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一 来源与数量

1910年，在罗振玉等人的积极呼吁下，清政府学部下令将剩余敦煌遗书悉数解京，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85]，这是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另外后续入藏部分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各种途径征集或购买得来的，总数已达2100多号。据方广锠介绍[86]，后续入藏部分的来源可分由文化部调拨、个人捐赠及国家图书馆收购三种，其中由文化部调拨的占绝大部分。从这批遗书的流传渊源讲，它们又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原藏旅顺博物馆之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另一类是藏经洞自1900年被发现后便逐渐散佚到私人手中之遗书及由甘肃解京后被人盗窃从而散佚在私人手中之遗书。[87]李际宁对“味青斋”敦煌秘籍佚卷的来源考察，以及对国图新入藏的文献进行编目和整理，均有利于学界对国图新入藏文献来源和内容的认识。[88]陈红彦对馆藏“新”字号遗书中印鉴印主的翔实考证，使这部分藏品的来源和流转过程更加明晰。[89]

方广锠对国图藏敦煌文献的数量有较为精确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在16000号以上。到2012年6月国图藏敦煌遗书的整理、出版工作结束为止，国图敦煌特藏的号码目前编到16579号，排除空号以后，实际有遗书16516号。[90]加之在修整过程中不断有揭下的古代裱补纸，国图藏敦煌遗书的总数为16578号，其中较大的卷子约有1000号，其余为残卷或残片。[91]国图藏敦煌遗书的数量的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在敦煌遗书运抵北京后，京师图书馆就中挑选出较为完整的，正式编为8679号，由于赠送奥地利博物馆、赠送张謇、原缺、提存历史博物馆、被盗、遗失等情况，至20世纪20年代，这批遗书实存8653号；第二，解京的敦煌遗书经第一次挑选出的8000余号之后，尚有一批残余，由写经组从中继续清点、整理出1192号相对比较完整的遗书；第三，1990年春，在善本部搬库时“再发现”两木箱写经残片，总计近4000号[92]；第四，国家图书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间陆续搜集和收购一大批敦煌遗书，其主体部分编目为1600余号，即“新字号”部分，另有若干编为“简编号”[93]。

另外，黄维忠介绍了国图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来源。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大谷收集品”，计209件；其余82件为后期收购或由社会人士私人收藏者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其中有16件为残片。[94]国图现藏单独编号的藏文文献共计291件，另有29件汉文文书背面有藏文文献。[95]其他非汉文文献还涉及回鹘文、粟特文、梵文、于阗文等各种古代胡语文献，共计616号。[96]

二 目录的编制和图版、释文的刊布

从1910年敦煌遗书入藏京师图书馆后，相关工作人员就开始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和编目，首先挑选出较为完整的遗书编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97]八册本，依《千字文》用字排号，共著录8679号。该目最初没有列入题名，仅著录编号、尺寸与起止字三项，是一个以财产登记为目的的流水目录，未正式公布。[98]1930年陈垣在该目录基础上编成《敦煌劫余录》[99]，是敦煌学史上公布的第一个馆藏敦煌汉文文书目录，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分类目录，却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敦煌遗书编目的最高水平，影响深远。[100]《敦煌劫余录》以经名为纲，每行为一个条目，自上而下著录原号、起、止、纸、行、卷次、品次、附记八项。[101]其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写经组，主要工作是为馆藏敦煌遗书编纂目录。经过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为原《敦煌劫余录》著录的这部分遗书重新编纂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分类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写经详目》。[102]该目每号著录内容包括经名卷次、千字文编号、庋藏号、起止字，长度、纸数、行数、首尾残况、子目及首尾经文起讫，总目号数、备考等。目录中时而有一些简略的考证及说明，并纠正了《敦煌劫余录》中的定名错误。其后，写经组仿上述《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的体例，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未编余下的1192号相对比较完整的遗书编纂了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但这两种目录都没有正式出版。1981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又辑成《敦煌劫余录续编》[103]，收录了1931年以后入藏的敦煌文献1065件。该目以汉字笔画为序著录诸遗书，经名相同者以卷次为序，卷次相同者以写本年代为序，各项全同者则以编号为序。各条目著录经名卷次、品名、著译者、写本年代、起止字、纸数行数、卷轴情况、卷尾题记及其他附注内容。《敦煌劫余录续编》正式启用“新”字号，使后续入藏部分在国图敦煌特藏中自成一部分。

前述《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敦煌劫余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敦煌劫余录续编》五种目录，涵括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11000号左右，但其中正式发表的只有8000多号。

近年，由方广锠主持的历时长达三十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104]陆续出版。该目第一次著录了一百多年来入藏国图的全部敦煌遗书。鉴于国图藏敦煌遗书先后出现过七种编号，每种涉及的遗书多寡不一，不少编号互相交叉，有的遗书先后有多个编号。为彻底解决国图藏敦煌遗书编号混乱的困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给每件敦煌遗书以新的编号，次序排列，用“北敦”（BD）（意为“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两字作为新编号的字头。该目录计划包括《馆藏目录卷》《分类解说卷》《索引卷》和《新旧编号对照卷》四部分。目前，《馆藏目录卷》和《新旧编号对照卷》已经出版。《馆藏目录卷》采用条记目录的方式，对敦煌遗书进行全面著录。著录项目共分13个大项39个小项，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著录敦煌遗书的各个知识点，使国图藏敦煌遗书的各种研究价值得以全面展现，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最为详细的敦煌文献目录，弥补了此前出版或流行的国图藏敦煌遗书目录的缺失。就其著录内容而言，可以说是馆藏敦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105]

图版和释文刊布方面，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之第56—110册收入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号为北0001—北8602号的图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6]（1—7册），于1999—2001年陆续出版，但此出版计划至第7册以后就终止了。此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107]的出版，提供了一些重要文书的图版。近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8]大型图录共收录敦煌文献16579号，刊布了国图藏全部敦煌遗书的图版。此外，国家图书馆网站也公布了部分馆藏敦煌遗书的彩色图版，供读者阅览。

释文刊布方面，许国霖辑录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前者校录写经题记，依馆藏写经目录为序，分经汇编，后附年代表；后者辑录非佛教文献，主要涉及佛教通俗文学、社会宗教史料和社会经济史料等，共录文八十余篇，具体包括变文、偈赞、音韵、文疏、契约、传记、目录、杂类等。[109]许氏另著《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110]分四期陆续在《微妙声》杂志上发表，较之《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有了大幅的补充。另，《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每册后附的条记目录中也附有一些重要文书的释文。

三 保存与修复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保存条件有一个逐渐改善的过程。国家图书馆编《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111]介绍了目前敦煌遗书特藏库的保存情况：“敦煌遗书专藏库库房面积240平方米，书库由恒温恒湿中央空调控制，全年温湿度保持在温度18℃—22℃、湿度50%—60%；中央空调设置中效过滤器和活性炭过滤器，进行空气净化和过滤。书库安放敦煌遗书专用柜144个，书柜主体框架、柜门、格板均用优质楠木制作，底板、背板为樟木，每柜存敦煌遗书140个，书盒面材采用优质楠木，底材选用樟木。书盒采用全隐燕尾榫结构，内置活动支架和木轴，面板与盒体配合采用打槽推拉结构，配合紧密，无缝隙。每个书盒正面刻有书号，便于遗书查找。改造后的敦煌遗书库房，条件达到世界一流。”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亦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和尝试的复杂过程。20世纪80年代，国图曾尝试采用传统的托裱修复，但效果并不理想。90年代以来，在充分学习和吸取国外修复敦煌遗书的经验与教训后，逐渐总结出行之有效的修复方法。杜伟生通过举证实例评价了国图以往采用的敦煌遗书修复方式的得与失，介绍了新的修复长卷、残卷和残片的有效方法。[112]方广锠在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撰的前言中指出国图确定了从指导思想、修复方法、外观效果、保留处理四个方面对敦煌文献进行修复的科学方法。针对敦煌遗书的两种形态，国家图书馆采用了两种不同的修复方法，即卷轴修复法和残片修复法，取得较为理想的成果。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对古籍修复事业的资金投入力度，不仅建立了修复档案数据库，还增添了电子显微镜和数码相机，使敦煌遗书的修复从原来的表面深入到了纸张的内部结构，从此，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从传统步入了科学。现在，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开始涉及纸张的微观分析。敦煌纸张纤维的细微变化都通过纸张纤维检测系统详细记录在修复档案数据库中，并将成为研究和实施修复与保护方法的重要依据。[113]截至2003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已成功修复敦煌遗书约6000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