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与长物

随着洛可可时代的落幕，19世纪英国小说拉开了现实主义的序幕，若将前者看作明朝晚期社会的映射，那么明清世情小说便与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对应。如第一章阐述的，17世纪是英国发展最迷人的时期，明朝长物大规模传入欧洲的同时，诸多艺术家也从荷兰迁往英国，展示了那些确立荷兰艺术家在绘画领域开拓者地位的黄金时代绘画。马蒂诺的《农夫与王子》（1841），奥利芬特的《卡林福德编年史》（1862—1865），司各特的《威弗莱》（1814），萨克雷的《名利场》（1848）、《潘登尼斯》（1848—1850）、《钮可谟一家》（1855），狄更斯的《小杜丽》（1855—1857），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1848）、《南方与北方》（1854—1855），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1859）、《罗慕拉》（1863）、《织工马南传》（1861），特罗洛普的“巴赛特系列”，哈代的《非常手段》（1871）、《意中人》（1897）等充分再现了17世纪黄金时代的荷兰绘画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荷兰绘画作为明朝长物在欧洲流行的视觉载体，对明朝长物影响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了间接作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荷兰绘画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视觉类比何以实现呢？

首先，讨论明朝长物对19世纪英国小说的影响，必须置于社会学领域中的文化记忆范畴。记忆的重要性，大致可从失去记忆的可怕性反向推理出来。它如被失眠症肆虐的马孔多，整个社会从过去的记忆开始丢弃，渐渐失去对周围的记忆乃至于忘却自己存在的意识。[27]社会失去记忆，其结果就是陷入虚无存在主义的梦魇之中。而社会如何被记忆，我们认为最好的承载者就是文字。《社会如何记忆》一书评价了文字对记忆的作用：正是词汇的想象空间，使语言的对象超越过去经验之遗留的有限性和短暂性。以文字固定下来的对象，进入了公共意义的领域。从而使得每一个人可以通过阅读这个作品，成为这个公共意义的潜在共享者。[28]

黑格尔在提及亚洲社会时，认为中国历史记载之多，以及记载历史时不偏不倚的态度是欧洲社会望尘莫及的，该现象甚至让中国的当权者也感到忌惮，因为他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把以往各个朝代的记忆都消失掉，他自己的社稷可以构建起来”。[29]中国文化的特质正在于那种无处不在的对“往昔”的崇敬和遵从。（86）中国文人孜孜不倦地记载历代历史，编纂各地方志，甚至细致到对一件物品的具体描摹。自南朝始，在各种史料中，长物具有较为突出的地位，留下了对长物盛行的记忆，由此催生了明朝晚期文学对世俗生活的关注。而在随后欧陆洛可可时代的文学中，明朝长物的装饰作用，成为重要的文化记忆。绘画可使文字形象化并隐含描述，17世纪荷兰画展现的是荷兰把持东南亚市场所带来的殷实、富足、平和的世俗社会，明朝长物在画中的出现无疑促成并暗示了这种现象。随着 17世纪荷兰画家大批迁往英国，绘画内容构成了时代共同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

其次，萨克雷认为忽视日常生活是英国历史小说的一大遗憾。[30]此言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19世纪英国小说的方向，这与荷兰世俗画对世俗生活的重视相似，开始注重日常生活在小说中的重构。萨克雷早年显示出绘画天赋，曾前往巴黎学习绘画，虽未走进画家行列，最终却成为一位堪比“荷兰绘画大师”的作家。《名利场》中，两位女士在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沉浮。如同荷兰画家，他向读者提供了各社会阶层生活的不同图景，未掺杂任何个人情感，真实地叙述了风俗场景，展现了与19世纪之前文学迥异的叙述风貌。此番风貌在艾略特的《亚当·比德》中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从开场工人的劳动场景，村庄的布道场景，人物的细致描摹，以及描写风景时对光影的应用一一对应，再现了普通生活的真实。该小说的出版标志着艾略特小说与荷兰绘画的一致性。

如前所述，明朝长物对荷兰绘画的世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考察荷兰绘画特质，深入19世纪英国家庭内部，以萨克雷的《名利场》为例，发现作家在描写家庭生活与凡人琐事之余，不论在家庭摆设方面，还是在夸赞人物时，11次提到的瓷器往往与有精致面孔的漂亮姑娘结对出现[31]，这说明即便18世纪末崇尚中国长物之风已渐退，但在19世纪英国作家眼中，瓷器所带有的审美趣味并未消散，仍是精致美好的代名词，故而这些浅色的瓷器，甚至是在最为偏远的乡村农户家也是被小心对待的，若是“瓷器打破了这么多，真叫牧师也要开口骂人了”[32]。这些重构了17、18世纪的市井生活，可见长物是流通于各阶级的文化记忆。

就19世纪的作家而言，作为洛可可时代最为风行的明朝长物之一，瓷器承载着18世纪的社会记忆，其展现的审美亦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所强调的。如《南方与北方》中写道：“朴实大方本身就是优美的外框”[33]“老式的东西是最为朴实的”[34]。而架子上摆放一个高大的白瓷花瓶（盖斯凯尔，1994：123），或是带有暗龙花纹的旧瓷杯子[35]，这些价格高昂，却不过分张扬的旧时装饰，极大地满足了时人对朴实的追求和怀旧的情感。在审美意义之外，明朝长物还在小说中承担着社会作用。乡绅索恩对血统和世系具有最深厚敬意（特罗洛普，1987：255），索恩太太为她那29条无与伦比的绸裙子自得（特罗洛普，1987：265）。与此同时，贫穷却热爱奢华的乡村姑娘赫蒂就梦想着将来做一位穿绸着缎的贵夫人（艾略特，1987：385）。就此而言，长物体现了血统与世系，也维持着不同阶级间的外在秩序。但是，对于有余力将金钱投资在住宅与绸缎衣服的卢卡洛夫特太太家（特罗洛普，1987：493）来说，虽然在财力上与索恩家难以匹敌，在世系和血统上与上流社会也毫无关系，但依靠着长物的装点，他们仿佛就是有产业或是有身份的人（特罗洛普，1987：496），为索恩太太这样旧派的血统崇拜者带来了不小困扰，就此而言，长物又成了秩序的破坏者。

再次，如小说所再现的，不论是农业南方的老派家庭，还是工业北方的新式家庭，饮茶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暗示着地理与观念界限的模糊与消弭。不得不由奢入俭的哈丁先生在安慰女儿时，也不过是说：在这儿，茶能沏得和在养老院时一样好（特罗洛普，1957：233—234），表明奢侈与俭朴不过是一茶之隔；依尔文太太最好的锦缎衣服（艾略特，1987：74）曾在20年前举行洗礼时有过惊鸿一现，此后便尘封衣柜，只有在重大场合才得以重见天日；在蜘蛛腿外型的脚架盛行的年代里，须付高昂的价钱才能出现在贵族家，雕刻着花纹的《栎木橱柜》（Oak Cabinet）（图2.12）以及桌椅，却以一首古老歌曲的价格出现在普通教师巴尔特家中（艾略特，1987：292）。上流社会与普通人家所珍视的东西实际同出一脉，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时，上流家族与普通人家的界限被渐渐打破。若以宏观角度审视整个社会，那么我们所见的是：处于社会顶端的王公贵族用鼻烟壶作为婚礼时送给客人的礼物[36]；拉格斯太太得意于她的镂花桃心木的床（萨克雷，2006：373）；身陷破产旋涡的赛得利小姐也不得不与佣人一样，忧心于一日三餐的茶叶和糖的用量（萨克雷，2006：85）。上述展现了长物打破阶层的界限，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流通，从而展现社会记忆。

图2.12 栎木橱柜

社会记忆的重要一环是身体的记忆，身体记忆的再现可以考虑17世纪法国贵族借以展现其特权地位的习俗。那些贵族会从举止到着装对人们进行限制，以显示社会等级差别和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但在明朝长物引起风尚的洛可可时代，“许多人因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而被封为贵族：文人、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医生、外科医生、化学家、植物学家甚至商业巨头，都得到承认”[37]。长物的盛行导致界限混乱，借助文化记忆追溯家谱也不一定可靠，家谱也可能是伪造的。譬如《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贫农家庭被假家谱所诱，导致女儿被假贵族所骗；又譬如《名利场》中，老奥斯本单方面攀了同名贵族的亲戚，以获取家族徽章。其原因不外乎长物引起的奢侈风气导致社会阶层界限的模糊，追名逐利的商人将这种现象视为“时下闹阶级平等的趋势要不得，如果各等各色的人都跑到上流社会里来，成什么体统呢？”（萨克雷，2006：513）

商品经济让上流社会的一切皆成为可购的长物，如名声、阶级地位等，这在明朝晚期长物盛行的年代也屡见不鲜，当时社会上充斥着赝品、伪作和骗局。在欧洲社会的情形也并无二致。1697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就曾抱怨：“……投入了旅行、辛劳和花费后，人们还是永远处于被欺骗的危险之中，并被骗子、造假者、贪财者所利用。”（88）如果说明朝末期产生的注重商人生活的世俗小说（世情小说）暗含了产生文人士绅对商人追求这种“庸俗的真实性”的轻视，（101）那么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对此类情节的叙述，再现的心态和晚明文人如出一辙。小说中打破界限的长物，与其说是对洛可可时代的文化记忆，不如说是挖掘了晚明长物带来的奢侈日常化的另一表征。虽然无法从外在发现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与区别，只能从人们早年生活中某一时期因不正当享乐受到自然惩罚，出现在《南方与北方》中米尔顿人脸上的痛苦神色中（盖斯凯尔，1994：132）窥得一斑。总之，明朝长物赋予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另一功能就是，它们与其是为描述该世俗世界而出现，倒不如是为讽刺该世俗社会而存在。

本章总结了明朝长物对欧洲的影响，梳理其流通轨迹。17世纪后半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崛起的晚明商人通过将长物商品化，突破了原先只能屈居于儒家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界限，商品化的奢侈品之风弥漫晚明，为重构明朝社会阶层发挥着举重若轻的作用[38]，这种社会阶层分野的模糊性催生了晚明世俗小说，商人成为作家描述的对象。17世纪的大航海带来了繁荣的海上贸易，荷属东印度公司把持整个东南亚市场，为欧洲供应和运输了50%以上的奢侈品，并持续一个世纪之久。其原因可以归结为贸易的不断发展，晚明社会和欧洲大陆在奢侈品消费上的相似性。明朝长物远销欧洲的风尚带动了和明朝相似的享乐风气的形成，让荷兰画家摆脱了虚空派的自怨自艾，更加注重世俗欢愉。这种世俗侵蚀影响了绘画黄金时代的持续。此时的文学作品则与来自东方的奢侈品相互促进，激发了有关物的文学创作热情与物的购买热情。无论是就其享乐对象、享乐风气还是从物与文字的激发作用而言，洛可可时代都说得上是晚明社会的另一种存在。

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隐含的荷兰绘画世俗化文化记忆是长物延续的一种方式，是探求明朝长物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影响的依据。晚明享乐社会之于明清世俗小说，如同明朝长物作用下的洛可可享乐社会之于19世纪英国小说。明朝的长物给欧洲带来的诸如纵情享乐、阶层混乱的社会现象，最终导致的也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世俗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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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柯律格：《长物》，高昕丹、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以下文中引言只注页码，有些译文笔者重译，文责自负。

[2] （南朝宋）刘义庆著，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页。

[3] （明）张翰：《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0页。

[4]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London：Rutledge，2010，p.479.

[5] [加]卜正名：《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4页。

[6] Hilary J.Beattie，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ry，Anhwel，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Cambridge：Cambridge UP，1979，p.44.

[7] （明）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8] [英]柯律格：《长物》，高昕丹、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4页。

[9]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432页。

[10] [加]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刘彬译，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

[11] [日]角山荣：《茶入欧洲之经纬》，玉美、云翔译，《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

[12] 庄严：《明清时期中国茶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兰台世界》2013年第12期。

[13] [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8—135页。

[14] Richard Goldthwaite，the Empire of Things：Consumer Demand in Renaissance，Oxford：Humanities Centre/Clarendon Press，1987，pp.43-56.

[15] Thijs Weststeijn，The Visible World，Amsterdam：Amsterdam UP，2008，p.263.

[16]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22页。

[17]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18] [美]古柏：《向世界打开中国——17世纪两部荷兰戏剧中的明朝之亡》，李春园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9] [法]福楼拜：《情感教育》，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20] [日]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147页。

[21] Jr.Edwin Doran，“The Origin of Leeboards”，The Mariner's Mirror，No.11，1967，pp.39-51.

[22] [加]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0页。

[23] 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

[24] 曹雪芹：《红楼梦》，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页。

[25] 陈诏：《红楼梦小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26] [加]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

[27] [哥]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范晔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9—43页。

[28]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29]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20页。

[30] 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31] [英]萨克雷：《名利场》，杨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209页。文中引言只注页码。

[32] [英]艾略特：《亚当·比德》，张毕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6页。文中引言只注页码。

[33] [英]盖斯凯尔：《南方与北方》，主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1994年第一次印刷，第94页。文中引言只注页码。

[34] [英]特罗洛普：《巴彻斯特大教堂》，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11页。文中引言只注页码。

[35] [英]特罗洛普：《巴彻斯（特）养老院》，主万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文中引言只注页码。

[36] [英]萨克雷：《名利场》，杨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文中引言只注页码。

[37]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5页。

[38] [加]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