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邺下风流”与“建安风骨”

阅读建安文学，讨论建安文人，有两个关键词特别重要，这就是“邺下风流”和“建安风骨”。如果说“建安风骨”是后世诗论家对建安诗歌审美风格特征的精要概括，那么，“邺下风流”则是文学史家对建安文人生活情态和精神风采的形象凝练。“建安风骨”和“邺下风流”是理解和把握建安文学时代精神特征的两把钥匙，建安文人与文学的精神特质就体现在“建安风骨”和“邺下风流”这两个关键词里。所以，要深刻理解建安文学的时代特色，深入认识建安文人的精神风貌，就必须深入理解“建安风骨”和“邺下风流”丰富的精神内涵。

关于“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当然也存在很大的争论。关于如何理解“建安风骨”的丰富审美内涵，在讨论建安文学观念时会对此进行专题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仅围绕“邺下风流”谈一些初步的看法，以期对建安文人的精神风貌有初步的了解。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在我国文化史上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名士风流时代，而最集中体现魏晋名士风流的经典著作就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真实、形象、生动地记录了魏晋士人的生活风貌和精神风采，被冯友兰先生称为魏晋名士的“风流宝鉴”[23]。《世说新语》是按门类收录故事的，共分36门，收录一千余则故事，其每门的首条故事不仅是对故事本身的记载，而且往往还具有发凡起例的意义，旨在说明此类风气的原发时代与代表人物。如果考察《世说新语》36门的首条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属于汉末桓灵时期的有10门，西晋时期的有9门，建安时期的有8门，正始时期的有5门，东晋时期的有2门。这说明在《世说新语》编撰者看来，汉末桓灵时期是魏晋名士风流的萌发期和突变期，而建安时期则是魏晋名士风流演进的重要关键期之一[24]。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后代诗论家如金代的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提出了“邺下风流在晋多”[25]的著名论断。

那么，“邺下风流”的精神特征是什么呢？其实，在之前介绍邺下文人集团及其创作时已经涉及这个话题，“邺下风流”是建安文人慷慨任气、磊落使才的个性表现，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诗酒高会，风流高雅的游娱生活

古代士人群体性的游娱活动并不是从建安文人开始的，两汉文人已有许多群体性的游娱活动。如《西京杂记》记载：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圃之乐，作曜华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26]

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27]

这说明，在西汉初年，梁孝王藩国文人群体的枚乘、路乔如、公孙诡、邹阳等即有群体性的文化游娱活动。但在两汉，这种大规模的、经常性的文人群体性的文化游娱活动毕竟不多，而且也没有完全将逞才扬气的文学创作作为游娱活动的核心内涵。邺下文人集团则不一样，他们的文化游娱活动无论是活动的次数、规模、人数、规格，还是内涵的丰富多彩均是以前的文人群体不可比拟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在这些大规模的群体性的文化游娱活动中，他们尽情挥洒自己的文华才情，自觉围绕共同的话题题材进行文学创作，表现出鲜明的逞才竞赛的特点。建安文人诗酒高会、风流高雅的文化游娱生活，在他们的诗文中时常被提及。他们“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28]（曹植《公宴诗》），“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29]（刘桢《公宴诗》），“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30]（曹植《名都篇》），射猎遨游，斗鸡走马，日复一日，“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31]（曹植《名都篇》），极尽娱乐之能事，酣畅淋漓地释放着自我。他们还常常置酒高会，“良友招我游，高会宴中闱”[32]（陈琳《宴会诗》），“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新堂”[33]（应玚《公宴诗》），在诗酒高会中，群情激昂，丝竹乱耳，酒酣耳热，高谈阔论，“妙思六经，逍遥百氏”[34]（曹丕《与吴质书》），激发出无限的创作激情，“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35]（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其四》），形成“四坐同休赞，宾主怀悦欣”[36]（应玚《斗鸡诗》）的游娱效果。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概括的即是邺下文人游娱生活的这一基本特点。可以说，建安文人的群体性文化游娱生活不单单是一种感官刺激的形式，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体验方式，一种自我心灵的释放方式，一种才情自由挥洒的手段，它们构成了建安文人生活情愫的重要内涵。这种充满玄思浪漫的群体性文化游娱活动，对魏晋士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的竹林七贤的竹林之游，西晋士人的金谷宴集，东晋名士的兰亭雅集，尽管时代不同，表现有异，但在精神底蕴上都与此息息相通。

二 意气俊爽，风流自赏的人生情怀

如果说风雅高会的游娱活动是邺下文人生活的外在表现，那么，意气俊爽、雅好慷慨、风流自赏的人生情怀则构成邺下文人突出的精神特质。邺下文人尽管每个人的生活性格各有不同，但他们大都具有使气逞才的傲物态度、乐观自信的人生情调、豪爽浪漫的生活气质和雅好慷慨的个性情怀。邺下文士大都意气俊爽，充满自信，诚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的，“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具有天下之才和舍我其谁的恃才傲物之心。宋代敖器之《敖陶孙诗评》评论曹植说：“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37]其实，“风流自赏”的又何止曹植一个，可以说邺下文人多有此种气质。如陈琳，他善于章表书记的写作，而不善于辞赋，但他却到处对人炫耀他的辞赋可以和司马相如媲美。再如刘桢，钟嵘评价说他的诗歌“贞骨凌霜，高风跨俗”[38]，其实又何止是他的诗，刘桢个人的生活气质本身就具有这一特性。建安文人这种意气俊爽、风流自赏的人生情怀，表现在创作情态上，自然就呈现出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说的“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的特点了。邺城时期建安文人的文学创作风貌说到底是与邺下文人这一独特的人生情怀分不开的。

三 率性通脱，个性张扬的生活态度

西晋著名文人傅玄在谈到建安世风与士风时曾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39]（《晋书·傅玄传》）傅玄所说的魏武、魏文时期，正是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时期。作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曹操本来就是一个不拘生活小节的通脱之人。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40]。这里所说的佻易、轻易，亦即通脱的意思，指的就是曹操日常生活状态不端庄严肃，轻松随便。曹丕在生活中虽然有“矫情自饰”[41]的一面，但也不乏通脱的个性气质。曹丕《典论·自叙》曾记，有一次，他游乐高兴，与奋威将军邓展交流剑术，“时酒酣耳热，方食甘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42]。《典略》也记载，曹丕有一次和邺下诸子宴饮，酒喝到兴头上，竟然让自己的夫人甄氏出来与大家相见。其他人都赶快伏地拜见，唯有刘桢不拜，直接平视甄夫人。结果被曹操罚去输作。《世说新语·伤逝》也记载，王粲去世后，曹丕率领大家去送葬，竟让参加葬礼的人，每人都学一声驴鸣以表悲痛，与王粲告别。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背后蕴含的无不是曹丕生活中的通脱之性。至于曹植自然就更不用多说了。《三国志·魏书·曹植传》说他“性简易，不治威仪”，“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43]，这更是通脱的典型表现。而最能体现曹植通脱之性的是他与邯郸淳的初次相见，据《三国志·王粲传附邯郸淳传》注引《魏略》记载：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44]

在这个故事里，曹植风流倜傥、任性通脱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看，他与曹丕夺嫡之争的失败，与他的通脱性格也不无关系。要之，曹操父子都具有通脱的个性，而通脱的生活其实就是个性的张扬。在曹操父子通脱的生活态度影响下，邺下士人的生活自然都具有浓郁的通脱之风。邺下士人通脱、通达的生活态度直接冲击了汉代以来恪守严谨的儒家礼法，自然也就导致“贱守节”的社会风气的流行。后来竹林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生活无不是在此基础上的变本加厉。

总之，邺下文人的通脱之风是汉末以来社会风气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魏晋世风与士风的重要转型，研究魏晋世风与士风的演进嬗变，“邺下风流”是不能忽略的重要一环，而建安文人的通脱之风也给建安文学的创作内涵和表现风格涂抹上了鲜明而独特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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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一章“三国文学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2]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49页。

[3]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53页。

[4]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页。

[5] 中华书局编辑部：《曹操集》，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页。

[6]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9页。

[7] 汉献帝刚即位时，曾一度使用过“永汉”的年号，后废除，又恢复为“中平六年”。所以，汉献帝真正的年号是从“初平”开始的。

[8]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76页。

[9] （南朝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0]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3页。

[11]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26页。

[12]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4页。

[13]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7页。

[14]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98页。

[15]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3页。

[16]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17] 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18]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19]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0页。

[20]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86页。

[21]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64—465页。

[22]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76页。

[23]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0页。

[24] 参阅王利锁《〈世说新语〉三曹故事辩议》，《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25] 吴世常：《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26] 成林、程章灿：《西京杂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27] 成林、程章灿：《西京杂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46页。

[28]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2页。

[29]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17页。

[30]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21页。

[31]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21页。

[32]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0页。

[33]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98页。

[34] 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35]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19页。

[36] 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0页。

[37]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5页。

[38] （南朝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39]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7页。

[40]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4页。

[41]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7页。

[42] 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43]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7页。

[44]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