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梦记”概念释义
顾名思义，“梦记”即梦境记录。在日本学界，“梦记”为专有名词，特指采用日记形式记录的梦境集合。松园齐将“梦记”定义为：记主本人梦到的、对自己或身边人有意义的、随同日期一起记载下来的梦境记录[1]。上野胜之将其定义为“梦主本人所记载的、有明确日期的梦境记录”[2]。本书中的“梦记”一词，沿用日本学界的定义。“梦记”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第一，直接以“梦记”或“梦想记”命名的作品，如明惠的《梦记》、慈圆的《慈镇和尚梦想记》等。第二，出现在以“记”命名的作品中，如《日本灵异记》下卷第三十八篇中撰者景戒的两条梦境。
通常，梦境被记录下来的形式有三种。其一，文学作品的作者将梦作为一种文学素材，为增加故事的神秘性而记述的梦。这种最为常见。“高僧传”系列作品中的大量梦境即属此列。其二，史官等记述的他人之梦。这种梦或者是撰者亲耳所听，或是来自别人的转述。史书中的梦记录、白行简的《三梦记》等为代表性例子。与作为文学素材的第一类梦相比，这种梦的纪实性更强。但是，由于史官的政治使命，其中不乏渲染帝王神圣性、为统治合法性证言的虚构梦。其三，本书所论述的“梦记”形式。三类之中，第三类比较特殊。首先，“梦记”是记主记录的一己之梦。其次，从体裁上来看，“梦记”属于“记”文体范畴[3]。“记”文体的基本特征是纪实。《文章辨体序说》曰：“记者，纪事之文也”[4]。《隋书》经籍志中以“记”命名的作品多属于史部。到唐朝时，“记”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文体明辨序说》曰：“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5]在前代志怪小说的基础上成立的传奇小说也开始以“记”命名。“记”文体也传播到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日本出现了很多以“记”命名的作品，其内容以神事、帝记、政要为中心，涉及地志、杂抄、怪异故事、寺社缘起、灵验记等[6]。都良香的《富士山记》、庆滋保胤的《池亭记》、菅原道真的《左相扑司标所记》等都是“记”体裁的代表作。《本朝文萃》卷十二和《本朝续文萃》卷十一专门设“记”一项[7]，收录以“记”命名的名篇。大曾根章介指出：“如果说‘记’文体的本质是纪实的话，那么，‘记’文学的特色则是不以华丽的辞藻修饰，以细致的观察和简明浅易的描写为主。”[8]以“梦记”命名的作品或从属于“记”文体作品中的“梦记”自然也带有上述特征。它不是第三者杜撰的多数人的梦境集合或同一主题的梦的单纯叠加，而是记主记载的本人的梦境。
关于记主，永井义宪指出以僧人群体居多[9]。奈良末平安初的景戒、平安时代的成寻、镰仓时代的亲鸾以及战国时期的多闻院英俊（以下简称“英俊”）等人为代表性案例。特别是明惠，一生都在记梦，创造了日本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
“梦记”比较完整的记述形式为“日期+记事+梦境+解梦”。其中，“日期”部分，记载做梦的年月日等具体信息。通常“梦记”的日期都是完整的。但是，像明惠的《梦记》这种连续记梦的情况，年份和月份常常被省略。“记事”部分，记载的是做梦前或做梦当天发生的事件，交代梦境的背景。“梦境”部分是“梦记”的主体，内容多种多样。它一般以“梦”或“梦云”开头，以“觉”或“觉了”结尾。“解梦”部分，是对梦境的解说，是了解记主记梦缘由的重要线索。大多数情况下，“梦记”的记述形式为“日期+梦境”或“日期+记事+梦境”，并不具备上述完整的结构。
“梦记”是了解记主的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料。众所周知，梦很容易遗忘。醒后回忆起来的梦往往很不完整。我们可能不确定梦中到底出现了几个人，记不清楚梦境的色彩等等。或者早上起来还记得栩栩如生的梦境到了晚上或经过数日便只剩下片段甚至消失殆尽。关于梦被遗忘的原因，斯顿培尔论述得最详细。以“清醒生活中导致遗忘的所有原因对梦也同样有效”为首，他共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五点内容如下：“大多数人对梦不感兴趣也导致了梦的遗忘。如果一个科学研究者在某个时期对梦感到兴趣，他就会比平时做更多的梦——这显然意味着他更容易而频繁地记住自己的梦。”[10]从中可知，兴趣是记住梦的原因之一。宗教徒记录“梦记”的原因大抵在此。对信徒来说，对梦感兴趣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它蕴含着深刻的宗教意义。特别是像明惠那样一生记梦的情况，若脱离了佛教意义，恐怕他很难长期坚持。“梦记”所呈现出来的梦，或与现实异常接近，或与现实相去甚远，都将记主的人生的色彩和线条勾勒得更加鲜明。透过梦境，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探求记主的精神世界，进而了解他们个人乃至一个时代的宗教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梦记”的价值不容忽视。
二 “梦记”研究回顾及现状综述
（一）日本“梦记”研究综述
日本方面的研究以“梦记”概念的提出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半期日本对慈圆的《慈镇和尚梦想记》[11]、亲鸾的“亲鸾三梦记”[12]、明惠的《梦记》[13]和《多闻院日记》中英俊的梦[14]展开了研究。相关成果将在正文中一一提及，这里不再赘述。
“梦记”概念提出以后，日本的“梦记”研究进入后半期。永井义宪在《〈更级日记〉与梦笔记》[15]中首次对“梦记”下定义，只不过他当时使用的是“梦笔记”一词。他指出《更级日记》的作者菅原孝标女手边或许有一本专门记梦的笔记，《更级日记》中的梦或许就是参照此笔记所写，进而提出明惠的《梦记》、亲鸾的《梦之记》（即“亲鸾三梦记”）和慈圆的《慈镇和尚梦想记》等都属于“梦笔记（「夢ノート」）”。此后，神奈川县立金沢文库所编的《秘仪传授：金沢文库主题展图录》将以镰仓时代中期真言律宗僧人睿尊（1201—1290）为祖师的睿尊教团的“瑞相日记”和明惠的《梦记》相类比，指出“瑞相日记”也属于“梦记”的一种[16]。
正式明确提出“梦记”一词并对其下定义的学者为绪论中提到的松园齐[17]。由于其论证的焦点是贵族出家和写日记之间的关系，所以没有对“梦记”展开系统论述。第一次将“梦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的是荒木浩。他指出，从《日本灵异记》下卷第三十八篇中景戒的两条梦境到明惠《梦记》再到英俊的梦记录，记录“梦记”是从古代到中世（1192—1603）僧人的一贯行为。他从文学体裁的角度，分析了“梦记”可以作为日记、散文、和歌、自传、随想文和写生文进行解读的可能性[18]，为“梦记”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荒木浩尝试将“梦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以后，日本学界的研究方向转为寻找新的“梦记”资料。到目前为止，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表1 日本新发现“梦记”一览
以上学者新发现的资料扩充了“梦记”的内容，对思考“梦记”的特征等问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零散地对新发现的“梦记”展开过一些论述。但严格来说，他们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介绍新资料和浅层的梦境分析上。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僧人的“梦记”篇幅短且内容少。而且，新发现的资料中，像安然的《梦记》、最澄的《梦记》等，仅见于著录，内容已不可考。这些都给进一步的研究造成了困难。
（二）中国“梦记”研究综述
傅正谷提出：“举凡谈梦、记梦、写梦、论梦、圆梦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理论阐述、奇闻异事、神话传说、成语典故、各种形式的梦文艺作品及其评论等等，皆属中国梦文化系列。”[19]虽然本书的“梦记”和上述“记梦”、“写梦”有意义上的差别，但亦属梦文化的一种。
中国方面，关于中国“梦记”的研究几乎全部围绕记梦诗展开，僧人与道士的“梦记”鲜获关注。关于日本“梦记”的研究则集中于明惠的《梦记》。谢立群在谈及明惠的女性救济观时，涉及到了明惠梦见善妙的梦境。台湾地区的林辉钧译介了河合隼雄的《明惠：与梦共生》一书[20]。此外，左江对朝鲜许筠的“梦记”进行过探讨[21]。
三 思路与框架
以日本学界为主力的“梦记”研究，几乎全部围绕日本作品展开，并且，着重于强调日本“梦记”特别是明惠《梦记》的罕见性与独特性。河合隼雄指出除了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到的法国19世纪末的圣但尼曾长期记录梦境之外，世界上再无它例，而圣但尼记梦是为了做研究，和明惠与梦共生有很大的差别[22]。白洲正子等人也持相同观点[23]。可以说，强调明惠《梦记》的唯一性几乎成为日本学界的共识。确实，长期坚持记录个人梦境的行为非常罕见。但是，果真再无它例吗？历来是古代日本模仿对象的中国情形如何呢？众所周知，中日佛教渊源深远。日本佛教自中国经由百济而传入，日本人对佛教知识的学习主要是通过汉译佛典，隋唐乃至宋朝时期，大量的留学僧被派遣到中国学习佛法，中国僧人的诸多习性被日本僧人吸纳。那么，中国有没有“梦记”？中国的“梦记”都记录了哪些内容？中国记主记梦的原因何在？“梦记”是日本的原文化还是中国影响的产物？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本书撰写的直接驱动力。
此外，或许和刚起步不久有关，“梦记”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回答并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之一。
第一，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发现新资料和个案研究的阶段，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宏观研究。虽然荒木浩曾经将“梦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但他是从文学体裁出发，分析“梦记”作为各种体裁解读的可能性。这种视角必然会造成对“梦记”的记主僧人们的佛教信仰考察的缺失。而不联系佛教信仰的话，恐怕很难解明僧人记录“梦记”的文化深意。
第二，当将“梦记”作为整体解读时，很多问题会浮现出来，但是，因为缺乏系统的研究，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既然记录“梦记”不是个人现象，其背后必然有支撑他们集体行为的理念或信仰。那么，这个共同的理念或信仰基础是什么？
第三，明惠《梦记》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详见第四章。
基于以上现状，本书尝试加入中国研究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文献学、宗教学和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将“梦记”置于宗教语境中加以解读，力求对中日两国的“梦记”进行全面把握与研究。具体而言，本书将通过参照佛教和道教等宗教思想，就“梦记”诞生的宗教土壤、中日“梦记”的特色及记主记梦的原因、两国“梦记”的差异及形成原因、明惠《梦记》的特殊性等问题展开考察，在深入解读各个文本的基础上，对“梦记”的文化意义进行探讨。本书由上、中、下篇组成，共十一章。
上篇从整体上对中日“梦记”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第一章主要通过分析道教与佛教典籍，对梦在道教和佛教中的作用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分析了梦在两个宗教中作用的异同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总体阐明了催生“梦记”的宗教土壤。第二章以史志书目、“高僧传”系列书籍、《太平广记》等类书为参考，在归纳梳理中国古代“梦记”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对宗教“梦记”进行了考察，分析了记主梦境的内容以及记梦目的，探明了“梦记”的文化意义。第三章主要以景戒的《日本灵异记》、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亲鸾的“三梦记”、睿尊教团的“瑞相日记”、英俊的《多闻院日记》中的“梦记”为对象，从“梦信仰”、“回心”、“女性梦”三个角度，考察了日本僧人“梦记”的内容、他们记梦的原因及意义。
中篇聚焦明惠的《梦记》，以中日现存最大的“梦记”文本为对象，探究了日本“梦记”文化的一个微观侧面。第四章介绍了明惠其人及其《梦记》。第五章分析了“修行梦”的具体表现以及对于明惠的意义。同时，对由修行衍生出来的求梦方式进行了分析，解明了明惠一人有多种求梦方式的原因。第六章对《梦记》中的所有“见佛梦”进行解读和讨论，阐明了这些梦境对于明惠的意义。其中，对《梦记》中梦见生身（=肉身）佛菩萨的现象进行了重点考察。第七章以《梦记》中的“舍利梦”为对象，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镰仓时代的“舍利信仰”现状及其特色进行了概括总结。其次，对《梦记》中的“舍利梦”进行了详细解读，并参照传记类和“行状”系列相关资料，考察了这些“舍利梦”诞生的背景，解明了明惠记录这些“舍利梦”的原因。同时，结合《舍利讲式》《神现传记》《摧邪轮》等资料，对明惠的“舍利信仰”状况进行了整体把握。第八章分析了春日明神在《梦记》中的作用以及作为春日明神化身的童子和鹿在《梦记》中的形象，并结合镰仓时代春日神社中“本地垂迹”思想的发展状况和明惠的“释迦信仰”解释了其“明神梦”产生的原因。第九章从“镇魂”、救赎与修行三个维度对明惠《梦记》中的“女性梦”进行了考察。
下篇由两章构成。第十章采用史料考证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道教‘梦记’影响日本的可能性”“宋朝文人‘梦记’影响日本的可能性”两个角度，阐释了日本“梦记”受到中国影响的可能性。第十一章从分析记录“梦记”的僧人所属宗派为出发点，结合“梦记”的密教属性，探究了中国鲜见僧人“梦记”的原因。
四 创新点与学术价值
从学术意义上看，本书扩宽了“梦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考证与分析中国“梦记”，为日本的“梦记”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延伸了其研究的广度。通过佛典与明惠《梦记》相互对照，可以更好地解明他记录《梦记》的原因，为日本的“梦记”研究增加了深度。“梦记”是中国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宗教徒的“梦记”研究偏“冷门”，本书可以为研究中国梦文化提供新资料与视角。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梦信仰。
本书在开展考察的过程中，主要创新点如下：
第一，新材料的挖掘和使用。新发现的“梦记”文献如下：
中国“梦记”资料：奚陟“梦记”、德珍“梦记”、张载“梦记”、龙泉“梦记”、穆度“梦记”、李彦弼《庐陵李氏梦记》、《真诰》中所载杨羲、许穆和许翙的“梦记”、《周氏冥通记》中周子良的“梦记”王琰《冥祥记》和善导《观经疏》中的“梦记”。
对明惠的《梦记》产生影响的佛典：《宝楼阁经》和《新华严经论》。
第二，研究内容方面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解读方式。
（1）利用以《道藏》和《大藏经》为代表的宗教典籍对道教和佛教中的梦的作用进行了对比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梦在道教和佛教中的作用重新分为三类，用于阐述“梦记”诞生的宗教土壤。
（2）从明惠《梦记》中提炼出“见佛梦”“舍利梦”“明神梦”等主题，并对其进行了解读；对《梦记》中的“女性梦”从“镇魂”“修行”“救赎”三个主题进行了解读。
（3）重新考证并订正了睿尊教团“自誓受戒”所依据的佛典为《梵网经》、法藏的《梵网经菩萨戒本疏》、法进的《梵网经注》和《方等经》。
第三，研究方法上，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关系研究，分析了中国“梦记”影响日本的可能性。
[1] 松薗斉：『日記の家：中世国家の記録組織』、吉川弘文館、1997、第129頁。
[2] 上野勝之：「平安時代における僧侶の“夢記”と夢」、荒木浩編：『夢と表象眠りとこころの比較文化史』、勉誠出版、2017、第43頁。
[3] 除了“记”文体外，还有少数隶属于“抄”“传”“集”等文体。
[4] （明）吴讷：《文章辩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1页。
[5]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页。
[6] 大曽根章介：「『記』の文学の系譜」、『解釈と鑑賞』1999年第55卷、第46頁。
[7] 吉原浩人：「大江匡房と「記」の文学」、『解釈と鑑賞』1995年第60卷、第120頁。
[8] 大曽根章介：「『記』の文学の系譜」、『解釈と鑑賞』1999年第55卷、第48頁。
[9] 永井義憲：「更級日記と夢ノート」、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和泉式部日記·更級日記·讃岐典侍日記』、有精堂出版、1975、第233頁。
[10] 转引自[奥]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2页。
[11] 赤松俊秀：「南北朝内乱と未来記——四天王寺御手印縁起と慈鎮和尚夢想記」、『仏教史学』1956年第5卷；間中冨士子：「『慈鎮和尚夢想記』に就て」、『仏教文学』1979年第3卷。
[12] 赤松俊秀：「親鸞の妻帯について」、『続鎌倉仏教の研究』、平楽寺書店、1966。
[13] 山田昭全：「明恵の夢と『夢之記』について」、『金沢文庫研究』1971年第17卷；玉山成元：「高弁の夢」、『日本仏教史学』1979年第15卷。
[14] 島田成矩：「多聞院日記に見えたる夢と信仰——白狐と舎利と人狐をめぐりて——」、『国学院雑誌』1957年第58卷；芳賀幸四郎：「非合理の世界と中世人の意識―多聞院英俊の夢」、『東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紀要』1962年第36卷。
[15] 永井義憲：「更級日記と夢ノート」、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和泉式部日記·更級日記·讃岐典侍日記』、有精堂出版、1975。
[16] 神奈川県立金沢文庫編：「神託と夢想」、神奈川県立金沢文庫編：『秘儀伝授：金沢文庫テ-マ展図録』、神奈川県立金沢文庫、1992、第34頁。
[17] 松薗斉：『日記の家：中世国家の記録組織』、吉川弘文館、1997、第129頁。
[18] 荒木浩：「夢という日記、自伝、うた、そして逸脱のコンテクスト、あるいは〈心〉と〈外部〉——明恵『夢記』を読むために」、荒木浩編：『〈心〉と〈外部〉』、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広域文化表現論講座、2002。
[19] 傅正谷：《中国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0] 林晖钧译：《高山寺的梦僧》，心灵工坊2013年版。
[21] 左江：《朝鲜许筠“梦”记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2] 河合隼雄：『明恵 夢を生きる』、講談社、1995、第22頁。
[23] 白洲正子：『明恵上人』、講談社、1999、第1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