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柳宗元《天说》及“天人说”溯源
《天说》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773—819）的散文名篇之一，也为表达其哲学思想的重要作品，文章收入《柳河东集》和《柳宗元集》第十六卷。在《天说》中，柳宗元针对韩愈的“天命说”阐述了“天人说”。贞元二十一年（805），柳宗元、刘禹锡等参与王叔文、王伾为首发起的“永贞革新”，改革以抑制藩镇割据、削弱宦官势力、加强中央集权、革除政治弊端为主要目的，最后在宦官势力反扑下，王伾、王叔文分别被贬为开州司马和渝州司马（王伾不久死于贬所，王叔文翌年亦被赐死）。后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永贞革新仅历时100多天就宣告失败。对于这次革新，韩愈则大加贬斥。虽然他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交好，同情其贬谪遭际，称“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烝”[1]。在《永贞行》中，他仍称革新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曰“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认为其遭贬乃应受惩罚，“嗟尔既往宜为惩”。
在撰写《顺宗实录》中，韩愈也表达了对革新派的不满，正如其《答刘秀才论史书》所言：“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2]韩愈对革新派的态度也引发了后世争议。韩愈“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之说，实则暗指“永贞革新”失败乃遭受天的惩罚。对于这一说法，柳宗元是极不满意的，“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故而他撰文《与韩愈论史官书》加以反驳。认为做官要“中道”，办事要不偏不倚，不要畏惧而轻为之。即“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3]。称“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认为只有愚昧无知者才会对天感到迷惑，而明白事理者是不言鬼神之事的。从而有力反驳了韩愈的鬼神“祸人”“福人”论。
可是韩愈并没有就此罢休，将争论的焦点由“说史”转到“说天”。提出了“天命说”，责备柳宗元“不知天”。从现实生活事例出发，以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举例果蓏、饮食坏而虫生，元气阴阳之坏而人由之生，然后加以阐发，引出天命说，认为“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从而提出天能赏功罚祸的“天命说”，并且还称“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由此可见，韩愈“天命说”属于典型的唯心论，自然遭到了柳宗元的批驳。
柳宗元站在朴素唯物论的角度提出了“天人说”。称“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4]。认为天、地、阴阳与果蓏、草木一样皆为物，作为自然现象肯定没有意志，又怎么能赏功罚祸呢？“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希望天能赏功罚祸可谓无比荒谬，而向天呼喊埋怨，希望天能发善心可怜他的，那就更加荒谬可笑了。柳宗元合理论证了“天人说”，强调天为物质，天无意志，从而笔锋犀利地批判了韩愈所持天能赏罚的“天命论”。由此可见，在天有无意志的问题上，柳宗元与韩愈是根本对立的。
刘禹锡作为柳宗元好友，两人志趣相投，因此，他大为赞同柳的“天人说”，在《天说》的基础上写了《天论》上、中、下三篇来阐发天与人的关系，进一步批驳韩愈的“天命论”。他在《天论》上篇明确交代了写作原因，称“余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5]。
在文中，刘禹锡先是表明自己的唯物论立场，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与人都有能与不能，“天与人交相胜”，提出“人能胜乎天者，法也”。认为福祸皆由自取，非天预人也，论述了“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非天预乎人尔”“人不幸则归乎天”等一系列说法，进一步阐释了人们对天迷信是因为政治腐败、法制松弛，“法大驰，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还认为事物发展是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和发展趋势偶然性的结合。刘禹锡“天人交相胜”“人能胜乎天”的推论可谓柳宗元“天人说”的进一步深化，从而将唯物思想推向了新高度。
作为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柳宗元“天人说”并不是其独创，而是在前人唯物思想基础上的阐发。其源头往前可以追溯到屈原《天问》以及荀子《天论》。《天问》为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约前340—前278）所作的一首长诗，全诗370多句1500多字，一共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从天文地理到政治历史，涉及内容可谓精深丰富。其中，对天地、自然的提问，对传说的怀疑，集中反映了屈原对宇宙的探索，展示其非凡学识和超越时代的宇宙认识。《天问》可谓屈原思想学说的精粹，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颇为深远，从而出现了诸多《天问》模拟之作。
荀子（约前313—前230），战国末期思想家，比屈原出生略晚，其《天论》中唯物思想表达比屈原更为直接大胆。《天论》节选自《荀子·天论》，文章开篇即提出鲜明观点，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6]。明确表示自然界变化有其客观规律，与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一观点引领下，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这就需要各司其职，“不与天争职”。进而还明确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论点，可谓对当时各种迷信的极力否定，大力强调了人力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荀子思想颇具时代先进性。
柳宗元、刘禹锡在与韩愈争论的过程中，充分认识了屈原、荀子等人的唯物论思想，加以吸收消化，进而提出了更为具体明确的“天人说”，受到后世关注，也推动了《天问》的拟写之风，明代刘基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