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政权鼎革与近代史学科地位的跃升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萌生形成，本是学术与社会转型的产物。伴随着1949年翻天覆地的政权鼎革，马克思主义史学由边缘进驻全国史坛的中心。批判清除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确立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成为史学界的当务之急。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1]这个“科学的历史观点”，毫无疑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由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其宗旨即为：“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种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学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2]筹备会经常组织座谈会，探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3]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其宗旨为“团结史学界，改造旧史学，创造发展新史学”。[4]

破旧立新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的基调。在新政权自上而下的推动之下，从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入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蔚为热潮。不少来自“旧社会”的学人，膺服于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建立空前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伟业，“看到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陈垣语），由此亦激发出对于中共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的学习热情。1949年5月11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驳斥其所谓“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的论调，说自己正在“初步研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5]郑鹤声在1951年撰文：“真正的历史科学，是从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也就是唯物史观或唯物的历史理论）发见时才建立起来的。我们明白马克思历史科学观的道理，就要把这个史观去研究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而这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6]概而言之，如罗志田所言：“当年很多‘旧社会’过来的史家，或主动或被动，在学术层面大都采取了认同新时代、试图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7]他们对于唯物史观的接受，自不能简单归因于政治原因，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史家的主动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的一大特色，是中国近代史受到空前重视，在学术园地中占据了相当显赫的地位。郭沫若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了。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进步。”[8]1952年华岗在总结两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时指出：“过去的史学工作者，由于受了统治阶级的蒙蔽，‘复古’的倾向也很严重，现在已由‘整理国故’到重视近代史的研究。两年来对近代史研究空气的提高，确是一大进步。”[9]1953年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作的报告亦强调：多数学人已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研究。[10]在诸多史家的总结中，均将重视近代史研究作为新、旧史学至为关键的变化。[11]非唯理念上提倡而已，且亦从学术机构、课程设置等学术建制层面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大力扶持。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由范文澜出任所长；1955年6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吴玉章、陈伯达、范文澜、胡绳、胡乔木、刘大年皆被推为相当于“院士”的学部委员。[12]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均开设有中国近代史课程。历史系教学计划的课时分配，中国近代史作为基础课程，与古代史大体可以平分秋色，这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高校历史教学中简直难以想象。

开设中国近代史讲座，成为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重要举措。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制订了这样的中国近代史学习计划：（1）学习内容：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辛亥革命止。组织六个专题讲座：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之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除以上六个专题讲座外，还在专题开讲前举行一次关于学习近代史方法的报告，在专题终讲后举行一次学习总结报告。六个专题讲座和学习方法、学习总结，由学习干事会邀请近代史专家分别主讲。（2）学习方法：以上六个专题讲座依次进行，在每次专题报告后举行分组讨论或联组讨论一次至二次，在讨论时提倡自由辩论。（3）学习时间：近代史学习时间预定为六个月，从1955年2月开始。在近代史学习进行中遇必要时得适当插入时事政策的学习。[13]

无独有偶，1949年后，在美国主导下，国际上研究中国近代史逐渐出现一股热潮，成为横扫全球学术界的一大运动，这“不只深刻影响着整个史学界固有的视野和方向，对于现实的国际政治，也发生了不可轻视的力量”。[14]海外中国学聚焦于中国近代史，可能主要是基于分析中共革命何以取胜及如何因应中共政权的现实考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学科地位跃升，固然有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不可忽视现实政治需要的驱动。杜赞奇认为：“一个国家往往在建国初期会对历史比较重视，需要用历史来确认国家身份、寻找认同感。”[15]

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目的与意义，不少史家均曾有所阐发。毛健予认为：“任何重要的事端的发生发展，差不多都在这八十年里规定着，寻根探源不能不向这八十年的历史事实中去找寻。对于这‘昨天的’清楚了，才能对‘今天的’彻底明白；对于‘今天的’明白了，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伟大，才能在伟大的毛泽东旗帜之下，有信心有决心依照着毛泽东思想指示的方向，遵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为着实现‘明天的’历史而勇往迈进。这样才能使已经落在革命实践后面的学术界急起直追，赶上了时代，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学习中国近代史首要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同时还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斗争过程。我们要下定决心，尽可能的通过中国近代史学习，把思想上存在着的或残存的一切不正确的想法和看法，一定要大胆坦白的暴露出来，想法达到消毒和断根的效果，千万不要养遗贻患，害己而又害人。因为这样才能达到去腐生肌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观。”[16]

在1956年由教育部编订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中，也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了解‘中国的昨天’以及指导我们当前的革命实践的重要的一门科学”。[17]洪英昌认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百年史，首先是为了更好地体会毛泽东思想”；“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和客观规律，更好地指导当前的实际斗争，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继往开来，为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牢牢地植根于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有必要重视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18]

刘大年从阶级斗争着眼，对近代史的意义和目的有较全面的论述：“第一，近代中国阶级、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可以武装一切真正的革命者，武装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广大人民。”“第二，需要研究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来深刻阐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三，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为中国人民积累了异常丰富的革命经验。今天迫切需要对这些经验从理论上，即从历史规律性上加以阐述、总结。”“第四，我们需要掌握近代中国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更有力的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作斗争。”[19]

新中国成立十年之际，学者们总结道：“历史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由于他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科学，所以历史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如果不能在思想战线上击溃各式各样的反动敌人，科学的历史就不能夺取阵地得到发展。”[20]这里诸如“战线”“击溃”“阵地”等词语，在当时的史学论文中屡见不鲜，反映出史学从“战时”走来的“战斗性”特征。[21]

概而言之，在时人的认识中，中国近代史既是知识分子自身改造思想的工具，也是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的武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功能，或曰意义与目的，被定位为追溯近代以来的革命系谱，以论证新生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从而促使人们形成一致的政治认同。于是近代史研究被直接纳入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之中，二者共享同一套话语。然而在从现实需要中获得了政治支撑而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近代史却不能得到全方位的审视，近代史学科也因与现实政治绾合过于紧密而受到难以摆脱的无形制约。直到1958年，刘大年还坦言：“今天有些历史学家未必真正承认近百年史，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科学研究的对象。”[22]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2]《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昨在平成立》，《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3]参见蔡美彪《范文澜与中国史学会》，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612页。

[4]参见《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5]陈垣：《致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

[6]郑鹤声：《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文史哲》1951年第2期。

[7]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8]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9]华岗：《两年来中国历史科学的转变和趋势》，《光明日报》1952年3月15日。

[10]参见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光明日报》1953年7月22日第2版。

[11]据美国学者福尔维克（Albert Feuerwerker，又译“费惟恺”）的观察，“中国共产党人把主要力量放在使中国的近代史适合马、列、毛主义的外衣这个工作上”。（参见[美]福尔维克《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中国史学》，《史学资料》1961年7月1日。）

[12]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人民日报》1955年6月4日第1版。其中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皆一身二任，既是近代史研究者，又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域高官。近代史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亦于此可见。

[13]参见《顾颉刚日记》第7卷（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650页。

[14]李恩涵：《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与必要参考书目》，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2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0年版，第3页。

[15]李邑兰：《杜赞奇：崛起的国家不必再谈血腥的过去》，《南方周末》2010年12月29日。

[16]毛健予：《学习中国近代史的目的和要求》，《新史学通讯》1952年第15期。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订：《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1956年8月），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18]洪英昌：《要重视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学术月刊》1961年第8期。

[19]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20]刘尧庭、张嘉沧、荣铁生、郝立本：《从思想战线斗争看十年来历史科学的发展》，《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

[21]王学典提出“战时史学”概念，即从属于救亡与战争的史学规范，并认为1949年后的史学是一种脱胎于“战时史学”，虽力图超越却又无法摆脱“战时史学”局限的史学。详参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144页。

[22]刘大年：《提倡艰苦劳动的学风》，《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