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安文学的起讫与作家队伍

讨论建安文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建安文学的起讫时间与作家队伍构成。时间起讫关乎建安文学的研究范围与流变，作家队伍则关乎建安文学的研究对象与内涵。其实，关于建安文学的起讫与作家队伍，学界已有大致明晰的认识，但我们在讨论建安文学之前，还是有必要说明我们的基本看法。

一 建安文学的起讫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起止时间为公元196年到公元220年，前后共25年。但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文学，时间跨度实际要比建安的年号长，通常是指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到魏明帝太和六年（232）这一时段的文学。学界这样界定建安文学的起讫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过，我们认为，建安文学的起始从汉献帝即位的初平元年（190）算起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也更能体现建安文学发生的深刻动因。其理由有三。

第一，从汉末社会政治情势看。汉灵帝中平六年（189），34岁的汉灵帝刘宏去世，由其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因外戚身份执掌朝政。何进即秉朝政，就与袁绍等密谋欲诛宦官，但何太后却不支持。袁绍就给何进出主意，希望“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2]，迫使何太后就范，于是，何进乃援引西北军阀董卓进京。结果何进阴谋败露，没有杀掉宦官，反而被宦官先发制人所杀。而董卓进京后，不是忠心报国，匡扶汉室，而是专权擅政，以武力控制京师，以私欲独断朝纲，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欲通过废立树威固权，贪婪残暴，肆意妄为。对此，范晔《后汉书·何进传》评论说：“何进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势，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又说：“董卓遂废帝，又迫杀太后，杀舞阳君，何氏遂亡，而汉室亦自此败乱。”[3]董卓的行暴政、祸民生、失民心，开启了我国历史上地方军阀豪强依靠武力控制朝政的先河，这不仅摧毁了东汉帝国统治的政治基础，更成为此后军阀混战的直接诱因。可以说，东汉帝国的天常失统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都是由董卓之乱引起的，这是建安文学发生的具体背景和深刻动因。

第二，从建安文人的生活感受和创作实际看。汉末文人对时局的认识基本形成了共识，即他们均认为汉末社会政局的动荡是从董卓之乱开始的。如孔融《六言诗》其一说：“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4]曹操《薤露行》写道：“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5]贼臣指的就是董卓。蔡琰在《悲愤诗》中也说：“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6]可见，建安文人都是将董卓之乱作为社会发生震荡巨变的历史性标志事件。建安文人对时代的感知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历史实际的。如果说黄巾大起义暴露了东汉王朝的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那么，“董卓乱天常”则真正敲响了东汉帝国走向灭亡的丧钟，自然也是建安文人生活环境发生巨变的根本原因。

第三，汉献帝是在风雨飘摇中被董卓强拉上皇位的，他在位共31年，使用过初平、兴平、建安三个年号[7]。如果以建安元年（196）为建安文学的起始，这就人为地将汉献帝时代切割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单元，显然，这与汉献帝时代的政治形势是不太吻合的。另外，历史学家多将桓、灵之世作为汉末时期，而把汉献帝时期作为魏世的前奏。所以，我们认为，倒不如将汉献帝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更好。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建安文学的起始确定为汉献帝即位的初平元年即公元190年。

当然，文学历史的发展未必与社会政治的波动同步，其自身的演进过程有时候也未必是如此的井然有序、界限分明，不一定要进行如此精确的定量分析。但在界定一个时段的文学发展过程时，我们除了考虑文人生活环境的变化、心态的变化、描写内容的变化、书写体式的变化外，更应该考虑造成这些变化的具体的社会政治情境，因为这种种变化毕竟都是果，而促使这些变化发生的具体社会政治情境才是因。要之，董卓之乱—军阀混战—曹操异军突起，这是一个历史演进的因果连续过程，它是建安文学发生的大背景，也是我们确定建安文学起始的主要理由。

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董卓擅政专权昙花一现之后，真正开启了东汉末期社会政治舞台上的曹操时代。此后，又经过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和势力组合，逐渐定型为三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即大家熟悉的控制北方的曹操集团、掌控西南的刘备集团和把持江东的孙权集团，并最终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掌控西南的刘备集团和把持江东的孙权集团虽然也不乏英明之士、文华之才，但并没有形成文学繁荣的局面，而控制北方的曹操集团则会聚了许多天下著名的文学之士，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文学创作繁盛时期。就此而言，不仅建安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皆与曹操密不可分，而且建安文人的离散聚合、忧苦喜乐，建安文学的云蒸霞蔚、辉煌灿烂，也与曹操密切相关。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在洛阳去世，其子曹丕继任丞相、魏王。十月，曹丕胁迫汉献帝禅位，代汉称帝，建立魏朝。曹丕在位七年而亡，由其子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十一月，作为建安时代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也是建安文学的最后一位作家，被誉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在屡求自试无果的情况下，“怅然绝望”[8]，抑郁而终。至此，活跃在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已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曹植的去世，也就标志着建安文学时代的结束。因此，建安文学的终结就定格在魏明帝的太和六年。

总之，我们讨论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即位的初平元年（190）开始，至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去世结束，前后约40年的文学。

从政治沿革和文学演进的角度看，建安文学实际包括汉末和魏初两个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安文学亦可称为汉末魏初文学或汉魏之际文学。尽管建安文学包括汉末建安和魏初两个时段，但建安文人重要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大都集中在建安年间，而建安时期又是汉魏之际社会政治文化的剧变期，所以，文学史家往往以“建安”来指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风貌。因此，“建安文学”也就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固定称呼。

二 建安文学的作家队伍

建安文学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俊才云蒸、意气风发的时代，是一个风流俊爽、慷慨任气的时代，也是一个雅爱诗章、妙善辞赋的时代。

关于建安时期的作家队伍和人才盛况，建安文学的当事人曹丕、曹植都对活跃在当时文坛的文人有过评论，陈寿《三国志》及后世评论家也都有概括性的说明。曹丕《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提出了“文气”“四科八体”等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在作家论方面，他主要对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即后世所谓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创作进行了评论，概括了他们的创作特点和不足；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也提到了上述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曹丕稍异的是，他没有提到孔融和阮瑀，但增加了杨修和丁廙。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分别记述了王粲、卫觊、刘廙、刘劭、傅嘏的生平事迹，同时附记了“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之外的其他六人以及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应璩、应贞、阮籍、嵇康、桓威、吴质、潘勖、王象、缪袭、仲长统、苏林、韦诞、夏侯惠、孙该、杜挚等人的事迹，荟萃了曹魏时期的重要文人，可称为曹魏文人传记的大本营，实际具有曹魏“文苑传”的性质，其中许多人物如王粲、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吴质、仲长统等都活跃在建安时期，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作家。六朝著名诗论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对建安时期的代表作家也有概括：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9]

这里提到的建安作家有曹公父子、平原兄弟、刘桢、王粲等。六朝杰出文论家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提到的建安文学作家队伍名单就更加详细了，他说：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10]

其中涉及的建安作家有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阮瑀、路粹、繁钦、邯郸淳、杨修等。以上这些先唐史料对建安文学人才盛况的概括，大体体现了建安文学作家队伍的实际情况。

综合这些材料并结合建安文人的实际创作活动，我们可以确定建安时期基本的作家队伍有：“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此外，还有蔡琰、繁钦、路粹、邯郸淳、杨修、丁仪、丁廙、吴质、仲长统等。

作为建安时期的重要文人，他们或参与了当时重要的文学活动，或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或提出了重要的文学主张，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共同勾画了我国文学史上“邺下风流”这一亮丽的风景线。在建安众多的文人作家队伍中，“三曹”“七子”及蔡琰等无疑是其中彪炳史册的最优秀的代表，也是讨论建安文学时最值得关注的主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