”
洪述祖听罢，笑声爽朗：“老弟果然聪明，不过，我此行既为私，也为公，更重要的是，为老弟的升官发财而来。”
一听“升官发财”四字，应桂馨顿时来了精神，连忙起身为洪述祖斟满酒：“洪兄的大恩大德，小弟没齿难忘。只是我资质平庸，怕是难当大任。”
洪述祖正色道：“老弟过谦了。只要办好这件事，上面不仅授你勋二位，还有三十万赏洋。此话我可以做保，绝无虚言。”
勋二位，在官场上可是省都督以上的品级，应桂馨听得心头狂跳，喜形于色：“全仗洪兄提携，不知要办何事？”
洪述祖压低声音，缓缓道来：“国会即将在北京召开，正式选举大总统并制定宪法。但有一个人，让袁总统寝食难安。他组织了庞大的政党，在各地竞选中获得了多数席位，日后势必由他组织政党内阁。如此一来，现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恐怕地位不保，甚至袁总统的权力也会受到牵制。此人，非除不可。”
应桂馨眼中闪过一丝了然：“洪兄说的，可是宋教仁？”
洪述祖点头：“正是此人。我们曾试图收买，但他敬酒不吃罚酒，婉言拒绝了。因此，上面决定除掉他，委托我将此事交由你来办。事成之后，你不仅高官得做，骏马任骑，甚至可以名垂青史。只是，此事必须万无一失，绝不可泄露半点风声。”
应桂馨心中一沉，但面上却不动声色：“洪兄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洪述祖满意地点头，又从怀中掏出三本密码本，郑重其事地交给他：“今后我们之间的电报联系，就照此进行。所有来往信件和电稿，阅后必须立即烧毁，切记绝不可留存。”他顿了顿，又补充道：“眼下，你要尽快物色一个绝对可靠的杀手。待宋教仁来沪时，再寻机下手。事成之后，你便是功成名就之人了。”
送走洪述祖后，应桂馨重新躺回烟榻，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暗自盘算：“这机会千载难逢，但若他们将我当枪使，事后翻脸不认账，我岂不成了冤大头？不行，那些信稿绝不能毁，我得留一手。可这杀手，该找谁呢？手下的弟兄们虽可靠，但若走漏风声，上海的革命党必定追究到我头上。最好是找个外来的亡命之徒，可这样的人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
正想着，他心烦意乱，决定出门散心。于是，他叫了辆黄包车，直奔迎春坊而去。那里有个他新近迷上的妓女，绰号“赛西施”的胡翡云。两人近来打得火热，如胶似漆。
到了迎春坊128号门口，却见胡翡云的丫鬟小香气喘吁吁地跑了出来。一见应桂馨，她急忙喊道：“应大爷，巧了！我正要去找您呢！”应桂馨眉头一皱：“什么事这么急？”
小香跺脚道：“不知哪来的一个浑小子，躺在胡姐的床上，轰也轰不走，还说要给他一百大洋才肯走，真是气死人！”应桂馨一听，勃然大怒：“我倒要看看，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在老子头上动土！”他气冲冲地上了楼，没想到这一闹，竟为他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杀手。
几日后，应桂馨与吴福铭对酌。几杯酒下肚，他忽然叹了口气，眉头紧锁，似有难言之隐。吴福铭见状，连忙问：“大哥，出了什么事？”
应桂馨故作迟疑：“武老弟，为兄有件为难的事，不知你愿不愿出力？”
吴福铭一拍胸脯：“大哥这是什么话？只要您一句话，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小弟也绝不皱眉！”
应桂馨暗自得意，压低声音道：“有一个人，是害群之马，上面要我为四万万同胞除害。事成之后，赏洋丰厚，足够你花一辈子，甚至还能送你出国留学。只是，这事非同小可，不知你敢不敢下手？”
吴福铭哈哈大笑：“这有什么不敢？只要大哥一句话，我绝不推辞！可这人现在在哪儿？”
应桂馨微微一笑：“这些不用你操心。我已派人打听清楚，姓宋的近日就会来沪，到时自有人带你找到他。喏，这是他的照片。”
他将一张照片递了过去。吴福铭粗略看了一眼，又问：“大哥，我哪儿来的枪？”
应桂馨从怀中摸出一支五响手枪，郑重地交给他：“子弹已装好，弹头全涂了毒药。记住，既要一击即中，又要全身而退。万一出了岔子，只要口风紧，上面一定会来救你。绝不可泄露半句，明白吗？”
吴福铭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狠戾：“大哥放心，小弟决不辜负重托！”
被扔掉的棋子
刺杀宋教仁的那一夜，吴福铭像一只受惊的野猫，东躲西藏地在街巷间穿梭。转过几条狭窄的弄堂，他悄悄溜进了应家大宅，潜入内室，向应桂馨复命。
应桂馨早已在书房等候，听闻吴福铭得手，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拍了拍吴福铭的肩膀，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干得好！宋教仁只要伤及皮肉，必死无疑。你这次可立了大功！”
说罢，他随手从抽屉里取出五十块银洋，塞到吴福铭手中：“这些你先拿着，等上面的赏洋汇来，再加倍给你。这几天，你就安心躲在我这儿，千万别露面。”
吴福铭接过银洋，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他点点头，默默退了出去。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五天后，事情败露。一个清晨，应家大宅被巡捕团团包围。家中的人被赶到一间房里，巡捕们则翻箱倒柜，四处搜查。很快，那支行刺用的五响手枪被搜了出来，紧接着，一沓沓信件也落入了警方的视线。
吴福铭站在角落里，低着头，心跳如鼓。忽然，两个巡捕押着一名铁路警察走了进来。吴福铭抬眼一瞥，顿时心头一紧——那人正是当夜在火车站与他争吵过的警察。他慌忙低下头，生怕被认出来。
“就是他！”铁路警察指着吴福铭，语气肯定。
话音未落，两个巡捕已上前，不由分说地将吴福铭铐上，押出了应家。
当天下午，吴福铭被带到法庭，由法国李副领事、英租界会审员关烟之和上海审判员王庆愉共同审理。吴福铭起初态度傲慢，冷笑道：“既然被抓了，要关要杀随你们便，反正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王庆愉见状，语气温和却带着几分警告：“此案事关重大，你若老实交代，我们可酌情处理。”
吴福铭沉默片刻，终于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真名。但对作案动机，他避重就轻：“宋教仁摇唇鼓舌，造谣惑众，危害民国，我是为全国同胞除害。”
当被问及受何人指使、手枪从何而来时，吴福铭编了个谎话：“是个姓陈的朋友让我干的。他说事成之后，先赏我一千大洋，还要送我出国留学。”
“姓陈的叫什么？住在哪里？”审判官追问。
吴福铭摇摇头：“我不知道，真的不清楚。”
“你与应桂馨是何关系？是不是受他指使？”审判官步步紧逼。
这时，吴福铭才得知应桂馨也被抓了。他心头一沉，立刻摇头大喊：“我与应桂馨只是普通朋友，他与此案无关，我绝不能冤枉他！”
审讯陷入僵局，吴福铭被暂时关押在巡捕房。几天后，他被押至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再度受审。庭上，吴福铭见应桂馨也被押在一旁。应桂馨西装笔挺，神态自若，两颗眼珠滴溜溜转着，仿佛置身事外。当与吴福铭目光相接时，他还微微一笑，示意他别慌。
开庭时，原告与被告双方各请了三位律师，且都是外国人。律师们唇枪舌剑，争论不休，庭上喧闹如集市。从午后审到傍晚，案情依旧一片混乱。审判官无奈，只好宣布休庭，改日再审。
当晚，冷月高悬，寒风呼啸。三更时分，一名看守悄悄走到吴福铭的牢房前，低声道：“应桂馨托我给你传话。他说，只要你一个人扛下所有事，他愿意把大东钱庄的两万存洋送给你。他还说，上面会想办法，你顶多关几年，很快就能出去享福。”
吴福铭信以为真，感动得几乎落泪。次日上庭时，他咬紧牙关，坚称刺杀宋教仁是他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
应桂馨趁机顺水推舟，将干系撇得干干净净。由于缺乏实据，上海审判庭难以定案，只得再次休庭。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在革命党人的协助下，几本密电码被从应宅搜出，经翻译，完整揭露了应桂馨与洪述祖勾结、直接指使吴福铭刺杀宋教仁的事实。更令人震惊的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袁世凯本人，都被牵扯其中。
后经程德全、应桂闳等人多次交涉，英法领事终于同意将宋案人犯及相关罪证移交给上海检察厅。上海检察厅连夜准备，计划次日开庭审理。
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看守长慌慌张张地冲进厅长办公室：“不好了！吴福铭昨夜在狱中自杀了！”
这一消息震惊了所有人。吴福铭在法捕房关了多日，毫无自杀迹象，怎么会突然自杀？尸检结果显示，吴福铭是吞食大量磷土（即火柴头）中毒而死。可狱中的火柴早已被搜光，这么多磷土从何而来？
原来，昨夜三更时分，有人潜入吴福铭的牢房。他睁眼一看，竟是当初带他去火车站行刺的老陈。吴福铭心中一喜，刚要开口，老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别出声，我是花了重金来看你的。”
他压低声音，语气关切：“明天开庭，他们若逼你招供指使人，恐怕会用大刑。应大哥怕你受不住，特地让我送来‘跌打特效药’，吃了它，任何刑罚都扛得住，事后也无后遗症。”说着，他递过一个纸包，又端来一杯温水：“快吃了吧。应大哥说了，将来一切有他，你尽管放心。”
吴福铭感激涕零，迷迷糊糊地打开纸包，嗅到一股香气，外面裹着油炸糯米团。正巧肚子有些饿，他便一口吞下，喝了温水，躺回床上。不久，腹中隐隐作痛，他还以为是药效发作。直到毒性蔓延，他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可惜为时已晚。
吴福铭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在了狱中，成了这场阴谋中的一枚弃子。
时局风云变幻
吴福铭的死，对应桂馨而言，是心头一块重石骤然落地死无对证，他暗自思忖，即便是神仙下凡，也难以抓住他的把柄。于是，当他再次被押上法庭时，态度愈发嚣张，甚至反咬一口，声称自己被人诬陷，高声要求恢复名誉。
这时，孙中山先生从日本匆匆回到上海。得知宋案真相的他，双手紧握，指尖发白，心中怒火燃烧。当初，他在重重压力下被迫妥协，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他原以为，袁世凯虽有野心，但若能以《约法》约束，再以自己的人格感化，或许能实现合作。然而，眼前的残酷现实让他彻底醒悟——袁世凯的所谓民主共和，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谎言，他的贪婪与野心永无止境。
满腔悲愤的孙中山迅速在同福路21号召集国民党领导干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揭露了宋案内幕，痛斥袁世凯的种种罪行，提议在南方五省重新组织革命军，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但是，会议室内鸦雀无声，无人响应。孙中山转头看向黄兴，轻声问道：“克强，你怎么看？”
黄兴眉头紧锁，沉吟片刻，缓缓说道：“此事谈何容易。袁世凯上台后，北洋军一再扩编，如今已有十三师之众。而南方却屡屡裁军，即便集中全部兵力，也难以与之抗衡。我不主张武力讨袁。眼下，国民党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不如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通过法律手段逼袁世凯下台。”
孙中山又分别询问胡汉民和陈其美的意见，两人也认为兵力悬殊，武装讨袁难以成功。见众人对国会和袁世凯仍抱有幻想，孙中山一时也无计可施。会议最终决定，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并要求程德全、应德闳立即公布宋案所有证据。同时，孙中山亲自联络江西、安徽、广东、福建、湖南等五省军队，要求他们作好迎战准备，随时应对外敌。
会后，孙中山与黄兴亲自拜访程德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恳请他公布宋案全部证据，并在上海成立特别法庭。程德全是个胆小如鼠的旧官僚，但宋案由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侦破，铁证如山，加之革命党人在上海的势力强大，他最终顺水推舟，同意将宋案证据在报上公开，并将案情核心内容载入公文，电告中央政府。
但电文发出后，如同石沉大海，袁世凯一方装聋作哑，毫无回应。
上海审判庭继续传审应桂馨。应桂馨早已有所准备，面对质询，他始终抵赖，甚至反咬一口，声称这是有人蓄意栽赃，高声叫冤。原告律师金泯澜见状，强烈要求洪述祖、赵秉钧来沪对质。上海检察厅认为有理，正式向北京发出传票，要求洪、赵二人到上海受审。然而，洪述祖早已溜到青岛，躲进德租界逍遥自在，无人能奈何。至于赵秉钧，作为堂堂国务总理，更无人能够动他。
4月26日，宋案证在上海《民立报》上公布，如同一场大地震，全国轰动。人们震惊地发现，此案的总后台竟是贼喊捉贼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也牵涉其中。袁政府的狰狞面目逐渐暴露，各地纷纷以追悼宋教仁为名，在挽词与演说中痛斥政府。上海报纸更是长篇累牍，痛批洪述祖、赵秉钧，声讨袁世凯。
不久，袁世凯未通过国会，擅自签署善后大借款，企图发动内战。孙中山忍无可忍，仓促发动了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
此时的应桂馨已在狱中关押了三个多月，心中怨气渐生。他心想，这件差事明明是那些大人物指使的，如今却只有自己身陷囹圄，而那些幕后主使依旧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他不禁暗自咒骂，却又怀着一丝希望——只要袁世凯在位，总会有办法救他出去。
一天晚上，应桂馨正对着一钩弯月借酒消愁，远处突然响起隆隆炮声和密集的枪声。他吓得一头钻到床下，生怕飞来一颗子弹要了他的性命。不久，枪炮声逐渐平息。翌日上午，隔壁关进了二十多个逃兵，他才得知昨晚是陈其美带兵攻打江南制造局，而孙中山已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
应桂馨恍然大悟，难怪袁世凯一时救不了他。中午时分，枪炮声再次响起，监狱内人心惶惶。应桂馨抓住机会，一面暗中指使人煽动逃兵放火闹事，一面用重金收买看守，趁乱逃出监狱。
他潜至市郊隐藏数日，随后辗转逃到苏北威灵镇。不久，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革命党人纷纷逃亡，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也不得不漂洋过海，逃至日本避祸。
10月6日，国会在军警戒备下举行“选举”。由于中票者不足法定比例，议员们被迫饿着肚子连续“选举”三次，最终，袁世凯以九牛二虎之力“当选”为大总统。
麻烦找上门
10月10日，秋天的阳光洒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金碧辉煌。袁世凯身着大总统礼服，缓步走上太和殿，宣誓就职。他的目光扫过殿下的心腹爪牙，各省都督、民政长等人，嘴角微微上扬，随即颁发授勋令。勋一位的殊荣，仅授予三人，其中一人，正是现任直隶都督赵秉钧。这一破格之举，引得众人纷纷侧目，暗中揣测。
与此同时，远在天津的应桂馨，正懒洋洋地倚在窗前，随手翻着一份报纸。突然，他的目光被一则消息吸引，瞳孔骤然收缩，心跳也随之加快。袁世凯当选大总统，赵秉钧获勋一位……他猛地站起身，脸上浮现出难以掩饰的狂喜。
“如今好了，袁世凯正式当选，赵秉钧也得了勋一位！”他喃喃自语，眼中闪着贪婪的光。回忆起当初洪述祖的承诺——刺杀宋教仁后，授他勋二位，赏银30万——应桂馨心中一阵酸楚。自己为这事出过大力，却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反而蹲了几个月牢，吃尽苦头。可眼下，大总统风头正盛，赵秉钧又是红人，为何不借此机会，讨回自己应得的？
可转念一想，应桂馨又犯了难。自己从未与袁世凯直接接触，一切消息都通过洪述祖和赵秉钧传递。然而，最近接连给洪述祖写的几封信，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找赵秉钧。
他当即提笔，给赵秉钧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十五天后，回信来了。赵秉钧热情邀请他赴天津一晤。应桂馨欣喜若狂，连夜收拾行装，乘火车北上。
天津之行，赵秉钧果然待他如上宾，不仅为他安排食宿，还派人陪他游览大悲院、天后宫等名胜古迹。言谈间，赵秉钧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甚至不时流露出几分惋惜。应桂馨趁机提出，希望能尽快赴京，亲自面见袁世凯。
赵秉钧沉吟片刻，点头答应，亲自送他到火车站。分别时，应桂馨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连道谢：“若得大总统青睐，决不忘您栽培之恩。”
赵秉钧笑而不语，只淡淡说道：“若有缘，他日再会。”
抵达北京后，应桂馨住进了李铁拐斜街的同合旅馆。他深知此次面见袁世凯非同小可，于是提前写好一封信，详细讲述了当初洪述祖找他的经过，以及许诺的条件。信写了大半日，反复修改，最终誊写清楚。
次日一早，应桂馨兴冲冲地来到总统府。站岗的士兵将他拦下，示意等候。信被送到秘书长梁士诒手中。梁士诒略知内情，不敢怠慢，立即面呈袁世凯。
袁世凯草草扫了一眼，眉头紧皱，心中暗恼：“哼，事情全坏在这小子手上！若非他未能及时销毁信稿，怎会惹出这么大的风波？如今倒好，竟厚着脸皮来讨官要赏，真是异想天开！”
他冷哼一声，吩咐梁士诒：“不见，随便给他点钱，打发他走。”
梁士诒心领神会，回到办公室，取出500元大洋，叫来心腹李二，低声嘱咐几句。
李二将应桂馨带进一间偏室，将500元往桌上一放，冷硬地说道：“应先生，这是大总统的意思。拿了钱，就请离开北京。”
应桂馨愣在原地，如同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浑身发抖。他恨声说道：“这倒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为袁大总统出生入死，到头来只值500元？请转告大总统，这钱我不要，姓应的也不是好惹的！”
李二冷笑一声，摇头道：“此一时彼一时，应先生何必自取其辱？若当初你按吩咐销毁信稿，何至于此？大总统念你曾出过力，已算是宽宏大量了。否则，嘿嘿……”
应桂馨听出话中威胁，心中又气又恼，只得咬牙说道：“多谢指教。”随即转身离去。
走在街头，他越想越不甘心，暗自思忖：“既然袁世凯无情无义，不如转投赵秉钧，或许还有一条生路。”正想着，已是正午，他随意找了家饭店，填饱肚子，便返回同合旅馆取行李。
不料，刚进门，账房先生便急急迎上来，压低声音说道：“应先生，快逃吧！刚才军政执法处的人来搜查你的房间，说是查鸦片，实则冲着您来的！”
应桂馨大惊失色，没想到对方下手如此之快。他匆匆谢过账房，为防万一，不敢从前门火车站上车，而是乘马车赶到下一站，拉低帽檐，偷偷买了去天津的车票。
坐在火车上，他的心仍怦怦直跳，仿佛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他越想越恨，一个念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既然袁世凯如此绝情，不如将洪述祖当初的话，以及宋案的其他内幕公之于众，也让天下人看看他的真面目！”
可他转念一想，如今袁世凯大权在握，谁敢支持自己？革命党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即便找到了，那些人对他恨之入骨，又怎会相信他？想到这里，应桂馨只觉自己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就在他昏昏欲睡时，火车已快到天津的廊坊站。突然，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应桂馨睁开眼，只见面前站着一瘦一胖两人。
瘦子微微一笑，语气亲切：“应桂馨先生，可算找到您了！李二那小子办事不力，回去被大总统狠狠训斥了一顿。我们奉命前来，接您回京做官。”
“做官？”应桂馨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
胖子接过话头，满脸堆笑：“当然，大总统说了，您是有功之臣，怎能亏待？来，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那边详谈。”
应桂馨心中一喜，仿佛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几乎跳了起来。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连说道：“想不到袁大总统如此厚待！我应桂馨定当肝脑涂地，以报大恩！”
他脚步轻快地跟着两人走向车厢连接处。瘦子回头与胖子对视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好，送他走马上任吧！”话音未落，瘦子猛地将应桂馨向前一推。
“砰！”一声枪响，子弹正中应桂馨的后脑，鲜血与脑浆溅了一地。他连惨叫都未来得及发出，便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乘警闻声赶来，瘦子却镇定自若，掏出证件：“别误会，我们在执行公务。此人乃逃犯，拘捕时反抗，只得就地正法。”
乘警长接过证件一看，连忙点头哈腰，遣散围观旅客，护送两人离去。车厢内恢复了平静，只有地上的血迹，无声地诉说着这场杀戮。
袁世凯狼子野心
赵秉钧，河南临汝人，字智庵，与袁世凯的渊源颇深。自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他便跟随左右，成为袁世凯最为倚重的心腹之一。多年来，他在袁世凯身边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武昌起义后，赵秉钧被任命为袁世凯内阁中的民政大臣，1912年更是官拜内务总长、国务总理，权倾一时。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的地位也愈发受到威胁。
1912年深冬的一个夜晚，寒风凛冽，炉火在室内跳跃，发出轻微的噼啪声。袁世凯与赵秉钧坐在炉旁，神情凝重。袁世凯端起茶盏，轻轻吹了吹浮在面上的茶叶，缓缓说道：“智庵，孙中山、黄兴都已声明不参加总统竞选，我的大总统位置已是十拿九稳。不过，宋教仁那小子，却是让我寝食难安。”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忧心，目光深沉。
宋教仁此时正四处奔走，宣扬政党内阁的理念，主张以《约法》与袁世凯公开斗争。他的言论极具煽动性，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袁世凯深知，若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占据多数，宋教仁势必会成为政党内阁的主导者，到那时，自己的权力将受到严重威胁。
赵秉钧叹了口气，眉宇间透出几分无奈：“宋教仁在日本留学六年，满脑子都是西方政治的理念，口才极佳，煽动力强。我虽身居高位，却难以与之抗衡。”言语中带着一丝自嘲。
袁世凯放下茶盏，微微一笑：“有我在，有北洋军撑着，你怕什么？听说宋教仁要去南方主持竞选活动，你不如去拜访他一番，顺便送点礼物，表表心意。”他说完，从茶几上拿起一本厚厚的支票簿，轻轻推到了赵秉钧面前。
赵秉钧眼中一亮，心中暗自窃喜。他知道，袁世凯这是要保他总理的位置，决心已定。他当即点头应承，次日便前往宋教仁的寓所。
宋教仁正忙于整理行装，准备次日启程前往武汉。见赵秉钧来访，他连忙迎上前，拱手笑道：“总理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
赵秉钧微微一笑，语气温和：“你一贯清廉，四处奔波，大总统担心你花费不菲，特嘱我将这点心意赠予你。”他边说边将支票簿递了过去。
宋教仁接过支票簿，目光一扫，心中顿时明了。五十万大洋，数额巨大，显然是袁世凯想要收买他，让他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心中冷笑，脸上却不动声色，淡然说道：“多谢大总统和总理的美意，不过我经济上尚且宽裕，如今国事艰难，这笔钱我实在不能收。”他将支票递回，言辞坚决。
赵秉钧一时语塞，只得敷衍几句，随后匆匆离去。
回到袁世凯处，他将经过详细禀报。袁世凯听后，脸色阴沉，咬牙说道：“既然他不识抬举，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智庵，你看着办吧。”话语中透着杀意。
赵秉钧心领神会，但他也深知，宋教仁身为国民党领袖，地位非同小可，贸然动手，风险极大。他思忖再三，决定暗中行事，力求万无一失。次日，他便与心腹洪述祖密谋对策。
洪述祖，名义上是国务秘书，实则是赵秉钧的得力助手，深谙权术之道。听了赵秉钧的吩咐，他眯起眼睛，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总理莫急，此事交给我便是。上海有个莫逆之交，名叫应桂馨，此人精明能干，与革命党人势不两立，正适合处理此事。”
赵秉钧略一迟疑，低声问道：“此人可靠吗？事关重大，若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洪述祖拍了拍胸脯，语气坚定：“总理放心，应桂馨是我多年老友，办事稳妥，绝不会出岔子。我亲自前往上海，与他会面，确保万无一失。”
赵秉钧这才点了点头，心中稍安。两人又低声商议了许久，最终定下计划。
次年3月21日深夜，洪述祖匆匆走进赵秉钧的办公室，手持一份电报，脸上难掩兴奋之色：“总理，事成了！‘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赵秉钧接过电报，细细一看，顿时哈哈大笑：“述祖，果然没有看错你！这次你立了大功！”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便传来消息：“宋案”的杀手指使者被捕，洪述祖见势不妙，早已逃往青岛。赵秉钧身为国务总理，再也无法置身事外，心中如坐针毡，日夜提心吊胆。
4月下旬的一个午后，赵秉钧神色慌张地走进袁世凯的办公室。袁世凯早已料到他的来意，冷哼一声：“慌什么？天还没塌呢！这么点小事就沉不住气，你还怎么办大事？”他语气严厉，目光中却带着几分安抚。
赵秉钧从怀中掏出一份报纸，颤声道：“大总统，‘宋案’的证据已在报上公布，上海还发来传票，要我与述祖出庭对质。这该如何是好？”
袁世凯不以为然，哈哈一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些小事，不必理会。你且看看这个。”他边说边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赵秉钧。
赵秉钧接过文件，仔细一看，眼中顿时闪过一丝佩服。原来，袁世凯早已料到局势，派人制造了一起假案，将矛头转向了黄兴。如此一来，双方扯平，谁也不必出庭，局面立刻被搅得一团糟。
赵秉钧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由衷赞叹：“大总统高明！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袁世凯微微一笑，语气淡然：“这些不过是小手段。眼下，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什么事？”赵秉钧连忙问道。
“立即带人去汇丰银行，将借款合同签了。”袁世凯目光深邃，语气不容置疑。
赵秉钧心领神会，点头应下。他明白，袁世凯此举是为了筹措军饷，以应对可能爆发的政治危机。但这笔借款牵涉巨额资金，涉及国家利益，责任重大，而且到期连本带息十倍偿还。照理说这笔贷款，当时应该通过国会审核，而袁世凯独断专行，让赵秉钧前去签合同。
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人们纷纷指责袁世凯此举是丧权辱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走狗走入绝途
孙中山的目光沉静而坚定，手中的报纸已被他揉得发皱。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他的容忍极限——派人暗杀宋教仁，擅自签订巨额借款，无一不显示出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孙中山心中怒火中烧，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缓缓抬起头，对身边的黄兴说道：“黄兄，事已至此，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理了。”
黄兴点了点头：“袁氏倒行逆施，早已背离了革命的初衷。我们必须站出来，揭露他的罪行，唤醒民众。”
次日，二人联名发表通电，言辞犀利，字字如刀，直指袁世凯的两大罪状：谋害宋教仁与擅自借款。消息如同惊雷，迅速传遍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响应，谴责之声如潮水般涌来，民众的愤怒被彻底点燃。
与此同时，宋教仁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孙中山以送葬为名，发动了六万人走上街头。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悲痛与愤怒。街道两旁，标语林立，口号声此起彼伏：“还宋公道！”“打倒袁世凯！”整个上海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直指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与此同时，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也纷纷发出联电，声讨袁世凯违法借款、蓄意发动内战的罪行。北京城内的议员们也按捺不住，纷纷提出质问：“临时政府有何权力，未经国会讨论就擅自借款？”
压力如山，压在了赵秉钧的肩上。作为“宋案”和借款的直接参与者，他成了众矢之的。舆论铺天盖地，指责声如同利刃，刀刀见血。赵秉钧坐立不安，心中懊悔不已。他明白，自己已无法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袁世凯递交辞呈。
袁世凯眉头微皱，沉吟片刻，说道：“智庵，辞职不妥。请假吧，总理一职暂由段祺瑞代理。”
但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正式大总统。权力达到巅峰的他，开始对手下的心腹进行封赏，场面极为隆重。消息传开后，却引来了一位许久未露面的旧人——应桂馨。
赵秉钧得知应桂馨来访，心中复杂。尽管应桂馨在“宋案”中惹出了不少麻烦，但他毕竟是替自己除去了政敌宋教仁的人。想到此处，赵秉钧热情地接待了他。结果，仅仅几天后，秘书王恩便带来了一则惊悚的消息：“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枪杀了。”
赵秉钧猛地站起身，眼中满是震惊：“什么？谁干的？凶手抓到了吗？”
王恩摇了摇头，低声说道：“不能抓，凶手大有来头。”
赵秉钧接过卷宗，仔细一看，心中顿时明了。原来，下手的竟是军政执法处的探长郝占一和密探陈双喜，显然是袁世凯亲自下的命令。赵秉钧心中一阵翻涌，像吞了只苍蝇般难受。他暗暗思忖：“大总统未免太过分了。应桂馨毕竟立过功，怎能如此对待？这样下去，以后谁还敢为我们效劳？”
思来想去，赵秉钧决定向袁世凯进言。他拨通了总统府的电话：“大总统，应桂馨的事是不是太过了一点？这样传出去，恐怕不太妥当。”
电话那头，袁世凯沉默片刻，冷冷地“嗯”了一声。
赵秉钧还想再说，却只听到“啪”的一声，电话被挂断了。他愣在原地，手中的话筒“咔嚓”一声摔在桌上，玻璃台砖应声而裂。赵秉钧心中一沉，暗道不好。他知道袁世凯一向心狠手辣，自己这番劝诫，恐怕已触怒了他。
接下来的几天，赵秉钧寝食难安，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懊悔。他不断回想自己与袁世凯的过往，越想越觉得自己处境危险。然而，过了个把月，一切风平浪静，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赵秉钧渐渐放松了警惕，甚至还自嘲般地在办公室贴上了一幅草书：“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某日中午，赵秉钧心情大好，开了一瓶“泸州老窖”，酒意渐浓。下午进办公室时，他仍醉醺醺的。秘书王恩见他贴在墙上的草书，连忙奉承道：“总理的草书真是铁画银钩，龙飞凤舞，寓意深长啊！”
赵秉钧被捧得飘飘然，借着酒劲，不知不觉将心中的隐秘和盘托出。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似忠诚的秘书，早已被袁世凯收买，成了安插在自己身边的耳目。
不出三日，袁世凯便收到了王恩的密报。一天上午，他拨通了赵秉钧的电话，语气中带着关心：“智庵，怎么好久没来电话？身体还好吗？”
赵秉钧正感冒，见袁世凯如此关心，心中感激，忙答道：“谢谢大总统关心，只是小感冒，不碍事。”
袁世凯笑道：“感冒也不能大意。这样吧，我派个医生去看看你。”
当天下午，一位西装革履的医生来到天津，为赵秉钧诊治。他仔细检查后，从药箱中取出九颗丸药，叮嘱道：“分三次服下，每隔一个钟头一次。”
赵秉钧依言服药，结果不到半个钟头，他突然感到胸口剧痛，冷汗直冒，浑身发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袁世凯的圈套，心中又悔又恨。他想揭露袁世凯的罪行，但剧痛已让他失去了力气。最终，他七窍流血，倒在了地上，口中喃喃道：“姓……姓袁的……”话未说完，便气绝身亡。
最后一名凶手
时光荏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袁世凯独揽大权，祸国殃民，其倒行逆施的行径早已让天下人寒心。不到两年，中华大地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国战争，矛头直指袁世凯。一时间，他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整日疲于应对，夜不能寐。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羞愤交加，终因忧惧而亡。他的死，为他的罪恶生涯画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
但在“宋案”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狡猾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洪述祖。洪述祖，天津人，燕京大学毕业，心思缜密，善于揣摩时局。他曾任直隶候补道，武昌起义后，向袁世凯献计，主张在清廷与革命军之间玩弄两面手法，坐收渔利。这一计策深得袁世凯赏识，1912年，他被任命为内务部秘书，后来虽名义上为国务秘书，实则是赵秉钧的军师，袁世凯的心腹。
宋教仁被刺身亡后，洪述祖一度欣喜若狂，以为自己的仕途将扶摇直上。结果事情的发展却远超出他的预料。宋教仁的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吊唁、演说、游行，声声讨伐此起彼伏。各地报纸更是直指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要求严惩凶手。不久，上海传来消息，应桂馨和杀手武士英均被巡捕房逮捕。洪述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地方政府的拘捕尚可周旋，但洋人的巡捕房却是鞭长莫及。他预感到事情不妙，倘若应桂馨招供，自己必然难逃干系。
洪述祖不敢怠慢，当即悄然离开北京，连夜回到天津家中，匆忙安排家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青岛，躲进德租界避风。为了掩人耳目，他剃去了蓄了多年的胡须，甚至点掉了脸上的“痣”，化名王兰亭，开始了提心吊胆的隐姓埋名生活。
不久，洪述祖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应桂馨家中搜出了五响手枪和大量信件电稿。他心头一凉，暗骂应桂馨愚蠢，交代过的东西竟未销毁，如今留下了铁证。他越想越怕，连夜写信申请加入德国籍，谎称自己是“国事犯”，以寻求庇护。
但是，这份申请书却成了他作茧自缚的开端。申请书几经辗转，最终落到胶州湾总督手中。总督认真调查，发现他竟是化名的洪述祖，且正被报纸大肆报道为“宋案”凶犯。总督当即下令将其拘押，并计划引渡至上海。
这一消息无意中被山东都督周自齐得知。周自齐是袁世凯的心腹，急忙向总统府告密。袁世凯闻讯大惊，生怕洪述祖落入国民党之手后供出真相，立即派内务次长言敦源连夜赶赴青岛，企图将洪述祖引渡回京。
言敦源抵达青岛后，却发现胶州湾总督态度坚决，拒绝引渡。原来，洪述祖早已暗中打点，得知德国警长哈特罗有意出售住宅，便以重金买下，并通过哈特罗向总督说情。德方态度因此逆转，言敦源的使命变得棘手。
无奈之下，言敦源只得前往暂押所劝说洪述祖：“袁大总统是你妹夫，绝不会为难你，何必在此久留？”
洪述祖笑了笑，语气中带着讥讽：“多谢关心，但我怕的是暗杀。这里是否安全，我心中有数。我早已将此案的细节译成外文，若是逼急了，我就公之于众。”
言敦源听出话中弦外之音，心中一惊，连忙收住话头，匆匆返回北京。袁世凯得知后，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将此事暂且搁置。
洪述祖见言敦源离去，心中暗喜。他化名“恒如”，向德国祥丰洋行借贷一万五千两白银，买下哈特罗的洋房，堂而皇之地过起了“寓公”生活。转眼三年过去，袁世凯在民众的唾骂声中离世，“宋案”的凶犯中，只剩下他一人依旧逍遥法外。
洪述祖的命运，真的会就此安稳吗？历史的审判，终究不会缺席。
时光如逝水，转眼间，洪述祖已在青岛蜗居数年。民国初年政坛的风起云涌，似乎随着袁世凯的离世，渐渐沉寂下来。他对这蜗牛般的生活早已厌倦，夜深人静时，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昔日上海那个与他情投意合的女子。他想着，自己的样貌早已改变，只要行事谨慎，回到上海，日子定会比现在强得多。
于是，1917年春天，洪述祖悄然绕道日本，秘密潜回上海。这一回，他化名“张皎厂”，在美租界北山路621号租了间屋子，安顿下来。不出三日，他便与那情妇重逢，两人如胶似漆，沉浸在一片温情之中。洪述祖心中得意，自以为天衣无缝，无人能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清晨，洪述祖正与情妇酣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不耐烦地起身开门，眼前却是两名巡捕。其中一人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张皎厂，有人控告了你，跟我们到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走一趟。”洪述祖心头一紧，以为自己东窗事发，脸色瞬间煞白。
到了公廨，才知这次是因他在青岛那笔未还的贷款。原来，祥丰洋行的主人韦尔偶然发现洪述祖逃之夭夭，误以为他想赖账，大为恼怒。韦尔本是侦探出身，便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查到洪述祖的藏身之处。他委托著名律师斐斯，悄无声息地向公廨提起了诉讼。
洪述祖听完斐斯的起诉书，心里暗自盘算，想故技重施，脚底抹油。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斐斯先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过您搞错了，我叫张皎厂，恒如是我兄弟，他前几日已去了外地。但这笔债我能负责，恳请给我半月时间筹措，如何？”
斐斯冷笑一声：“恒如就是你，张皎厂也不过是你的化名。你本名洪述祖，利用化名行骗是你的拿手好戏，如今也该收场了。我要求公廨将你暂押，直到还清贷款为止。”
洪述祖的假把戏被戳破，顿时心慌意乱，狼狈不堪。他心想，绝不能因这笔小钱惹出大祸，若是两案俱发，后果不堪设想。他只得连连认错，表示愿意尽快还款。经双方协商，洪述祖打电报让天津家属送来6500两白银，并以老家价值四万两的房产做抵押，这才了结了这场债务纠纷。
这天下午，久雨初晴，阳光洒满街头。洪述祖匆匆走出公廨，心里盘算着，上海已非久留之地。有哈特罗警长在青岛庇护，他决定即刻动身返回。然而，刚出大门，突然两人扑来，一把将他扭住。洪述祖大惊失色，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怒气冲冲地骂道：“姓洪的，还我父亲的血债！”原来，这男孩正是宋教仁的儿子宋振昌，另一人则是宋教仁的秘书刘白。
洪述祖被扣于公廨的消息不胫而走，柏文蔚得知后，即刻与孙中山商议对策，决定对他提起诉讼。刘白和宋振昌不由分说，将洪述祖扭送至会审公廨检察处，要求将其扣押候审。代理检察官惠勒调阅了“宋案”卷宗，确认洪述祖为要犯，将他押入巡捕房。
孙中山等人多方活动，上海检察厅派人前往公廨，要求将洪述祖引渡至上海审判。然而，租界当局认为“宋案”案发地在北京，只同意将他移交京师地方审判厅。1918年4月26日，北京巡警总监派司法处赵志嘉带人押解洪述祖回京，交由京师地方审判厅审理。
迟来的审判
八月中旬，京师地方审判厅经过三次预审，最终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消息传来，洪述祖如遭雷击，面色惨白。他握紧铁栏，咬牙切齿地低吼：“冤枉！这是天大的冤枉！”
他不甘心，认为自己不过是奉命行事，所有的电报往来皆是秉承前总理赵秉钧之命，与“宋案”并无直接关联。于是，他连夜写好上诉状，递交给高等审判厅，声称自己不过是个“替罪羊”，真正的罪魁祸首早已离世，死无对证。他希望借此逃脱罪名，重获自由。
高等审判推事叶在均接到案卷，仔细翻阅每一份文件，逐字推敲电报内容，甚至亲自提审洪述祖，面对面听取他的陈述。洪述祖神情恳切，言辞恳恳，试图用多年官场练就的狡辩之术蒙混过关。
叶在均目光如炬，冷冷打断了他：“证据确凿，你纯系狡辩。此案已无可辩驳。”十二月五日，高等审判厅正式驳回了洪述祖的上诉。
然而，洪述祖并不死心。他再次提起上诉，直指大理院，企图以更高的司法权威推翻判决。大理院的推事们却不像他想象中那般容易糊弄。他们认真复审案卷，逐字逐句核对证据，最终一致认定，洪述祖“主使杀人罪”铁证如山。他的狡辩不仅未能脱罪，反而让推事们看清了他的本性——估恶不悛，毫无悔意。大理院将洪述祖改判为死刑，并剥夺公民权30年。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19年4月5日，行刑的日子定下了。大理院刚从美国引进了一部“文明刑具”——电绞椅，据说能让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无痛毙命。洪述祖，这个“宋案”的最后一个漏网者，成了电绞椅的首位试验品。
当天清晨，京师分监的刑场上，高等检察官张汝霖等一行人早早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先找来一只大黄狗试验。只见电门一开，那狗猛地一颤，发出一声凄厉的吠叫，随后便断了气。检查尸体，连表皮都无损伤。众人啧啧称奇，纷纷赞叹：“这洋货果然高级！”
但是当洪述祖被押上电绞椅时，情况却大不相同。两个壮汉将他反绑在椅子上，他的身体早已因恐惧而瘫软。通电的指示灯一闪，洪述祖发出一声撕裂般的哀号，肥硕的身躯剧烈抽搐，片刻后便没了气息。就在人们以为一切顺利时，抽去立脚板的瞬间，“砰”的一声巨响，洪述祖的脑袋竟被齐颈绞断，鲜血喷涌而出，溅得围观之人连连后退，惊呼大骂：“作孽！死了还要害人！”
场面一片混乱。按照规定，电绞椅上的尸体必须完整，否则家属有权追究责任。监刑人员和行刑官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情急之下，他们请来了北京医学堂的三名学生，用细线将洪述祖的头颅和身躯缝合，再用白色胶布细细贴住，洗净血迹后，才交由家属收验。所幸家属并未提出异议，匆匆将他埋了事。
至此，宋教仁被刺案的最后一个凶手也伏法了。但是，民国的混乱却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