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是什么式？
李德顺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意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起步，其间也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和发展阶段。例如，最初的目标是“一化”，即工业化；后来发展成“二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社会主义化、机械化）、“三化”（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四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等；宏观格局从经济实务型的目标，到全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目前已深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目标，等等。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摸索和尝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国现已初步形成了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的独有特色。如今以“中国式现代化”来表称，反映了中国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与实践统一的丰富经验及其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方式。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简单说，就是中国人自主发展，走向现代化的方式、过程和效果。从文化上看，这一称呼明显含有自信和自谦相统一的双重韵味：其自信，足以表达以中国人、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坚定自我担当意识；其自谦，就是保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决不在世界上妄自尊大、唯我独尊。
邓小平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1]之所以如此，是基于国际国内综合考虑：就国际而言，当时欧美发达国家已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工业化发展迅速，中国与其差距在拉大。就国内而言，有两点必须承认：一是底子薄，尤其是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这种情况也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因此我们一要自信，有决心和信心实现现代化；二要谦虚严谨，知道自己是在很低的起点上起步的。
这种既自信又自谦的立场和姿态，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形神兼备”与“魂体合一”的传统风格，是解开令世界惊异的“中国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神”与“魂、体”
按照当代文化理论的视角，每种文化都由自己的“物质（器物）文化”“制度（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或三大部分构成；按照中国传统语言的表达，则可分为“显与隐”，即外表与内在、可以外在直观和不可直见的“形与神”或“魂与体”两层具体形象。今天的中国，正在这些层面上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特殊风貌和强大力量。
从物质（器物）文化的层面看，中国的经济生产、科技研发与国防建设，无疑已经通过国际贸易产生了令世界瞩目的效果。14亿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发挥出来，会创造怎样的“奇迹”，已经是一个无法掩盖的现实。毋庸讳言，单从“硬件”上看，中国国内的发达地区，其“发达”程度确实已经不输那些老牌的“发达国家”。以至于，尽管我们仍自认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所取得的成就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欢欣鼓舞，却使多年担当“世界霸主”的西方国家感觉到了严重的“威胁”。为此，美国国会甚至做出了决定，要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名单上“除名”，便是一例。但我们自己知道，若看中国全面的情况，我们尚有很大的差距。这也在我们仍然要赶上现代化步伐的主要目标之内。
从制度（政治）文化层面看，中国创造并实行了诸多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独特制度设计和规则规范。例如：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守社会主义方向，同时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措施，探索与众不同的“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一以贯之地坚守“人民主体论”的核心价值体系，积极探索和实施“全过程民主”的政治原则；积极推进依宪治国原则下全面实施民主法治体系的制度保障建设；明确以实现“全面小康”“民族振兴”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形成“改革开放”与“科技兴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即“新发展观”及其配套政策和措施；在国际上，充分独立自主，倡导多边“和而不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情怀，反对霸权主义和冷战体系；等等。
从精神文化层面看，上述两方面，可以说显现了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社会“有形之体”。而隐藏在有形之体之下的精神状态之“神”，或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之“魂”，则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民族主体意识。就是说，无论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基，充分坚持国家民族主体的担当的表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意味着，中国人民正在实现一种“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化是每个国家民族自主追求的权利和责任，而不是对别国任何现成模式和目标的简单模仿与依附性追随。“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人民要理直气壮地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不怕像了谁，也不怕不像谁”；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生命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全球统一标准和模式。而那种套用某种观念模式得出的所谓“现代性”概念，其实是一种落后的、脱离实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中国式”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在中国土地上实现追求人类先进文明的过程和成果。这里不能“只见现代化，不见中国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是中国国情，原则是“从（国际和国内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内容，是“中、西、马”思想精华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融合和实践发展。
以上三个层面在实践中的有效统一与结合，即是“形神兼备”“魂体合一”的“中国式现代化”完整面貌。当它们统一得好、结合紧密、全面落实的时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日、胜利之时。
三 我们要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中国式”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是走向时代前沿的时刻。党中央号召全党“守正创新”，我的理解是，就要“守”党的宗旨和马克思主义之“正”，“创”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之“新”。
在这个清醒自觉的战略定位之下，我们的理论工作，包括哲学理论工作，不能满足于阐释政策，甚至停留于以政策和策略代替理论的阶段，而应积极汇聚改革开放以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以此为主要资源，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旧式成见和“话语禁忌”，努力提升我们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水平，实现“三个体系”的创新。
事实上，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难点”。比如：面对相同的对象和内容，什么是不同时代、不同国情、不同理论体系各自不同的经验、逻辑、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观念与方法？诸如：“民主”与“全过程民主”、“宪政”与“依宪治国”、“普世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只有正面深刻地阐明它们，在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超越西方模式，才能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色”，达到新的高度。再如，怎样从当代表现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潜力？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等。目前特别需要厘清新与旧、精华与糟粕的界限，防止混淆“天下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庸主义”与“和而不同”、“大一统”与“举国体制”、“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权力至上”与“权力中心”，等等，思考和表达出当今时代的先进理念及其精神实质。
为了说明探索“中国式”理念的深刻性和重要性，我想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为例，分析两种现实的思路。
一个是坚持“中国式道路”取得成功的例子：中国的乒乓球运动。这项竞技运动起源于西方国家（英格兰），但如今却成为中国的“国球”，在国际比赛中甚至达到了无往不胜的地步。那么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从容国团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为国争光并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兴趣开始，中国乒乓球事业走的并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其间曾面临环境和体制条件、竞争压力和人员素质等多方面的考验。而保障成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自始至终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当年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虽然没有照抄任何权威，且无一字谈到哲学，但其从实战出发，解放思想，所总结出来的自己的经验，却被毛泽东称赞是“一篇充满唯物辩证法的好文章”。因为它显示的，正是中国乒乓球的神魂底气！
中国乒乓球事业的崛起，不仅有内部条件因素的作用，也有外部压力和挑战的促进作用。当年无论是出于猜疑还是嫉妒，国际乒联也曾针对“中国打法”一再修改规则（涉及球拍、发球动作，甚至赛制等），也一度面临中国球员加入外籍，回头来挑战中国队的“养狼”之议，等等。这些都未能阻止他们坚定不移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发展之路，造就了今天经久不衰的辉煌。
另一个是尚未找到“中国式道路”，因而尚未走向成功的例子：中国的男子足球。足球这项竞技运动无论在外国还是中国，都远比乒乓球有更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获得了社会特别是众多球迷无比真诚的支持。但是，时至今日，它却一直难以走出亚洲，甚至还不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位，其成绩与投入远不能比。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足球的主导发展思路，还没有“一定要踢出中国式”的决心和魄力。多年来，它似乎一直是很“虚心”地学习着：谁踢得好，就向谁学。一会派员去拉美留学，一会去欧洲参练，甚至不惜重金一次又一次请来外国著名教练。连足球俱乐部的组织形式和比赛程序等，也一应俱全地模仿过来了。
我们从不反对学习外国。但是，如果不是学习人家的精髓，不是把人家的本领学习到自己身上来，不是自己从根本上提升能力，而是只想靠人家的具体帮助指导，就立即赢球升级、成功获利，那么这样的“学习”，只不过是急功近利、懒惰取巧，企图走捷径而已。所以尽管我们也学习了别人的很多外在形式，但足球运动本身的水平却一直上不去，比赛的成绩也越来越令人无奈。
两相比较，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前面说“不要只见现代化，不见中国人”，应该被牢记。以中国人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当然会像中国人一样，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欢喜也有忧愁。从一项体育竞技运动的成败得失，到国家现代化这样的宏伟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行使权利，担当责任。怨不得别人，也不应逃避自己。唯有踏踏实实地总结经验教训，避免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扬长避短、纠错创新，踏实前进，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
[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