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一
陈寅恪曾提出：治史者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但也正如杨奎松指出的：“并不是所有治史者都能够把陈寅恪所说的‘古人’平等视之。可以说相当多的人其实只能‘同情之理解’某些‘古人’，而无法同情于另外一些‘古人’”“当你的情感或立场倾向于某些‘古人’的时候，就容易移情和换位；能共情，理解也就很容易了。在此基础上，依照这一方面‘古人’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及其相关回忆史料等等，要还原有关他们的某些历史真实，自然也不会太困难。但这样的求真，也很容易和历史上的‘古人’一样，深陷于另外一种偏向，即很容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因而也就很难对其他‘古人’，特别是那些与你的研究对象处于对立面的‘古人’去‘同情之理解’了。不能还原其他‘古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我们再努力写出的历史也还是片面的。”[1]杨先生的这番宏论，或许可以借用来解释我研究并撰写成《善恶忠奸任评说——马士英政治行迹》《“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两书的原因。学界对东林“同情之理解”已很多，对东林的对立面“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则缺少关注。笔者认为，如果明了晚明党局中的复杂人际关系、东林的过度逼迫等，马士英、阮大铖等与东林对立人员的遭遇和命运，也是值得给予一定“同情之理解”的。虽然两书的结论都尽量建立在史料考据和事理推断的基础上，但是“对东林有较多批评，为阉党说了些‘好话’”（《“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后记》），是否又会“深陷于另外一种偏向”？杨先生的提醒，使我不能没有这种担心。但不管如何，我以“同情之理解”之意探讨马士英、阉党，通过爬梳史籍，披露出一些不为人知的史事，得出一些不同于以往且自认为尚能站得住脚的认识，能多少纠正以往的上述“偏向”，就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又或者说，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立论想要兼顾所有“古人”，尤其是像东林、魏党这样截然对立的人群，本就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两本拙著出版后，我又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清朝官修的《明史》，在对晚明党争及其相关人物的撰述时，较明显地接受东林的立场和观点，马士英被定为“奸臣”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设立《阉党传》仍是如此，“盖党争影响明史纂修并未见平淡，此由阉党立传中即可明白矣”[2]。甚至对天启、崇祯、弘光明末三位皇帝的书写，也存在这种情况。美国学者伊佩霞撰写的《宋徽宗》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突破道德史观下的昏君奸臣叙事模式，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重新认识宋徽宗，对我在写上述明末诸帝的有关问题时思路的开拓、立场的选择、史料的甄别阐析等方面，都给予了有益的启发。杨光《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一文[3]，就北宋的“景祐事件”，跳出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的既有叙事框架，转而从宋仁宗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及其形成逻辑的视角，探讨欧阳修、富弼等对范仲淹有好感的人员如何为他辩护，其辩护言论又如何成为通行叙事，为后世接受，而前者又为何被人忽略，从而弥补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缺环。在传统帝制时代，一般认为君主在位时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军国大事都必须经过他的裁定。但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他们中的不少人的态度、思想、言论等，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又常常被虚化，而使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另外，当时某些官员的态度、思想、言论等，虽在当时因为与皇帝或权臣的意志相左被打压，但后世却被广泛接受而成为通行叙事，“景祐事件”就是如此。似乎君主当时并没有“在场”发挥作用，或是先就认定君主的态度、思想、言论等是受到了身边小人的影响，而并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即使是在历史上还比较有英名的宋仁宗也不例外。君主意志被人左右乃至君主完全被架空的情形在历史上不是没有，但对于如宋仁宗这样的君主，完全否定其在“景祐事件”中意志和态度的存在及作用，也是不符合常理的。杨光的论文提示要突破一些史书记载的局限，关注君主在政治活动中的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这对我透过东林话语，一定程度上复原天启、崇祯、弘光三帝的本来面目，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当然，《明史》并非一味地肯定东林，而是或明显或隐晦地对东林有所批评。如《明史·杨涟传》对移宫案的记载，就有与为东林立佳传的总基调不相符的地方，其他这样的例子，也还能在《明史》中找到不少。总的来说，《明史》多表彰一些东林人士在政治上的气节品格以及反抗宦官的举动，而对其讲学、结党则明确进行批判。在晚明，东林常建言批评时政，对此《明史》的评价就较为复杂，基本是看它出于上述哪种背景，而进行表彰或批判。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对顾宪成《小心斋札记》的评述，很能表明清朝对东林的这种倾向：
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声气既广，标榜日增，于是依草附木之徒，争相趋赴，均自目为清流，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恩怨纠结，辗转报复，明遂以亡。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贻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特以领袖数人，大抵风节矫矫，不愧名臣，故于是书过而存之，以示瑕不掩瑜之意云尔。[4]
应该说，代表清朝官方意志的《明史》对东林这样处理，既有立足史实的一面，也有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对东林进行加工改造的一面。职此之故，对晚明党争问题虽已有两本拙著出版，但我仍觉得意犹未尽，深感东林为何在后世得到普遍的同情和赞誉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于是便想改变过去主要着眼于晚明探究与东林对立的具体人物和群体行迹的做法，重点关注对后世认识和评价东林有重要影响的清代，以东林话语的形成、传播、接受等为切入点，考察其在清代的晚明史书中有哪些表现、如何表现、背后的影响因素等问题，再对晚明的党争问题延伸探究。
二
隔空传音是武侠小说里描述的内力高强的人，可以隔着一定的空间距离传音给他人的一种高超武功。本书书名用这个词，是想形象地说明晚明东林人士，也这样把自己的话语或是非观念超越时空传到清代，乃至到了今天仍对一些人的认识不无影响。
东林话语的强势传播，原因主要包括：第一，东林在晚明讲学议政、主持清议，与内阁、魏忠贤等政治势力斗争的实践活动，在当时就受到广泛的表彰，树立了其讲学之士、忠臣义士的形象；第二，东林自身、复社及其他支持者对其讲学之士、忠臣义士形象的再度塑造和维护，以及对非东林的诋斥；第三，后世出于各种现实的目的，官方与民间对东林大力提倡和表彰，尤其是清修《明史》总体上为东林立佳传，对与东林对立者则大力贬斥，对于近当代评述东林、非东林及晚明党争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明末以来史料的记载来看，确有很多反映东林讲学之士、忠诚义士方面的内容，但也并不全盘首肯东林，清修《明史》对这些材料均有采择，从而出现上述对东林褒贬兼具的情形。仅由东林自身及其支持者维护东林形象的言辞，就可以推知自明末以来对东林的批评也不少，否则也就无所谓维护了。这些批评东林和为非东林辩护的言论，较常见于有关史籍的记载中，在一些与东林有关的重要的人、事的叙述和评价上，不乏与东林忠义形象不符乃至相反的地方，而且它们往往都是出自向来被认为立论公允的当事人，甚至有些是出自东林自身及其继承者复社中的人员。这些批评东林、同情非东林的材料，就其系统性和可靠性来说，可能并不逊色于那些维护东林的材料。
虽然如此，但东林在世人心目中，却仍旧主要是忠诚、刚正、伟岸的正面形象，后人对它普遍抱有同情和崇敬之情，这又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如上所述，东林的确有一些讲学之士、忠臣义士的历史实迹或者说历史表现，并且有大量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材料；另一方面，无疑也跟世人的主观思想和情感倾向分不开，这影响到他们对材料及其反映史实的选择性接受。如周明初说：
按照传统的观念，一般地把晚明时期的党派划分为正直派和邪恶派。东林党人被视作正直派，而其它诸党被看作是邪恶派，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如到了天启年间，投向魏忠贤结成阉党集团的，有很多是原来与东林党对立的诸党的成员，而东林党人在魏忠贤专权时受尽了磨难，充当了悲剧的角色。[5]
站在东林的立场来著书立说，而相对轻视、贬斥非东林，这是中国传统史学“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笔法的体现，也符合人们锄强扶弱、抑恶扬善的心理和愿望，因而，不仅著史的人多汲汲于此，一般的社会大众也乐于接受，并且进而在民间传扬。充斥于史书中对东林“诸贤”“众正”的美称，以及非东林“群小”“逆党”的恶名，便是这一主观思想和情感倾向下的产物。东林总是让人想到光明、正气，与之对立的阉党则常常与黑暗、奸邪连在一起，甚至一看其名号，便好恶立判。如孟森说：“欲知当时之君子，大率为奄所戮辱之人；欲知当时之小人，但观崇祯初所定附奄之逆案。而君子又多在讲学之列，奄党则无不与讲学为难”[6]，正可反映这一倾向。以东林的是非为是非，倾向于相信站在东林立场的言论，而对于不利于东林的言论，不管是出自于谁，或者有意地将其过滤掉，或者欠说服力地对其加以批判，乃至刻意进行曲解。一些以熟稔史料著称的学者也是如此，只可解释为他们在主观上就先入为主地对东林存有好感。这么说来，对东林的认识和评价，确实也是史学界一个存在较严重情感先置和结论预设的问题。这使得对东林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但也正如美国学者贺凯早年所言：“我们必须承认，要彻底解释清楚东林运动，而不对朝廷中的反东林集团进行广泛的研究是不可能的”[7]。只关注东林，偏重其言论，而忽视其对立方及其言论，将使对东林的研究失去参照而变为自说自话。拙著《“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就是以阉党为研究对象，希望破除上述主观性因素的影响，依据对前人关注不够的材料的收集和解读，更加全面地展现晚明党争的真实面貌。
这一倾向的具体体现，如人们对本和东林亲近、甚至被认为曾是东林中人，被清修《明史》称作“奸臣”的阮大铖，只认为他曾帮助魏忠贤陷害东林，忽略他是为何与东林分裂和并没有参与陷害东林的材料；只看到他在崇祯初期“贤奸之辨”时上两疏投机的奸猾，不顾他说的东林“通内”即交结内官也是实情；只责难他在弘光时期复出后对东林、复社的疯狂报复，却无视东林、复社在此之前对他的过度逼迫。不只是阮大铖，与东林对立的魏广微、马士英等人也有类似情况。这么做，当然也有材料可据，但是撇开另一些不同乃至相反的材料，或是对其作预设结论性的批判、曲解，就是他们的主观思想和情感倾向在起作用。
方志远说万历帝、康熙帝对王阳明的评议，除了基于其学术和事功外，还出于当时的现实需求和价值取向，后者的作用甚至超过前者。[8]同样，对后世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来说，东林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其本身具有或者被人为赋予的一些特质，可以为他们借用来服务于各自的现实需要，这是世人对东林普遍存有好感的另一原因。正如茅海建所说：“‘善善’‘恶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准则。它附粘于史籍，却着眼于现实。”[9]对被认为在鸦片战争中“卖国”的耆善如此，对自明末以来就广受赞誉的东林也是如此。
东林的这些特质，最重要的莫过于忠义形象及其遭受打压给人带来的悲情色彩，主要体现在他们反对内阁、内监的政治活动中。虽然细究之下，这些活动也不无可议之处，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它们不断被作为标识“东林忠义”的事件而受人表彰，其原貌如何、重要细节反倒越往后越没有人有兴趣去关注和揭示。就是说，人们更愿意相信、接受作为道德君子、忠臣义士的东林，并且把这个用来服务于当时政治统治、社会教化、个人修身等的需要。虽然这可能只是部分东林人士的实际样貌而非全部，即使部分东林人士也是既有与此相符的地方，也有与此相反的地方，但是人们常常会对此做以偏概全的处理，或者干脆将不利于东林的地方筛除掉。法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认为：“这些书写的历史真实，符合了某个时代大家的共识，所以大家都接受它并承认这种真实，于是它就成了‘真实’。大家承认的共识，就是一种‘权力’，它确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对东林道德君子、忠臣义士形象的书写，就是符合了“大家承认的共识”而成为“真实”，因此，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话语权”。
再有，这还跟东林及其支持者维护东林言论的足够“强势”有关。比如天启时期东林党人杨涟弹劾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掀起所谓“讨魏斗争”的高潮，很多史书都认为它导致了东林党与魏忠贤等人的彻底决裂，给东林带来巨大祸患，因而对杨涟有所批评。但是蔡士顺、郑鄤等与东林有关联的人，反对这样的看法，凡是对杨涟之举有所指摘的，就被他们诋斥为“无识者”[10]“小人”[11]，其接受范围远大于那些对杨涟批评的言论，这是东林强势话语的鲜明体现。再如复社人士吴应箕反对运用出自魏党中人的材料来评判晚明的人和事，称这种做法是“借逆辞而助之攻”[12]，认为信据魏党的言论就是助纣为虐。吴还说：
夫东林之能既见于天下如此矣，其攻东林者又作孽如彼矣。此即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趋舍者，而世之人犹好指摘贤人君子之细，以巧诋而乐道之。吾然后知大道之不明，而乱臣贼子之不绝迹于天下也。[13]
对东林有所指摘的人，在他看来就是“乱臣贼子”。还有东林“六君子”之一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说东林的朋党之名是“小人”加在其头上的，称非议东林的人为“无智之徒”[14]，等等。笔者曾见一对夫妇吵架，有人想上前劝解时，妻子恶狠狠地说：“谁要说我不对，谁就是×××”，弄得劝架的人顿时语塞却步。东林及其支持者的这些言论，也是这样的先声夺人，首先，占据声势优势。上述那样的措辞，会让人感觉到他们的义愤填膺，不自主地相信他们所说的，即使有了怀疑，也可能马上打消。因为谁要是说了东林的不是，为非东林说了好话，谁就会成为“无识者”“小人”，陷入他们设定的是非逻辑，实际就是被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情感倾向绑架。当然，世易时移，今天已完全没有必要理会于此，只要掌握翔实可靠的材料，据实阐述即可。
三
东林的上述形象，有一个形成、塑造、接受、传播、固化的过程。东林活动的明末自然是这一过程的重要阶段，而清代官民对这一形象的大体接受、传播，既前承明末的已有基调，又后启近当代，影响了近当代对东林、非东林及晚明党争是非等问题的评述，到今天仍方兴未艾，因此，具有重要地位。
温功义曾以明朝政府对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是非的判定为线索，把东林与非东林的争斗分为两个回合，即天启初年东林党得势，追论三案，对三案的判定有利于东林党，到天启六年魏党颁布《三朝要典》，“三案翻了过来”；崇祯二年（1629）钦定逆案，“三案又翻了回去”，到南明弘光时期重颁《三朝要典》，“三案的是非，至此好像有翻转来了”。实际上，除了三案的是非外，两党对其他事情的判定及变化，也呈现出这种反复交替的特点。陈宝良说：“明代党争，至明末尤盛，一直延续至清初顺治、康熙两朝。明末党争，燎原于神宗万历初年”，对从明末万历到清初康熙时期党争的大致过程和朋党势力消长的基本情况做了勾勒[15]，如果再把漏掉的弘光时期的情形补上，就比较全面了。弘光朝廷推翻钦定逆案，但很快就被清朝覆灭，复出的逆案人员还没有来得及像以往一样，采取种种举措，以展示自己的是非标准。两党的部分人员在清朝顺治时期仍被任用，且继续争斗，坚持的是各自的是非标准，但他们的人员构成与弘光朝廷复出的逆案人员无关。晚明时期两党交替掌权，因而，朝堂上所持的是非标准也随之变动不居，社会舆论虽总体上倾向于东林，但尚不足以对后世的认识和观感形成决定性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取代明朝的清朝对他们的态度如何，持什么样的评判标准，对后世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清代对东林话语的接受与传播，主要体现在官方、民间的历史著述中。《明史》作为清朝耗时近百年编修的官方正史，在对东林的书写上，既采择明末以来的史籍，又掺入统治者及与修《明史》史官的思想观念，对后世认知、评议东林尤其具有重要影响。《明史》总体上为东林立佳传，而把跟东林对立的人物归入《阉党传》《奸臣传》，代表了对两党及其争斗历史的态度，不啻是一锤定音，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这一问题的判定。
但是清朝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从始至终都是如此。如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执政时，就称赞积极投顺的冯铨等魏党人员，在东林官员群起对冯铨等人发起攻击时，他还对冯铨等人进行袒护。那么，清朝统治者对东林态度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就是可以探究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明史》对东林也并不是全盘肯定，它对东林话语的接受与传播是选择性的，即一方面在主流上为东林立佳传，称赞东林部分人士的高洁品格和忠义举动；另一方面其字里行间也常有所谓“抑扬顿挫”之意，批评东林的讲学、结党行为。但立佳传等内容往往更为人关注和提倡，后者则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个中究竟，自然也是值得探寻的。
[1] 杨奎松：《历史写作的情感、概念与叙事》，此文系其2019年4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次讲演。
[2] 陈文豪：《读明史“阉党”传——明史体例研究之一》，吴智和编：《明史研究专刊》1980年第3期。
[3] 杨光：《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7页。
[5] 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6] 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7] [美]贺凯：《晚明东林运动》，费正清《中国的思想和制度》，Chicago Press 1957年版，第153页。
[8] 方志远：《盖棺未必论定：王阳明评价中的庙堂和舆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9]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页。
[10] 蔡士顺：《傃庵野抄》卷4，《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史部，69册，第448页。
[11] 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5《杨忠烈公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集部，126册，第352页。
[12] 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1，《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史部，19册，第121页。
[13] 吴应箕：《东林本末》卷下“三案”条，《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16册，第518页。
[14] 黄宗羲：《明儒学案》（二）卷58《东林学案一》，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2册，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375页。
[15]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