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一定要“中国”吗？

——对“中国性”的批判性思考

王峰[1]

内容提要：“中国性”是目前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概念，它表达了中国学界面对西方强势学术努力提出自己思想、发出自己声音的诉求。本文对“中国性”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指出其中蕴含着偏激的民族情绪，过分强调它会将中国的学术研究带上一条偏颇的道路，不利于真正的学术建设。“中国性”只能保持为一种学术关怀，不能成为学术论证的基石，只有面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和论辩才会促进中国的学术建设。

关键词：中国性 批判思考 汉语表述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观点：中国学术一定要立足于中国，丧失了中国这个立足点，我们就会丧失真正言说的喉舌。我们说话，但吐露的是别人的心声；我们言谈，但说的是别人的语言；我们操持概念，但那是别人的术语。所以到处是沉痛的呼声：我们失语了！这种呼声可谓沉痛至极。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涉及中国学术的安身立命之所。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被一种情感的力量所攫住，而是客观冷静地分析一下这个命题，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疑惑：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言说自己的时候，我们是否预设了一种纯粹的、正确的言说自己的方式呢？当我们说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都来自西方的时候，是否预设了一种中国独有的正确而纯粹的言说方式呢？当我们说我们的经验也被西化了的时候，是否预设了一种纯粹的中国经验呢？

一种常见的回答是，作为中国人，当然要思考中国的问题，当然要使用中国独享的概念，因此我们的思考就必须基于中国独有的经验，进而铸造中国独有的言说方式。因此，我们看到诸多关于“中国性”“中华性”的谈论，高呼中国之为中国是所有学术研究必要的背景，进而，我们也看到关于“中国当下性”的论述，因为无论如何，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中国当下做出的，任何学术关怀都是当下的人们的关怀。我们都承认，一个学者应该热爱他的国家，中国的学者应该热爱中国，这股爱国激情应该横亘在我们的胸中，应该是我们（至少是某部分人）的基本生存准则。学术研究却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工作，爱国激情应该存在，但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却要把它暂时放在一旁。当然，有激情的学者从根本上否认我们能够暂时悬搁激情，他们的观点是，任何学术研究都有中西之别，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形成了一种压迫的霸权，我们的学术研究都是在重复西方，跟随西方。表面上看，我们的言说好像是客观的，好像是在言说一种普世的价值，但是我们的学术语言却来自西方，学术观念来自西方，中国传统的学术言说方式中断了，我们已经被强行嫁接到西方文明上去，实际上暗中被规训为西方的奴隶，所以一个有责任的学者应该挑战这种学术的霸权，不能被这种霸权所蒙蔽。因此，重要的是，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把这种中国关怀贯彻到每一个概念中去，清除概念中的西方霸权，重建中国独有的学术。必须承认，这种中国关怀很让人感动，也很让人敬佩，但从学术研究本身来说，我们又不得不指出这种观念的虚妄。

“中国关怀”是一种关怀，它的确应该横亘在我们的胸中，只要是中国学者，他做学术一定是为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我们也的确希望中国的学术研究能够与西方学术研究平起平坐，希望中国学者的研究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这点没错，但这只是我们的“关怀”而已，它是我们从事学术工作的整体目的，不是具体学术思考时使用的概念，我们在每一个思考细节里不需要出现“中国”二字。我们在思考过程中考量的不是是否惦念着“中国”，而是考量概念是否清晰，推论过程是否严密，论证基石能否禁得起质疑，等等。“中国”，这个激动我们心灵的字眼儿是灵魂安居之所系，但在做具体学术分析的时候却是要放在一边的。

但并不是说学术研究排斥“中国关怀”，“中国关怀”是一种通过具体的学术研究体现出来的整体特征，这个整体特征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工作表现出来，我们在进行学术分析的时候不必时刻想着这个是否是中国，那个是否是中国，然后才去用它，而是用汉语把学术分析做得透彻精到，这自然就体现出一种中国关怀，别人自然就承认这是中国的学术。但我们看到，中国性、中华性之类的提法，往往是把“中国”当作一个至高无上的规则，其他具体的分析不过是一些微小的规则，这些微小的规则都要统一到“中国”这个大规则之下，在这个大规则的前提下得到论证，如果不提这个大规则，就怀疑他做的是不是中国的学术，就怀疑他是否被西学虏获，成了西学的奴隶，就怀疑他的学术是否是真诚的，进而怀疑他的学术是否是有价值的。这样一来，学术研究就不再是冷静的分析，而是比赛谁对西学的压迫更敏感，谁更有爱国热忱，这的确能培养爱国者，但不利于培养有普世关怀的学者。

百年来，中国学术受到西学的强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中饱含着弱者的焦虑，这是事实情况，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焦虑都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学术判断，我们把焦虑当作一种情绪，而不是当作学术研究的起点。但90年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兴起之后，我们发现了理论反抗的必要，我们也发现了理论反抗的妙处：原来我们的焦虑正印证了我们的学术自主，学术自主就是学术反抗，现在的学术规则是西方人制定的，中国古代的学术规则与西方不同，现在却被西方学术规则挤压得没有立足的空间，只有依附于西方学术规则才能表述自己。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因此要想真正准确地表述自己，真正形成中国的学术自主性，必须反抗西方学术规则的压迫。如果说以前西方对中国的压迫是一种政治压迫、经济压迫的话，那么现在就存在文化压迫和学术压迫。我们看到，9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惊呼中国学术失语了，为的就是重新找回中国自己的言说方式。为了这一言说方式，学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并且发现用学术压迫来表达现在的处境是合适的字眼儿，同时也被这一字眼儿迷倒，认为在中国和西方学术规则之间划一道界限是如此的必要和必行，这样一来，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不受西学的影响做出自己的学术来？如何找出一条纯粹的中国道路、纯粹的中国言说方式？这条思路如此让人心醉，如此让人着迷，也让人如堕云雾之中。

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学术到底有没有国界。持中国性观点的学者会认为学术有国界，这个国界表现在具体的西方学术强势中。的确，目前中国学术还处于弱势地位，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还没有完结，一些学者从这个事实中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焦虑，并把这种焦虑渗透到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去，认为学术有国界，这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但又是必须反对的。这种心态是从弱势事实演化来的弱势心理，并且力图平复弱势事实带来的心理伤害。这是一种混杂的情感，是一种弱者的怨恨，但这种怨恨不应该是学术反抗合理化的理由，反而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心态。这种心态不会给学术研究带来任何益处，只会引起更多的混淆。我们发现，思想不重要，立场最重要，屁股坐在哪里决定了思想是否正确。这不得不让我们从过往的历史中发现一些相似的痕迹。从反抗的逻辑说，既然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我们这些弱者就反抗了罢，因为我们的屁股是坐在反方面的，而且正因为我们的屁股坐在反方面上，所以我们所说的一切应该而且必然都带着反方面的烙印。这样一来，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确？不知道，我们现在只剩下斗争了，只有斗争是正确的，先不要管对方说什么，敌人赞同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同。最后谁的力气大，谁的手腕高，谁就获胜。获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道理宣布为真理，开始新的压迫。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反抗大致类此。

学术无古今中西，王国维如是说。这一判断即便在今天依然有效。以“中国性”为基础来研究学术，无非是把学者身份模糊成学术身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学术，特别是遇到西方学术的时候。的确，学者有身份，有国界，但学术无身份，无国界。如果我们能够把西方学术表述得好，让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中国的学术。假使我们另搞一套学术规则，认为只有这样才叫“中国学术”，那么我们只好自己关起门来自弹自唱、自说自话了，反正别人也不懂，我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看不到与西方学术融通的可能性。姚明到美国NBA去打篮球，遵守的是NBA的规则，打得好了人家自然会认为他是伟大的球星，而且认为姚明是伟大的中国球星。我们也承认姚明是中国球星，即使他打的是美国篮球。假设我们没有出现姚明这样的篮球球星，却关起门来另搞一套规则，然后说我们打的是中国特色的篮球，并且选出一名球员说这是中国的伟大球星，但这个球星一出国打别国的篮球却一败涂地，这让别人怎么承认？只会贻笑大方罢了。篮球是一个规则的共同体，同样，学术也是这样的共同体，我们应该做的是出力共建这个共同体，而不是另搭草台，另唱一出戏。在这个共同体里，存在大致相同的学术规则，我们要做的是遵守学术规则，做好学术。用汉语表述，这是最关键。康德曾说过，他的理想是让哲学说德语，他做到了。那么什么时候能够让学术说汉语呢？这决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主动参与的过程。从共建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学术，中国古代学术也可以向外国推介，不过这得以我们先说好人家的学术为基础，这样人家才会来看我们的古代学术。用西语来言说中国古代思想，这就是一种中学的西学转化。所谓双向学术交流是有一些限制的，是我们先到人家那里去，然后人家才会到我们这里来，这也是实际情况，承认了也没什么可害羞的。如果我们闭上双眼，根本不去看这个实际情况，这就不是西方学术对我们的压迫，而是我们主动放弃了与西方学术交流的愿望。

“中国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很不合适，这么一提就好像真有什么性质是“中国性”一样，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帽子，是为了说话的方便，只是为了笼统地一指而已，作用只是告诉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学术做点什么。但假如有的学者就此把它变了“性”，并且把这一个宏大似天的“性”当作所有其他具体思考的基础，那么这和讨论开始之前先问你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有什么区别？遇到这种情况我当然要表决心说我是唯物主义，要不然一定是立场错误。

我们抛弃“中国性”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但我们依然思考学术怎样是中国的，这与当前中国学术依然处于弱势有关，这种思考是合适的。但我们应该怎样确定我们所做的学术是中国的呢？方法很简单，也很麻烦。简单在于，它只是一种简单的方法，而且很传统，我们本来都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但在这个时代，越是简单的、常识性的道理越是容易受到怀疑；麻烦在于，判断它需要时间。它是什么呢？效果，言说的效果。我们把西方学术用汉语如实地表述出来，表述得好就是中国的，因为它是用汉语说出的。没有一个标准能够保证怎样言说一定就是中国的，语言本身就是复杂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领会清楚整个文化和学术的方向，总有一些东西或者说很多东西躲避开我们的反思。这也正是麻烦所在。到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也许要等到几十年后，甚至是百余年后，学术讨论相当充分了，我们才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其实这只是一个传统的学术观念，只是在这个人云亦云、众声喧哗的时代，好的东西被轻易地遮蔽了。所谓学术的发展不过是一种合力作用，学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将一个问题精细地表述清楚，深入语言深处恳谈，众多学者的研究逐渐形成大致的方向，如黄河般九曲回肠，流入大海。重要的是如何精研学术问题，而不是在宏观上议论如何才能“中国”“更中国”之类的话。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中国学术才能与西方学术平起平坐，到那时，我们的焦虑不再存在，也根本不再谈论什么学术以及怎样做学术才是“中国的”，而只是具体地谈学术问题。

当然，当前我们谈论中国的学术无疑是有意义的，怎样就是中国的学术可以推详，这一点不需要委之后世。我们既知道学术探究的效果是最后的评判标准，我们也知道必须加入当下的论争才能把这个问题剖析清楚，但这些论证是具体问题的论争，而不是宏大问题的论争。目前来看，重要的是必须去除学术话语的浮沫，跟随优秀学者的脚步，潜入到学术研究深处，不管有用无用，不管冷门热门，不管古典现代，只要是符合自己学术兴趣的问题，就深研之。西学可用就用西学，古典可用就用古典，须自度新曲就自度新曲，只要是用汉语说得好，说得透彻，就是中国的，就是把古典的化为现代的，把西方的化为中国的，这是水到渠成，不需时刻焦虑在心之事。戴上一顶大帽子的做法无疑毫无裨益，这只会让我们迷失于泛滥的爱国情绪之中，离真正的学术研究越来越远。只有走入语言中，走入概念术语的研讨才能找到途径。用汉语把西方学术表述得清晰到位，就是把西学演化为中国的途径，但这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而要通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精研才可能做到的。比如用汉语表述出来的概念与西方学术概念一定有差距，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为西方学术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表述，但我们可以通过解释和注解，为汉语术语注入新的内涵，使它成为合适的西学术语的对等概念。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的学术差异也会显现出来，保持这种差异也是学术融会的一种方式。当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西学概念的内涵会在汉语转述中遗失掉，这也是正常的，并不代表西学的转化失败了，这就像古代汉语的语义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有些语义也会遗失一样。学者的任务是描绘变化的路线图，而不是判断这种变化是否正确。我们也用西学术语表述传统概念，在这个路向上，我们深入思考汉语术语的内涵，梳理其流变，用西方分析方式重理传统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转化。再强调一句，重要的不是根据什么标准进行转化，而是怎样说得好，说得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这就是转化。转化就是思入语言，用现代汉语概念完好地表达古代概念，表述西学概念，这些概念通过明白晓畅的汉语编织进我们的文化，编织进我们的汉语，用（现代）汉语思考古代，也用汉语来思考西学，这是一个大的目标，重要的依然是学者们在具体的研究中怎样将研究对象描述清楚。文化和语言的“编织”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没有任何舟楫可助我们一蹴而就。至于到底使用的是哪种学术，是不是中国的标准，是不是中国的独有术语概念，有没有“中国性”，这根本就不重要。

（原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 作者简介：王峰，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