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康拉德小说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关于康拉德写作风格的研究

从康拉德的第一部作品《阿尔梅耶的愚蠢》问世起，批评家们就开始关注并研究其作品及思想。随着文学批评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文学批评家们尝试用艺术论、价值论、人性论等文学理论来界定康拉德的作品，并作出自己的解释、评价、批判或者为之辩护。他们从社会历史批评、哲学观、结构主义、现代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各个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解读作品，试图从作品中找到作家深层思想的蛛丝马迹。大家众说纷纭，评价不一，解读异彩纷呈。欧文·诺勒斯的《约瑟夫·康拉德批评文献评注》和理查德·安姆布洛斯尼的《康拉德年表》都详尽地罗列出可能涉及康拉德的研究成果，可依然被评论家们认为，即使内容再扩充5倍，也仅仅只能列出1914年以来出版的康拉德研究著作的冰山一角。[18]除了作品，甚至对康拉德生平和回忆录的研究都不胜枚举。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康拉德的小说创作内容之丰富，思想之复杂，涵义之深刻。康拉德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小说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活在激辩与论战中的小说家，他既获得了众多批评家们的赞赏与肯定，也承受了来自多领域的批评与否定。因而，对康拉德的小说研究的总结与归纳便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笔者只是择其大要，进行纲要式梳理，对于批评界的不同声音以及相关学术回顾并未面面俱到，也未进行进一步的评论，囿于学力不逮，难免有疏漏之处。

康拉德小说风格的多样性与矛盾性世所公认，20世纪初，与康拉德写作风格类似的好友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就曾经这样抱怨康拉德小说创作中展现出的种种矛盾现象：“几乎从来没有人这样一面扯明朗的幌子，一面又用含糊的帷幕极力遮掩。”[19]康拉德到底属于现代派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是通俗文学作家，还是精英文学作家？是地域性作家，还是全球化作家？这些争论也是此起彼伏，从未休止。

一 关于叙事话语矛盾及不确定性问题

很多批评家在研究康拉德小说的过程中，发现康拉德小说创作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小说中存在方方面面的矛盾与悖论现象。众多批评家们认为，正是由于康拉德这种叙事话语的多重矛盾以及不确定性导致对康拉德作品解读的难上加难。这种现象使得一些批评家们困惑不已，表示难以理解；还有人表示不满，甚至对其加以斥责。

1936年，E.M.福斯特（E.M.Forster）在《阿宾哲收获集》（Abinger Harvest）中指出，康拉德“有一种根本性的含糊”——这句评论成为后世众多评论的起点。他的分析认为康拉德的作品“中间和边缘都是含糊不清的”[20]，其文本晦涩难读，根本性原因在于康拉德完全不愿意去解决“他的近期和远期想法之间的差异”[21]。利维斯曾经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引用过福斯特对康拉德很严厉的批评话语：“他总在那里允诺要对宇宙说些具有普遍哲理的话，可接下来又硬邦邦地声明他不说了……我们也不必把他写成一个哲人，因为在这一方面，本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事实上，根本就无所谓什么信条，不过是一些观点看法而已，还有在事实让这些观点显得荒谬之时便把它们抛弃的权利。观点看法被披上了永恒的外衣，环以大海、冠以星辰，因而便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信条了。”[22]由此可见，利维斯在康拉德小说创作矛盾话语方面与福斯特持有相似看法。福斯特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评论：“盛装他天才的秘密盒子里装的是雾气而不是宝石。”[23]这句话常常被后世批评家们引用，显然这是一句对康拉德非常严厉的指责。

同样，伊安·瓦特（Ian Watt）也持有类似看法，他在《康拉德在19世纪》（Conra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指出，康拉德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不同，“似乎接受了自己陷入某个僵局的状况”[24]。1987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同样指出康拉德陷入了隐晦的风格无法自拔[25]。

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Said）承认：“康拉德具有毫无争议的重要性又说明学术界喜欢将其专业的‘调查’和‘解读’加以展示。但尽管这样，康拉德那强有力并且无法削减的奇异性仍让大家摸不透。”他还表示很多作家“解读康拉德的书籍都遗憾地只是徒劳”[26]。特别是由于康拉德作品字里行间的话语矛盾、暧昧怀疑的叙事语气、复杂的框架叙事、多重的叙述视角、随处可见的明喻暗讽等，都让很多批评家困惑矛盾，一如在迷雾中行走。

20世纪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裔英籍作家V.S.奈保尔（V.S.Naipaul）在《康拉德的黑暗 我的黑暗》（Conrad's Darkness My Darkness）一文中说，他在10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熏陶下接触到了康拉德的小说，奈保尔指出：“小说，尽管本身很简单，但在某些时候，似乎总会让我无法理解。还有用词，那些出于作者的需要、忠实于作者真实感觉的词。那些词挡了道，它们使意思变得模糊不清。《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和《台风》等名著晦涩难懂。”[27]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转述了H.G.威尔斯对康拉德的认识，威尔斯1896年在一篇关于《海隅逐客》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康拉德先生非常啰唆。与其说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是透过句子的迷雾断断续续地看故事。他还须学会另一半伟大的艺术，即不描写事物的艺术。”[28]随后，奈保尔又对康拉德的作品风格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康拉德强调准确的重要性，因此他要毫不避讳地描述事情，让小说自己说话，而从确定准确的情形中去找到隐藏的秘密，这就导致了康拉德话语中的故弄玄虚，因此，读者想要深入明白康拉德的意思变得有些困难。所以，奈保尔承认康拉德作品的多样性，但是也指出这种多样性是不确定的、是有缺陷的。他明确指出：“这些作品似乎都有瑕疵”“我对作为小说家的康拉德持保留意见，他的创造性想象存在着缺陷和未经使用的方面”。[29]

21世纪初，批评家塞德里克·瓦茨（Cedric Watts）指出康拉德作品特别是《黑暗的心》文本复杂，具有多重性：“它生动、丰富且层次繁多，表面看起来自相矛盾、疑问重重；同时它也交织了多种不同文学成分……被认为是一部超越时代的、罕见的预叙性叙事文本。”[30]他指出，康拉德的语言较为明确，可是他常常使用模棱两可和多层次的象征去表达悖论，意象也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对立的词语被反复使用并且颠覆了词语本身的常用意义。该作品中的叙述者马洛叙事不可靠，是明显的怀疑主义者，他的叙述话语有种间接不坦率的处理。这些叙述给读者带来了困惑，运用了不可信逻辑技巧，让读者的态度和感情不断处于变化之中。此外，他还发现书名的模棱两可也往往预示了复杂和矛盾。瓦茨对康拉德作品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进行了分析，指出：“它的复杂性必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能为许多读者的解读提供丰富的意义。”[31]“康拉德最具特色的作品在大、中、小事物上都表现出一种悖论倾向，有时这种冲动会导致自我矛盾。”[32]康拉德有一种对矛盾的偏爱，他擅长在小说创作中使用矛盾的结构；另外，康拉德对间接叙述技巧的兴趣也导致了文本整体矛盾感的产生，这些技巧使看起来合理和自然的东西，却呈现出一种荒谬、徒劳或者噩梦般的气氛。瓦茨认为，产生悖论的冲动会带来各式各样的后果，诸如人物的存在就是行走的矛盾体，隐藏或者省略的情节序列带来的误解，延迟解码的大规模发生，等等。但同时瓦茨也承认，模糊性、奇异性、讽刺性和似是而非会给人以复杂的满足。[33]

二 关于流派归属问题

关于康拉德作品的流派之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批评家们讨论最多的焦点是康拉德究竟应该被划分为传统浪漫主义派还是归属于现代主义先锋作家阵营。这种对作家属性的难以定位源自于康拉德小说题材的多样化以及写作手法的丰富多彩。

1914年，理查德·科勒（Richard Curle）在《约瑟夫·康拉德：研究》（Joseph Conrad：A Study）一书中把康拉德定义为“现实的浪漫主义的作家”[34]。这本书的问世成为研究康拉德的催化剂，使后世诸多研究者意识到康拉德很难被清晰划分到一个现有的文学流派。他指出了康拉德作品中的高质量，也关注到康拉德运用反讽等小说技巧的语言艺术。

有部分作家认为康拉德应该属于浪漫主义作家。比如：1922年鲁斯·M.斯托弗（Ruth M.Stauffer）发表的《约瑟夫·康拉德：他的浪漫—现实主义》（Joseph Conrad：His Romantic-Realism）以及1949年沃尔特·F.赖特（Walter F.Wright）发表的《约瑟夫·康拉德的浪漫与悲剧》（The Romance and Tragedy of Joseph Conrad），都阐述了他们关于康拉德属于浪漫主义作家的思路，此后很多批评家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温并延伸这个议题。20世纪70年代，大卫·托尔布恩（David Talboone）则试图纠正那些只看到康拉德现代性特征的批评家们，他在1974年出版的《康拉德的浪漫主义》（Joseph Conrad's Romanticism）一书中重新回顾了康拉德的浪漫主义情怀，他认为“康拉德其实应该更多地算作十九世纪的作家而不是二十世纪的作家。康拉德更多地和拉迪亚德·吉卜林以及罗伯特·路易斯·斯特文森相似，建议应该跟他们划分在一起”[35]，并进一步指出，小说中的很多元素都植根于康拉德的浪漫主义思想，他甚至认为英国浪漫主义抒情诗也对康拉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对康拉德的研究批评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时期因为政治及其他种种原因，对康拉德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这三十多年间，唯一的研究成果只有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吉姆爷》，由梁遇春和袁家骅合译。他们二人在该书后记中把康拉德归入新浪漫主义文学，认为康拉德虽然也注重人物矛盾复杂心理的刻画，但太过于追求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抽象的浪漫热情。2002年，刘文荣出版了《19世纪英国小说史》，他也把康拉德纳入“19世纪传统的小说家”，认为康拉德在很多方面与亨利·詹姆斯一脉相承，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小说艺术所做出的一系列革新，而他的革新基于他对小说艺术的独特思想”。[36]

还有一部分作家则认为康拉德应该被归类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康拉德在作品中展示了诸多现代性的特征。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批评家卡尔（Karl）在《康拉德读者导论》（Conrad reader's Introduction）中讨论了康拉德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探索使用。C.B.考克斯（C.B.Cox）在1974年发表的《约瑟夫·康拉德：现代的想象力》（Joseph Conrad：Modern imagination）中也明确指出康拉德只是一个20世纪的作家，他在搞虚无主义和原存在主义，“康拉德的作品带来了异化和承诺，因此导致了不确定性。”[37]

不仅如此，近代著名的康拉德研究专家J.H.斯内普（J.H.Stape）在他的专著《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中开专章讨论了康拉德和现代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就康拉德的主要创作时期来看，他无疑属于现代主义作家之列。J.H.斯内普还把康拉德与同时期其他现代主义作家进行了对比分析。比如，康拉德主要创作时期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1卷出版时间衔接，康拉德立刻着手阅读并表示出十分欣赏的态度；康拉德小说《间谍》出版的那一年，现代主义关于自我分裂的特色研究中最具共鸣的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也相继问世，他的尼采式思想与康拉德相似；此外，康拉德欣赏的作家安德烈·纪德的《梵蒂冈的地窖》、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好兵》、D.H.劳伦斯的《彩虹》、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的最后一卷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等众多现代主义作品都同期出现，因此，可以把康拉德归属于现代主义作家行列。但是J.H.斯内普同时也看到了康拉德小说的另一面，认为康拉德承继了现实主义传统，至少他的初期小说是这样。他认为康拉德拥有一个务实的、善于观察的、现实主义的眼光。[38]

有一些中国学者也将康拉德归类于现代主义作家行列。如：2005年，蒋承勇在《英国小说发展史》一书中指出，从康拉德小说创作的年代来看，其无疑属于现代主义作家之列，因为这一时期正值现代主义小说逐渐兴起，康拉德和福特“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的使用，使他们成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先声”。[39]2005年，侯维瑞和李维屏在《英国小说史》一书中指出，“由于康拉德对人类道德危机的深入探索和对现代主义技巧的广泛实验……康拉德将现代小说的实验创新和理论阐述又推进了一步……现代主义在英国文学中更加快了发展的步伐”[40]。2013年，王守仁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中则提出，康拉德本人认为“小说传统的叙事方式已经过时”，主张“用艺术去探求本质性、普适性原理”“通过对比艺术较之科学与哲学的不同来阐释艺术的本质”[41]。显然，他认为，康拉德高超的小说创作艺术具有现代性的特征。薛诗琦在2012年版《康拉德 海洋小说》一书的选本序中指出，康拉德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在十九世纪传统小说和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之间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42]。她认为，从康拉德的早期小说中可以看到其模仿传统主义文学大家的痕迹，只是康拉德强调人的感官作用，叙事模式十分新颖独特。

还有一部分作家指出，康拉德是一位兼具浪漫主义风格与现代主义特征的作家。如：F.R.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认为，康拉德以“成熟的道德敏感性”和司各特、萨克雷、哈代等共同被视作伟大的英国小说家；但同时他又认为康拉德的小说氛围是荒诞的，小说人物的丑陋与疯狂让读者觉得既正常又荒诞，与传统观念不相谐，变成一个个令人费解的谜团。因此，康拉德的小说又具有现代的相关特征。[43]

有些中国学者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康拉德具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特性。如：蒋承勇在《英国小说发展史》一书中把康拉德和创作风格相似的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放在一起进行分析，认为他们“同样具有现代实验小说的特点”[44]。他阐述了康拉德在《“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序言中表达出的艺术主张和理论追求，也总结了他多部作品体现出的深层思想意识。

王美萍的博士学位论文《康拉德与浪漫主义批判》[45]则是从题材和叙事方法方面来考察康拉德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她承认目前大部分的批评家是认可康拉德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继承人身份的，但是她认为，康拉德对浪漫主义三个核心方面是呈现批判态度的。

袁家骅在《“水仙号”的黑水手》译本序中认为，康拉德写作手法跟他的经历一样是呈现多样化特征的，康拉德在一般意义上具有较强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过与传统观念还是有较大差异的，他认为康拉德“自称受巴尔扎克的影响要甚于受福楼拜的影响，但是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康拉德的作品既继承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点，又沁透着与这两种传统截然不同的色彩”。与其他批评家不同的是，他不认为康拉德是现代派的前辈，只是对现代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同时指出，康拉德是一个很难被划分到任何一个作家流派的小说家，他与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不尽相同，因为“很少有作家像康拉德那样在一生中充满惊心动魄的矛盾”。[46]

三 关于小说技巧问题

很多评论家非常赞赏康拉德复杂的叙事结构及高超的小说技巧，也承认正是这种艺术技巧让康拉德的文本呈现出一种多层宏大的结构，从而产生多重意义和多种阐释。对他小说技巧的关注多集中在叙事结构、双重叙事线索、修辞手法的运用等方面。

20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开始接触到康拉德的作品。此时中国文学界对康拉德的研究处于一个接受与传播的过程，康拉德作品通过译介开始走向读者，这一时期的译介多为海洋及丛林小说。1931年和1934年，上海的北新书局相继出版了梁遇春翻译的《青春》和《吉姆爷》，其开篇为梁遇春为之所作的序言，他对康拉德丰富的小说叙事技巧表示赞赏，这些译序展现了早期中国批评界对康拉德思想内涵的初步探索与挖掘。梁遇春在《青春》一书末尾所附的文章《Joseph Conrad》中这样介绍康拉德：“他的著作都是以海洋作题材，但他不像普通海洋作家那样只会肤浅地描写海上的风浪；他是能抓到海上的一种情调，写出满纸的波涛，使人们有一个整个的神秘感觉。”[47]

康拉德去世后，樊仲云和老舍都写过纪念他的文章。樊仲云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10号刊发了《康拉德评传》，老舍则在《文学时代》创刊号上刊发了《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老舍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康拉德的欣赏：“他竟自给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们的国家增加许多不朽的著作，这岂止是件不容易的事呢……他不拿写作当作游戏”“这位伟大的诗人，到处详细的观察……到那无限的大洋，他提取出他的世界，而给予一些浪漫的精气，使现实的一切都立起来，呼吸着海上的空气……康拉德把海上的一切偷来，装在心里……每逢我读他的作品，我总好像看见了他，一个受着苦刑的诗人，和艺术拼命”。[48]老舍十分肯定康拉德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叙事技巧，认为正是因为他滚动式的叙事模式让整个小说的意蕴变得丰厚，他的观点被后来的很多研究者引用并延伸扩展。

1931年，约瑟夫·沃林（Joseph Warren）在《二十世纪的小说：技巧研究》（Twentieth Century Novel：Studies in Technique）一书中专章讨论了康拉德小说的印象主义，因为这本著作的诞生，康拉德研究开始向文学技巧新领域拓展。同年，R.L.梅格罗兹（R.L.Megroz）的《约瑟夫·康拉德的智慧和方式》（Joseph Conrad's Mind and Method）以及爱德华·克兰克肖（Edward Crankshaw）出版于1936年的《约瑟夫·康拉德：某些方面的小说艺术》（Joseph Conrad：Some Aspects of the Art of the Novel）这两部著作则提出了一些较为有效的见解和观点，他们抛弃了不加分析的盲目赞赏，而是从情节、叙事技巧以及文本框架结构等方面对康拉德的小说创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皆认为康拉德具有丰富的小说技巧，这些小说技巧让文本的丰富性大大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出现了可以称之为康拉德研究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就是约翰·多齐尔·戈登（John Dozier Gordon）的《约瑟夫·康拉德：一个小说家的诞生》（Joseph Conrad：The Making of the Novelist），这部作品产生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立足于小说艺术层面的分析研究，对康拉德文本批评研究起到很大的作用，是“第一部深入地进行历史分析并且研究康拉德作品组织过程的著作”[49]。

1948年，F.R.利维斯（F.R Leavis）的重要著作《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问世。利维斯以《台风》为例，分析康拉德的小说艺术，认为其堪称典范佳作，他认为康拉德对风景的描写的确可圈可点，但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刻画更胜一筹。利维斯指出，善于刻画人物特别是海员是康拉德的天赋才能之一，也是他作为小说家的特长之处，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康拉德对普通人、普通事的刻画反而展示出高尚崇高的小说艺术效果。

20世纪90年代，有的学者从语言学和叙事学角度进行研究。如运用福柯权利与话语理论入手的杰里米·豪瑟恩（Jeremy Hawthorn），认为康拉德的叙事手法和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只有将内容与形式结合为一体才能使小说文本产生更大的艺术价值。又如，布鲁斯·汉瑞克森（Bruce Henricksen）则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了康拉德和叙述主题之间的关系，认为康拉德的作品正在由单一转向复杂，由“独白”转向“复调”[50]。他还运用福格尔的《强迫说话：康拉德的对话诗学》（Coercion to Speak：Conrad's Poetics of Dialogue）以及巴赫金借用音乐术语而产生的“复调理论”，分析和审视了康拉德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个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现代自我分裂等问题。除此之外，还有雅各布·罗泽在1991年出版了从叙事学角度研究康拉德的著作《康拉德的叙事方法》（Conrad's Narrative Method），他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康拉德小说创作采用的叙事方法，肯定了康拉德的叙事技巧革新给传统叙事学带来的颠覆。

中国学者陈光兴于2011年出版的《约瑟夫·康拉德小说情节研究》[51]一书则从叙事学理论角度出发，扩展了康拉德小说研究的内容层面。他讨论了康拉德小说所体现出的隔离型悲剧情节模式、重复型悲剧情节模式以及小说中的双重情节等三个方面，认为康拉德的多部小说在情节方面具有明显的重复现象，这种重复现象深化了主题，展现了悲剧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