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为哲学家和小说家的艾丽丝·默多克

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文学批评家、道德哲学家，在英美文学和哲学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是继狄更斯以后英国最高产的作家之一。梅耶斯认为默多克是“最有希望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自20世纪50年代至世纪末，默多克出版了26部小说、5部哲学著作、6部戏剧、2部诗集、1篇短篇小说以及30多篇评论文章。默多克凭借小说《大海啊，大海》（The Sea,the Sea,1978）获得布克奖（Booker Prize），此外，她还因出色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写作风格获得了其他一些文学奖项，其中包括以《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1973）获得的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和以《神圣与亵渎的爱情机器》（The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Machine,1974）获得的惠特布莱德文学奖（Whitbread Literacy Award）。她是“英国小说史上第一个把叙事艺术与专业水准的哲学思考结合起来的人”[3]，她的“小说艺术体现了伟大的哲学和文学传统”[4]。在默多克于1999年2月去世时，彼得·康拉迪在《卫报》的讣告中写道：“艾丽丝·默多克是二十世纪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最重要的是，她保持了传统小说的活力，并以此改变了它的能力……她不惧时代的风浪，没有将善与对真实身份的寻求联系在一起，更是将善与放缓寻求后所带来的幸福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幸运能和她一起度过这个令人震惊的世纪。”默多克的文字和道德理念一直继续影响着世界，在2008年《泰晤士报》评选的“自1945年后英国最优秀的50位英国作家”中，默多克名列第十二位。

1947年，尚未成名的默多克在给雷蒙德·昆诺的信中写道：“我真的可以利用哲学、文学和政治的交织着的思维作为优势（这迄今为止一直是劣势）吗？”[5]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默多克用漫长而高产的职业生涯和辉煌的职业成就给予这个问题肯定的回答。一个处于哲学、文学和政治边界的思维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将思维方式和思维主体联系在一起。文学可以展示个人体验世界、形成关系、正确或错误认识道德和政治需求的方式。哲学可以审视文学如何设想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还可以反映个体发展的一般特征、道德问题和与个体思维密切相关的政治环境。默多克在她所关注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主体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她认为哲学和文学之间的边界是开放互通的。

默多克的文学作品在西方有着可观的销量，她既是严肃文学界的宠儿，更是大众读者追捧的对象。默多克的小说通常都有错综复杂的情节和不同哲学立场的人物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描绘了20 世纪中产阶级的真实生活画面。在她绝大多数的小说中，默多克都描绘了人类如何相信行动掌握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在她看来，所有人都屈服于潜意识的力量，以及其他各种远远超出人类控制的社会力量。默多克的小说涉及滑稽、怪诞和恐怖，巧妙地处理了柏拉图式的“善”的观点，通过人物展示了不同程度的道德和美德。作为小说家，默多克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借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技巧，形成道德性的现实主义风格，开启当代文学的伦理叙事；作为文学批评家，她关注文学的真理性，主张文学作为世俗社会的道德话语；作为道德哲学家，默多克重新阐释个体、内在经验、意识等重要道德概念，以挽救被当代道德哲学简化的个体，并致力于为人的道德生活提供真实性的描述，形成以“善”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默多克在道德哲学、艺术和宗教哲学方面形成了一个完全独特的立场。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是，她既吸收那个时期的英美道德哲学及其历史先驱（如霍布斯和休谟）的思想，又受到19世纪和20世纪大陆哲学（特别是叔本华、黑格尔、海德格尔、萨特、阿多诺、布伯和德里达）、基督教思想以及印度教和佛教哲学的强烈影响。同时，她的道德哲学观点也有柏拉图、康德、西蒙娜·韦尔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印痕。默多克在1968年宣布自己是“一种柏拉图主义者”[6]，她独树一帜发展的柏拉图式的道德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与20世纪英美哲学中的任何主流伦理学方法相提并论。她借鉴柏拉图的观念，重构了道德、宗教和艺术生活的哲学概念。她的道德哲学预见了当代伦理学的诸多核心议题，包括道德理性中视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道德心理学的复兴、叙事伦理的转向等；受其影响的哲学家包括玛莎·纳斯鲍姆、查尔斯·泰勒等人。[7]

默多克倡导人的经验是一个整体，主张“艺术与道德同一”。她主张文学是探讨道德问题的最佳形式，能弥补现代道德哲学对内在经验、意识的非真实性表述，为道德生活提供经验的、真实的描述。默多克视道德哲学为内在生活的导引和出发点，认为“行为”“选择”“意志”“命令”等道德概念，应该通过文学这个载体所呈现的日常生活经验具体化，为现代人提供道德指南。默多克在柏拉图、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维特根斯坦著作中的文学意象中获取索引，同时也在莎士比亚、加缪、波伏娃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发掘文学的哲学性，并将自己的小说创作作为探索文学与哲学结合及艺术与道德同一的实验。在这个主导思想的作用下，她的书写跨越文学与哲学的边界，保持“诗”与“思”、艺术与道德的一致性。默多克强调尽管哲学与文学的目的、形式、语言风格、问题本质有所不同，但都是对人类经验的认知和解释，是对真理的揭示。哈德指出，默多克的道德哲学“预示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后现代伦理学’”（postmodern ethics）[8]。总体而言，默多克以对现代道德哲学的反思为进路，以批判现代哲学和文学对意识、内在经验的非真实性表述为出发点，以克服文学的非反思性倾向和哲学的非日常性倾向为目标，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哲学论著和文学评论构建了一个完善的文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思想体系。默多克的文学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现代道德哲学的文学化，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文学语言化、文学想象化、文学经验化、文学崇高化和文学真理化。这五方面的内容贯穿默多克文学生涯和哲学学术研究的始终。

第一，现代道德哲学的文学语言化。针对抽象且僵化的现代道德哲学无力表述真实的道德经验和生活现实的问题，默多克提出现代道德哲学的文学语言化。她认为文学语言是讨论道德问题的最佳载体，文学语言最切合道德经验和日常生活，能弥补现代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表述内在经验和意识时的缺陷。默多克主张：一是艺术与道德同一，文学语言是重新把握道德概念、重构道德主体的主要形式；二是认为文学语言具有道德价值，反对分析哲学的语言中性论；[9]三是文学语言能够真实地反映伦理经验和生活现实，不是无意义的游戏；四是文学语言在描述人的伦理关系和内在经验等方面能对哲学语言进行修正与补充：文学为人类的道德生活提供具体、经验的描述；哲学探讨道德生活的抽象、形而上的特征。[10]默多克的小说探讨了与现代人生存困惑密切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生态伦理秩序混乱、家庭伦理关系错位、女性伦理身份嬗变和成长伦理意识缺失，呈现复杂的伦理景观。默多克的文学哲学思想重新把握“自由”“个体”“内在经验”等被现代道德哲学忽略的伦理概念，凸显了文学语言探讨道德问题的优势。

第二，现代道德哲学的文学想象化。针对现代文学无力刻画现代人的道德生活和内在经验的问题，默多克提出现代道德哲学的文学想象化，即基于非个人化的文学创作观：作者去除自我、澄清视域，意识到语言的超越性和现实的偶然性以后，用一种谦逊的姿态运用文学语言表征生活现实。默多克主张：其一，作家基于想象而非自我臆想进行创作以反映真实的道德生活，想象力的本质是爱、道德和去除自我，而臆想的本质是唯我主义；[11]其二，因为文学语言超越它的使用者，所以作家基于想象的非个人化创作构成但不决定文本意义（《存在主义与神秘主义》）;[12]其三，只有基于想象的非个人化创作才能保持形式与偶然性之间的张力，保证文学表述的真实性和虚构人物的自由；其四，文学不仅真实地表征道德生活，而且反思道德存在模式和生活经验，进而重新把握道德存在，重构道德主体和道德关系；其五，默多克基于想象的文学创作观反对以哲学的形式进行文学创作，反对以先在的哲学理念作为文学创作依据。她在《黑王子》和《大海啊，大海》两部小说中探讨了文本想象对道德哲学的呈现与反思。默多克提倡的现代道德哲学的文学化旨在忠实地刻画道德生活，特别是意识、内心经验与外在境遇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现实观的补充与矫正，是对存在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探讨道德问题的补充。

第三，现代道德哲学的文学经验化。针对文学与哲学、小说与诗歌等体裁在反映日常生活经验和表征道德上存在的差异，默多克提出现代道德哲学的文学经验化，即把是否能够真实地再现内心经验和道德生活作为评价各种文学体裁的标准。默多克认为：一是文学语言在描述人的伦理关系和内在经验等方面可以对哲学语言进行补充，甚至可以替代后者成为世俗社会的道德话语；二是悲剧是最高的文学体裁，既拥有完美的形式又真实地模仿人的生活经验和道德存在模式。悲剧式自由的本质是爱，是运用想象力去正视不同存在之间无法调和的差异性和冲突。相比之下，宗教传说、道德剧、理念小说、寓言故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都略逊一筹；[13]三是悲剧和喜剧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学体裁：悲剧是完美的艺术形式，喜剧是非艺术的生活现实；悲剧是道德经验的艺术化，喜剧本身就是道德存在模式；[14]四是因为小说散文化和日常化的语言比诗歌象征化的语言更贴近生活经验，小说碎片化和不完美的形式更能表现现代人的内心经验，所以在伟大悲剧不复存在的20世纪，小说是表述现代人道德生活和内心经验的最佳体裁。默多克区分了文学发展的两大对立模式：浪漫主义传统文学和自由人文主义传统文学，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真实地表征了人的道德经验和生存模式。默多克强调文学的经验性对现代道德哲学的补充。

第四，现代道德哲学的文学崇高化。针对现代文学批评的过度和强制阐释无法揭示文学语言的道德价值，并难以为读者提供道德指引的问题，默多克提出文学的崇高性。她将康德的崇高概念引入美学领域，强调审美体验的道德性，形成了跨越道德、艺术、自然边界的美学观。审美体验类似于崇高性，即面对文本这个绝对他者，读者的想象力和理性产生激烈冲突。审美体验既包含理性面对绝对他者的失效引起的沮丧，也包含认识文本他者性的欣喜。[15]默多克主张：其一，文学作为世俗社会道德话语，为读者提供道德训练的场所，引导人摆脱现实的束缚、构建理想的道德图景和趋向超验的善的理念；[16]其二，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文本超越读者的自我臆想和理性建构。文学语言的崇高性、开放性与对话性使文学作品独立于读者而存在，又召唤读者参与其中；其三，文学的审美判断产生于读者和他异性的文本的对话。读者需破除自我、澄清视域，运用想象力而非臆想，在重构文本语境的基础上与之对话；其四，默多克反对以读者为中心的过度阐释，反对以某种批评理论或预设立场为中心的强制阐释。[17]她在小说《黑王子》 《在网下》（Under the Net,1954）和《哲学家的学生》（The Philosopher's Pupil,1983）中都探讨了审美经验的崇高性。默多克化康德的崇高概念为审美理论，旨在强调审美判断的公正性和伦理性，并强化艺术审美的道德意味。

第五，现代道德哲学的文学真理化。默多克主张文学作为真理显现的形式，具有本体性质。日常化的文学语言具有道德性、开放性、对话性和超验性，因此文学语言对于生活现实表述和对道德哲学问题的探讨超越了经验的和历史的语境，通达普遍的和形而上的真理性。文学是对日常生活和道德经验的模仿与再现，是对现实的想象性创造也是对现实的忠实记录。[18]文学语言融合了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两种基本形式——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具有认识论性质。[19]人们通过日常经验把握真理，日常化的文学语言为人类认识和把握真理提供有效途径。作家用文学语言内化生活经验，引发读者哲学地思考，进而揭示文学语言所内化的真理，实现对个体道德存在模式的重构。文学艺术与道德同一，道德性的文学语言为读者提供道德训练场所，从而引导读者认识个体的局限、摆脱现实的束缚，然后想象理想的道德存在模式、趋向善的理念。[20]文学为人类提供道德慰藉的同时，也提供趋向超验真理的可能。[21]默多克的小说通过道德生活经验揭示真理问题：婚姻关系、两性问题、宗教问题和艺术与道德，等等。默多克将文学与哲学结合，为“善”的存在和向善的可能性提供本体论证明，形成基于道德哲学的文学本体论思想。

默多克致力于解读自己所处的现代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对她所处的时代有着深刻的关切和多层次的理解。“作为一位作家，默多克的小说和哲学给20世纪和冷战结束后的时代留下了深深的烙印。”[22]在默多克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她一直在深入思考过往的思维方式如何造成了当下的社会问题。她的文学和哲学作品都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当下与过往之间差异性的感知，而对当下的反思需要明晰这种差异性的本质。默多克在向金斯顿大学人文学科毕业生发表的演讲中，反思了20世纪后期特定文化背景的意义：

所有这些事物（政治、理性和文明）在20 世纪都以一种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威胁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希特勒和大屠杀的罪孽仍然是政治狂热主义对安全和普遍美德存在威胁的有力警告，而对基督教教义的怀疑侵蚀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而破坏了以往人们的美德和爱的来源。技术的持续发展是一种对人类理性的致敬，但也危及美德和爱的持续生长，因为它附带的环境退化和致命武器的发明有可能摧毁理性的生活方式。即使是艺术家个人的创造力也会受到标准化技术（如文字处理器）发展的威胁。[23]

在默多克看来，现代社会存在着自由和理性的发展和传统的精神纽带的丧失之间的矛盾关系。技术发明将工具性的进步凌驾于对内在价值的反思之上，加剧了现代性的危险。超验和超自然信仰的消失让人类的理性脱颖而出，然而理性的进步有可能压倒人类的创造力和精神反思。默多克意识到，现代世界提出的问题与以往不同。哲学和文学在与真理和现实的联系上是永恒的，因为其特定形式来自特定的历史文化，哲学和文学也是历史的。现代哲学面对的当今世界认为过去的教条不可接受，现代小说无法再现19世纪伟大作家充满自信的现实主义，因为这些小说背后是当时社会力量的激增和西方民族国家的稳固。[24]默多克敏锐地意识到在后康德时代，形而上学不再是教条式的运作，而是对经验的回应和反思。如果形而上学要成为道德的指南，它必须能够处理当下的历史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下，默多克肯定了形而上学的作用，为道德构建了更广泛的经验背景，指出道德生活不仅仅局限于调节那些主观性选择之间的冲突。默多克的形而上学是道德生活的指南，因为它将道德生活置放在更广阔的环境中，包括对空虚、死亡的现实感以及与他人之间爱和真诚的关系。她所主张的经验的形而上学使人能够将道德置于更广阔的视域之中。此外，默多克有效地利用柏拉图的思想来批判现代理论和实践形式中的问题，这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对默多克来说，道德生活既不是单纯地考量利益，也不是操控那些降低关注具体情况的抽象程序。虽然经验常常是混乱的，但这种混乱并不妨碍对道德完美的柏拉图式追求。现代人常认为不加批判地接受自己的偏好会导致走向错误的目标，完美主义对这种现代人的不安情绪是一剂解药。追求完美可以避免人们仅仅通过自己扭曲的臆想来观察世界，进而破坏道德反思的倾向。

默多克的所有作品都聚焦于对现当代理论和实践提出的问题进行定义和诠释。正如默多克的哲学反思旨在理解她所在的时代一样，她的小说力求真实地反映她所在的时代。然而，文学评论家们对于默多克哲学和她的小说之间有何关联存在分歧。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她将自己的哲学融入小说中，另一些人则否认这种联系。默多克本人如何看待哲学和小说之间的关系对于完整理解她的整体思想至关重要。虽然默多克的哲学和小说都是她表达对世界理解的方式，二者彼此关联，但她并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平移到小说中，她甚至反复否认自己的小说带有哲学色彩。在接受斯蒂芬·格洛弗的采访时，她对建议她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引入小说的说法做出了回应：“我希望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当然不想把哲学和小说混为一谈——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写作方式，不同的目标。”[25]此后，在布莱恩·麦基的电视访谈节目《思想者》中，默多克承认对于把“哲学思想本身放进自己的小说”感到恐惧。[26]此外，默多克认为小说是独立的，明确地反对那些以传递哲学思想为目的的小说。她将小说划分为报刊体式小说和水晶体式小说，认为这两类小说都倾向于将想象力丰富的文学简化为抽象的理论、意识形态或社会学。她反对报刊体式小说，认为这些小说依赖于对叙事情节发展惯例的详尽描述。她也猛烈抨击水晶体式小说，认为这类小说是通过规定人物和情节的相互作用来表达作者的立场或观点。[27]

默多克对小说的自主性以及哲学与小说艺术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小说艺术并不能被简化为哲学，艺术的独立性是由哲学确立的。[28]她认为哲学关注的是概念上的相似性和经验形式之间的差异性，例如，区分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并认识到艺术、宗教和哲学是如何以不同但相关的方式理解经验的。哲学解释的是人类经验的普遍性，尊重现实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以及其中暗含的统一性和善。在她的哲学著作中，默多克认为道德发展所需要的是对他人和他们所处环境的一种善良和爱的关注。[29]经验中的善是哲学中的魅力所在，然而对道德完美的追求不能被浓缩在任何特定的经验中。因此，默多克认为哲学要避免给道德行为做一般意义上的界定，因为这样就忽视了个体对其他个体和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的密切关注。在这一点上，小说可以和哲学互为补充。小说关注生活中的特殊性，捕捉杂乱无章、无休止的特定和偶然的经验，讲述复杂交织的情节，描写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相互重叠的关系。默多克的小说展示出不同的人物之间的互动，他们要么关心、要么忽视他人的需求和关注。这说明在特定情境下，小说可以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表现出个体对他人、对环境的关注或不关注。默多克在她的小说中所表达的哲学性既不是附和或者反驳某些哲学思想，更不是仅仅传达她自己的哲学主张和观点。相反，默多克笔下的角色在探索自由的过程中认清了社会现实，因此选择打破传统的宗教和道德思想，去追求一条新的不确定的道德之路，而过度的自我专注往往成为这条向善之路上的阻碍。这些小说忠实于经验的本质，邀请读者去思考现代世界中道德进步或自我欺骗的可能性。从这种意义上说，默多克的哲学和文学都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在与真理和现实的联系上既是永恒的，也同样是历史的。

默多克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自西方世界的战后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对宗教、道德、哲学和政治的去神话化，其中传统价值观正在失去影响力，以往的安全原则正在被武断的主观主义瓦解。宗教信仰和超验的上帝消失了，道德主观主义取而代之，工具自由主义（instrumental liberalism）大行其道。默多克的小说也以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原则正在被侵蚀的社会为背景。这些作品展示了她哲学的核心主题，展示了在一个由特定个体组成的世界，处于现代文化中道德、政治和宗教都在失去方向的时间点。正如她的哲学涉及去神话化、走出当代世界的主观主义的困顿、踏上向善朝圣之路的理想一样，她的小说也描绘了在独特境况下与现代文化的混乱抗争的人物。默多克小说文本中的内容中并没有包含她的哲学，正如她笔下的人物对话所宣扬的教义中也没有宣扬她的哲学观点。然而，她的小说通过具体地想象个体的生活以及个体在混乱世界中的道德困境展示她对道德完美主义的哲学思考。正如福斯伯格所言，默多克在她的哲学和小说中致力于捕捉当代文化中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东西[30]，在这一层面上，她的小说和她的哲学是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