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思路与创新：基于“范式转换”视角的尝试
“理学的发生”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现有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与拓展。本书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将理学视为一种哲学范式，通过范式转换视角考察理学发生的内在逻辑。
一 基本思路与结构
“理学的发生”相关研究的不足，概而言之是对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的逻辑关联重视不够，比如在世界观念（天人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理学与玄学、佛学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关联，学界的认识尚不充分。在相关研究欠缺的背景下，推动理学发生的各条逻辑线索便难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也难以形成合理的解释框架。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有两方面具体原因：其一，现有理学研究重视程、朱、陆、王等思潮巅峰时期或学派成熟时期的“大人物”，对早期代表人物的关注略显不够；其二，对理学早期人物如“北宋五子”的关注与研究，多采取静态视角，即注重对这些哲学家的分别研究，较少将他们纳入中国哲学史逻辑发展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有鉴于此，本书尝试从动态的、比较的视角出发，通过辨析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之关系，揭示理学发生的内在逻辑。
为了更好地进行动态的、比较的研究，本书尝试引入范式（paradigm）概念。范式概念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提出，最早用于解释科学史的发展尤其是科学革命的出现及其结构，后来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研究，用来解释思潮的发生、学派的缔结等问题。按照库恩的说法，范式一方面指“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指“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33]范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的缔结与新的思潮的诞生，背后往往是范式转换（paradigm conversion）。
以范式转换为视角，本书对理学发生问题采取个案分析与归纳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在个案选取上，本书以“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五人基本符合学界关于早期理学家的定位。通过分析“北宋五子”的本原论、人性论、工夫论等思想，考察他们在问题意识、概念范畴、观点观念、体系建构等方面的共通之处与特征，此五人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判定亦由此证成。这些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本书的“分论”部分“‘北宋五子’的多元开拓”，分四章展开论述，其中邵雍、周敦颐、张载各占一章，二程兄弟合占一章。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的基础，将其置于“总论”之后，是出于行文结构与阅读方面的考虑。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书将理学与前理学时期主要哲学形态如佛道宗教、魏晋玄学、先秦汉代哲学等予以比较考察，发现“北宋五子”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哲学范式与前理学时期显著不同，这种不同体现为彼此逻辑关联的四个方面，即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贯穿于前三者的话语体系。可以说，理学的范式转换主要就体现为这四重维度的整体转换。首先，就哲学使命而言，理学扬弃玄学及其以前中国本土哲学对“经验的存在之先”的追问与佛学对“超验的存在之先”的追问，试图找到一个既超越于经验又不脱离于经验的终极本原，这一“寻根”之旅以“天人合一”或“万物一体”观念为前提。其次，就思维方式而言，理学扬弃玄学及其以前中国本土哲学的“本末”思维与佛学的“体相用”思维，发展出以“体用论”为基本特征的思维方式，思维之变构成了“北宋五子”哲学范式转换的重要支撑。再次，就价值观念而言，早期理学家选择以儒家核心价值“仁”为价值重建的主要依据，一方面反对佛道两家“凌空蹈虚”、否弃世间人伦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对传统儒家经验性的“仁”观念予以超越性提升，使其上升为“天道”与“人道”共同的超越性根据。最后，就话语体系而言，理学的发生过程也是复活、改造传统哲学话语体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旧的哲学话语被赋予全新的内涵。这些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本书的“总论”部分“早期理学的范式转换”中，分三章展开论述。
余论部分对全书作了简要总结，提出了概括性的研究结论，同时交代了研究过程中的难点与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的相关研究做出了展望。
除此之外，本书还附录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都完成于本书的写作与修改期间，所涉话题皆与本书相关，故一并收入以做参考。其中，《人学视域中的“天人之辨”》是对本书第一章有关内容的深化研究，该文主体内容曾以“走向‘天的人化’：人学视域中的天人之辨——从‘类型说’与‘阶段说’的困难谈起”为题，刊发于《管子学刊》2022年第2期。《儒门内的王弼》主体内容曾刊发于《孔子研究》2019年第2期，原题为“儒门内的王弼——对王弼哲学派别归属的一个阐明”，该文是与本书第二章高度相关的一些思考。《鬼神与天理》曾以“鬼神的退场：二程鬼神礼制观”为题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9日第3版，该文可视为对本书第七章二程思想的补充论证。
以上是本书的基本思路与主体结构。
二 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哲学发生学研究方法，这不是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笼统而言，这一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就研究对象而言，哲学发生学方法侧重于研究哲学概念、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区别于重视事件的研究方法；就研究目的而言，哲学发生学方法侧重于建构超事实的关联，区别于追求还原事实真相的研究方法；就研究方式而言，哲学发生学方法强调逻辑建构与归纳演绎，区别于重视历史叙事与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
具体而言，哲学发生学方法融合了多种研究方法，如文献学方法、比较哲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其特点也具体地体现在这些方法当中。
首先，文献学方法是所有古典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哲学发生学方法的基础。哲学发生学方法中的文献研究，重点不在于字词的训诂与考据，而在于梳理、辨析概念、范畴、命题、观念在文本中的发展演变，或简而言之，重点不在于文献的梳理而在于义理的阐释与发现。
其次，比较哲学方法是哲学发生学方法的“主脑”。比较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但在哲学发生学方法中，比较视角尤为重要，因为这是从静态的、单一的研究走向动态的、比较的研究的关键。哲学发生学方法中的比较研究不停留在异同的区分上，而是致力于建构两种或者多种哲学思潮、哲学学派、哲学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其最终目的是揭示不同哲学形态的范式特点及其范式转换的内在逻辑。
最后，历史学方法也是哲学发生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处所言历史学方法不同于关注事件的研究方法，而更多体现为思想史研究方法，亦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等方面。历史学方法有助于对研究过程、研究结论进行纠偏、补充，有时或可影响研究的核心思路与核心结论。
三 主要创新之处
上述基本思路、篇章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内容实已蕴含本书的创新尝试，概括起来，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本书将理学范式分解为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四重有机关联的维度，并从范式转换视角揭示理学发生的内在逻辑，同时揭示出“理学的发生”是中国哲学史自轴心时期以降第一次大型范式转换，这有助于增进对理学思潮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的认识与理解。具体而言，本书以“北宋五子”为学术共同体进行初始研究，继而将其与前理学时期主要哲学形态如佛道宗教、魏晋玄学、先秦汉代哲学等进行比较，从而发现理学相较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的显著区别在于范式转换，此范式具体体现为逻辑关联的四个方面：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由此，理学的发生可作这样一种理解，即理学是唐宋之际儒家学者为反对佛道宗教并超越传统儒学而重新展开的“寻根”之旅，它既反对佛教“万法唯心”（实质是天人合一于心）的虚空观念，又不甘于传统哲学“崇本举末”（实质是天人合一于气）的经验观念，试图重新确立天人合一的整全世界之终极本原——天地之心。在此过程中，理学既注意到传统本土哲学“本末”思维的弊端，又吸收借鉴佛教的“体相用”思维，形成了独特的“体用”思维，最终使具有超越性、实在性、道德性的“天地之心”得以确立。对理学范式转换中多重维度的揭示具有一定创新性，这一思路或可推广至对其他重要思潮或学派的研究。
其次，本书不仅揭示出中国哲学从前理学时期诸形态向理学的逻辑演变，而且揭示出早期理学发生的逻辑进程，亦即以“北宋五子”为主要代表的早期理学家各自在理学发生过程中的贡献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联。具体而言，学界关于“北宋五子”的研究已有不少，其中不乏切中肯綮之见，但这些研究往往比较分散，鲜将“北宋五子”作为学术共同体探讨其内部的逻辑关联。本书基于逻辑发展的视角，揭示出“北宋五子”哲学思想渐趋成熟的发展历程：周敦颐与邵雍已然具有思辨思维，但他们将“理”“气”两种内涵同时灌注于“太极”这一本原性概念之中，说明二人尚未清晰区分经验宇宙论与思辨存在论；张载试图提炼超越性的本原概念，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太虚”与“气”两个概念的分别上，但具体论述仍嫌模糊，即“太虚”与“气”的关系不够清晰；至二程兄弟，尽管“理”与“气”密切关联，但它们终于成为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中的本原概念，理学作为对治佛教、超越玄学的哲学形态真正确立起来。对这一逻辑进程的揭示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理学思潮的逻辑发展与内在张力，进而为继承与发展理学提供更为扎实的学理依据。
最后，哲学发生学方法的运用是本书第三个创新之处。对于理学发生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朱熹的时代，其后数百年间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近代学术兴起以后，相关研究成果更是极大丰富。这些成果或侧重文献研究，或侧重静态的、单一的哲学研究，或侧重动态的历史研究，能将这几者结合起来即对“理学的发生”做动态的、比较的哲学研究的，还不太多。哲学发生学方法正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它以比较的、逻辑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关注某一哲学思潮、哲学学派或哲学家的哲学体系的早期形态，包括早期形态的逻辑发生、逻辑发展、内在张力等问题，这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哲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在理学发生问题上，本书正是运用哲学发生学方法，通过比较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佛道宗教、魏晋玄学、先秦汉代哲学等，发掘其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体系等方面的逻辑关联与历史关联，揭示理学发生的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
[1]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2] 本书所言“理学”，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广义理学思潮，区别于以程朱学派为主要代表的狭义理学。
[3] 丁为祥：《从思潮崛起的问题意识看理学探索的重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4]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子全书》第17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2页。
[5] 参见陈来《略论〈诸儒鸣道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6]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朱子全书》第16册，第1962页。
[7]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校注》，王宝峰等校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8] 宋元明清几代，以传统文献学、史学方法进行理学探源的作品还有很多，近年来有学者对此做过各种程度的梳理，可参见徐公喜《理学源流著作述论》，《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9] 《宋史》第三六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09—12710页。
[10] 参见严佐之《近思录导读》，《近思录》，（宋）朱熹、吕祖谦编，（宋）叶采集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8—9页。
[11]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226页。
[12]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第40—42页。
[13] 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36—237页。
[14] 参见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蒙培元全集》第二卷，黄玉顺、杨永明、任文利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15] 参见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5页。
[16] 参见杨国荣《宋明理学：内在论题及其哲学意蕴》，《学海》2012年第1期。
[17] 参见丁为祥《从思潮崛起的问题意识看理学探索的重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8] 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冯契文集》第6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19] 参见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蒙培元全集》第三卷。
[20] 参见陈来《宋明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14页。
[21] 参见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徐洪兴《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2] 参见冯达文《宋明新儒学略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3] 参见朱汉民《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4] 参见沈顺福《体用论与传统儒家形而上学》，《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
[25] 参见贡华南《理、天理与理会：论“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26]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页。
[27] 参见钱穆《宋明理学概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9册。
[28]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9] 参见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0] 参见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1] 参见[美]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新加坡]王昌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2] 参见[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3] 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英文版参见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4th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