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锁国”日本像的挣脱与“近世帝国”论

然而，就思想史而言，从跨国境史的角度展开的思想史研究无疑仍处于摸索阶段[8]。思想史叙述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将其视野扩展至前近代“帝国”（即尹教授所说的“作为普遍秩序的地域秩序”）全域。也就是说，当下我们应当寻求这样一种叙述：将曾经密不可分的东亚作为一种共时性的思想圈=“帝国”进行把握，跨国境地叙述其话语构造。

当然，如果不局限于思想史学的话，可以看到，（近现代史自不必说）古代史、中世史研究都有过将历史（日本史）自身向东亚“开放”的尝试[9]。在此意义上，最受阻滞的应该是立足于“锁国”像的德川日本史研究领域。可是，众所周知，通过朝尾直弘、荒野泰典、藤田觉、罗纳德·托比（Ronald P.Toby）、池内敏等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德川日本“锁国”形象的这一理解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逐渐打破[10]。当然关于这一点，“锁国”一词已被证明本是志筑忠雄于1801年抄译恩格柏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日本志》（The History of Japan）时使用的概念，本应被理解为一段轶闻，又或是作为德川幕府18世纪以后使用的“海禁”一词的转换。也正因此，有人认为“锁国”这一实际状态仍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这样的认识依然根深蒂固。其实，简单来说，以“锁国”形象概括德川日本，是在用从属于“近代世界体系”“世界=经济”[这自然是来自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概念]的、这一立足于欧洲的日本形象来理解德川日本。这一看法的问题在于：以近代日本的脱亚视角把握德川日本，抽离这一时期其处于“中华帝国”周边、外缘的国际性，仅仅强调在与荷兰、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关系中显得“封闭”的德川日本的一国性、孤立性。

不仅如此，这一观点之所以变得理所当然，显然“得益”于近代国史学（国史教育）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近代日本的国史学，是在被视为经验科学的德国文献学的影响下成立的[11]，但在被称为文献学=近代实证主义的看似“无思想”的方法（将其视为“无思想”的实际上是战后历史学）作为学术方法被采用的时期，一种基于国民史（民族史）、社会进化论式发展史观的时代划分和西洋中心史观[东方主义（orientalism）]，甚至以政治史事件为中心的有关制度、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等的叙述方式，也随之一起“走私”进来，而这些正是确立德川日本“锁国”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对此，尽管我们无法详述，但想想一国思想史式的日本思想史学的奠基功臣和辻哲郎，其作品《锁国》能够长期被视作定论，也绝非偶然[12]。

总之，近年挣脱“锁国”这一日本形象的动向，在对近代国史学的脱亚历史形象进行相对化、自为化（fürsich）的层面上，甚至在前文提到的重新审视跨国境史观下的德川日本这一层面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思考对“锁国”日本形象的挣脱这一问题时，我认为山下范久的“近世帝国”论可谓一种有效的提案[13]。山下以世界史的视角，重新检讨了华勒斯坦提出的从“世界=帝国走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近代世界系统的形成过程（“漫长的16世纪”之后的展开），指出“漫长的16世纪”下半叶已经迎来了世界性的“近世帝国”（欧罗巴·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清帝国）时代。也就是说，在经过了13—15世纪全球规模的“帝国”的收缩与解体之后，16世纪上半叶，一般被视为空间性扩张的“大航海时期”，而16世纪下半叶则迎来了对其进行管理、制度化的阶段，即作为“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的中间过渡阶段”的“近世帝国”时代。在此，“（曾经的——引用者注）帝国在各地域发挥着凝聚空间秩序的向心力，平行生成了理念上的‘世界’”。换言之，“近世帝国”就是在共享一种与其说是实态的不如说是理念性的“帝国”的向心力的同时，域内又出现了一种争夺向心力普遍性的在地性，确立了“帝国性=在地性”双重标准。以下引用山下本人的说明：

“漫长的16世纪”下半叶，交通空间的整理与序列化不断发展，在抽象的层面上共享着“中华”的理念，而在实际层面，作为各地域普遍性的中心，追求向心力的诸王朝间相互依存的（乃至共谋的）紧张关系，又孕育了一种将交通关系闭锁于域内的倾向。[14]

山下的“近世帝国”论与现今近世东亚史研究的叙述也大致吻合。例如，岸本美绪将动荡的16世纪前后到17、18世纪这一时期看作“全世界范围内共同具有几大特征的时期”，并依据傅礼初（Joseph Fletcher）的论点归纳出以下几个共时性特征：“（1）人口的增长、（2）历史性的节奏加速、（3）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地方’都市的成长、（4）都市商业阶层的兴起、（5）宗教的复兴与传教活动、（6）农村的骚乱、（7）游牧民的没落”。而且，她认为这一时代是“与当今息息相关，创造了国家的地理、民族框架”的关键时期，也是“各国独具特色的制度习俗的成立，与近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形式不同，伴随着在与他国的对比中自我意识的强化”，与“华夷观的多元化”相互交错中，形成了作为之后近代所要克服的对象的“传统社会”的时代[15]。至于德川日本，岸本将其统一政权的成立看作“与多文化状态引发的危机感互为表里进行的结果”，提出了从共时性出发对东亚至东南亚这一广域圈的动态进行把握的视点。在我看来，岸本的这一观点与山下所说的“近世帝国”概念异曲同工，在超越国境思想史的叙述上，两者都可谓极具启发性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