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诗圣人生：一个凤凰的传奇、悲剧与寓言
学术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学着说”，而贵在“接着说”，综述和发微上述三位诗人兼学者的言说与阐释，意在为自己的言说与阐释确定起点，找准支点，提供必要和最佳的依托。下面，本文在凤文化视野之下，就自己对杜甫凤凰人生的一些思考，试着再作一番“接着说”的阐述。
对于杜甫的生平，古今治杜学者大都将杜甫58年的人生历程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712—746年），为诗人洛阳读书、交游和漫游吴越、齐赵、梁宋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第二阶段（公元746—756年），为诗人谋求仕进，旅食京华的壮年时期；
第三阶段（公元756—759年），随着“安史之乱”爆发，为诗人中年奔波流亡秦陇时期；
第四阶段（公元760—765年），为诗人中老年寓居巴蜀时期；
第五阶段（公元765—770年），为诗人漂泊荆楚，亡命潇湘的晚年时期。
这已是杜诗学界的研究共识。但若立足本文“诗圣杜甫——鸟圣凤凰”研究构想，在我国凤文化视野中加以审视，则完全可以将诗人一生的“五阶段”精简整合为杜甫“凤凰人生三部曲”，窃以为更为吻合妥切。
理由一，从诗人人生经历的角度看。杜甫的人生轨迹属于中国古代“士的降落”式人生，即“正→变→奇”模式——这正是自屈原、司马迁、陶渊明至杜甫、苏轼再到吴敬梓、曹雪芹等伟大诗人、文学家共同的“士之人生传奇”情节模式。杜甫由封建贵族阶层的子弟降而为布衣之士，由贵族阶层的文人降而为人民的诗人，由身居庙堂降而为走向民间江湖，其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落差。但另一方面，就在这种外在生命的降落过程中，诗人内在精神以及诗歌艺术却呈反方向的蜕变或飞升态势，仿佛凤凰的涅槃。最终成就了其崇高、伟大、独特、不朽的全新人格，也成就了其同样崇高、伟大、独特、不朽的诗歌成就，亦即成就了他“诗圣”的非凡人格和“诗史”的丰功伟业。他的人生正好呈现为这种“三部曲”轨迹。
理由二，从诗人置身的时代及诗歌创作角度看。大凡伟大的诗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其人生历程往往与其所置身的时代及其变迁、文学创作是同步共振协调统一的。杜甫是置身公元八世纪唐王朝由极盛、忽乱到急衰的巨变历程中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一生几乎是和盛唐相始终的，其人生既与这个时代的巨变同步，其创作又几乎同他的人生历程合拍。可以说，诗人的人生——“成圣”之路或“凤凰”之旅，其本身就是一部史诗，亦是诗人用诗歌谱写的一个“凤凰的传奇”、一个“凤凰的悲剧”、一个“凤凰的寓言”。具言之，即从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伊始，到他中年谋求仕进，旅食京华时的“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壮游》），再到他中年之后流寓陇蜀、漂泊荆楚时长吟《凤凰台》、《朱凤行》乃至不遗余力地呼唤“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又观打渔歌》）终止，形成了一条完整而又分明的“凤凰于飞”“凤凰行吟”主线。
综合上述两点，笔者遂将杜甫的人生概括为“凤凰人生三部曲”，即置身于盛唐极盛时代的凤凰振翮壮游期，置身于盛唐忽乱时代的凤凰垂翅蹭蹬期和置身于盛唐急衰时代的凤鸣楚天江湖期。杜甫“凤凰人生三部曲”的划分，也许更能彰显杜甫与凤凰二者之间那种深契而奇妙的宿缘，也将有助于人们去解悟或解密发生在杜甫身上的那种不同寻常又不可思议“天人合一”——诗圣杜甫与鸟圣凤凰契合统一的宿缘与天机。下面分而述之：
（一）从“雏凤之鸣”到“振翮壮游”：置身于盛唐极盛时代的凤凰振翮壮游期
雏凤之鸣，即诗人自为“列传”、自为“心史”的《壮游》一诗所追忆的七龄咏凤。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这鸿蒙开启、壮思风发之际的“自占凤凰”，似乎就是杜甫前生缘定的宿命。凤凰，从此以后就成了杜甫的人格象征和精神图腾，并不时触发他的灵感，使得他的人生及诗吟里一直回荡激扬着一种凤凰气度和凤凰精神。这“自占凤凰”的早慧小诗人，不但读“圣书”、瞻“圣山”、齐“圣贤”，而且在他那神秘莫测的灵府中还心仪着“圣鸟”，萌发了“圣志”，涵养着“圣心”。也就是说，这早慧的小诗人“钟灵毓秀”——是儒家圣文化的灵光烛照着他，是儒家圣文化的秀气孕育了他。后来的事实证明，儒家圣文化的灵秀沾溉了杜甫，而杜甫也从未辜负儒家圣文化钟灵毓秀之德泽。由此可见，前述闻一多等三位诗人兼学者的见解是非常独到和正确的。“熏陶滋养禀聪慧，开口卓然咏凤凰”，[17]对杜甫而言，这七龄之时与“圣鸟”凤凰的首次心灵邂逅和精神契合，又何尝不是一个千古的“奇绝”。
振翮壮游，即置身“少年盛唐”时代的少年杜甫以洛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南翥”“东游”。诗人漫游吴越、放荡齐赵、快意梁宋，正沉醉在自己自七龄就勃兴风发的豪兴壮思中，以为自己就是一只高贵非凡的凤凰；他窃比稷、契，以为自己就是上古稷、契那样的廊庙之器。甚至，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降临到大唐的瑞鸟，他“凤凰来仪”，他“自歌自舞”，他“向来吟橘颂，谁能讨莼根”（《与李十二白访范十隐居》）、“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甚至还让当年曾与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李白直呼他为“凤凰”。如其《金陵凤凰台置酒》云：“借问往昔时，凤凰为谁来。凤凰去已久，正当今日回。”李白可能还奉劝涉世未深的杜甫“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提醒他这只“凤凰”千万别跟那些刺蹙争餐的“群鸡”同流为伍。可以看出，这少年杜甫真是志豪气壮到了“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的地步。这是振翮高翔的凤凰“绝云霓，负雄心”的长鸣，这也是盛唐性格、盛唐精神、盛唐气象在少年杜甫心中的激荡回旋。读者千万不要忘了，杜甫从童年到壮年的四十多年时光，正是在盛唐极盛时代度过的。此时的杜甫，正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青春放歌、抱负高远的年龄，正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壮游》）的侠情飞扬的岁月，正是“性豪业嗜酒，疾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兴豪酣饮、血气方刚的华年。与七龄咏凤之时的雏凤清音不同，他那灵府中的力量已经渐壮渐大，渐雄渐奇。这羽翼渐丰渐美的凤凰，绝云霓，负苍天，振翮飞翥在九霄之上，他唱得何其自信豪宕，清越嘹亮！他飞得何其旷荡跋扈，诗意灵动，神采飞扬！
（二）从“青冥拓翅”到“凤鸣穷谷”：置身于盛唐忽乱时代的凤凰垂翅蹭蹬期
一个不知苦难为何物，官场为何地的少年杜甫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东游南巡的壮游之后接下来的西行西征，却是凤凰的中天拓翅，红埃落难。少年杜甫还有黄金可供倾囊，还有裘马可供清狂，而等到这一切不再的时候，他收起了放浪，收敛了清狂。成熟并清醒起来的诗人慢慢发现，这西行西征的尽头等待他的，不是梧桐、练食和醴泉，更不是盛唐的筵宴、彤廷的锡爵和立登的“要路津”，而是一个长达十年的“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京华旅食。这是诗圣杜甫这只凤凰的羽翮不展，困顿低昂，是他人生的一次挫败，亦即是他的悲剧——一只高贵圣洁的凤凰遭遇了它不该遭遇的厄运。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的人生命运发生了更大的逆转——命途更加多舛，苦难愈加深重。此后，接踵而至的人生挫败与苦难，是一个无止境的泥泞险滩和江湖穷谷，是无休止的战争的烽烟、疮痍和血泪，是痛入骨髓，不堪负荷的冷遇、罢黜和弃置，是饥饿、疾病、死亡和恐怖驱赶下永无前景的流浪生涯与草堂生涯。当然，它也是杜甫这只凤凰的凤落中天、凤鸣穷谷；当然，它还是杜甫这位千古诗圣诗歌生涯的蜕变期、转捩点和高峰期。正如冯至在《杜甫传》中所说：“在杜甫的一生，七五九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的成就。这年他四十八岁。”[18]即以他的“一岁四行役”为一大关捩，前后耸起了两个诗歌的千古绝唱：一个是人称以“三吏”“三别”等为代表的“诗史”巨峰，另一个是自为以《壮游》等为代表的“心史”长卷。当然，祖国的万水千山、云情物态同时也被他尽收眼底、尽展笔端，并绘制成一幅幅大千“图经”——这应该是祖国山川物华给予一个“在路上”的行吟诗人最好的馈赠。这一时期，与时代境遇的骤变相应，杜甫这只大唐的凤凰开始“落”了：凤凰落，凤凰落在那落凤的谷——秦州东柯谷；凤凰落，凤凰落在那落凤的台——同谷凤凰台；凤凰落，凤凰落在那落凤的山——湖南衡岳山，同时也开始“涅槃”了：在那关山陇坂，在那巴山蜀水，在那湖北湖南。纵而观之，这是一条凤凰涅槃，成就诗圣的“天路历程”——由封建贵族阶层的子弟转而为布衣，从身居庙堂转而为走向民间江湖，自贵族阶层的士大夫文人转而为蒿目民艰、为民请命的人民诗人，他那美伦美奂、精美绝伦的凤凰歌吟也由向上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转而为倾下的“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寒水险山他日路，壮其垂老越艰难”。[19]杜甫的一生饱尝穷困与兵燹、挫败与苦难，是极具悲剧性的，甚至还充满了一种反讽的意味，但同时也是非常悲壮、坚贞和顽强乐观的。只要和他同时代的其他遭遇人生挫折与人间苦难的诗人比一比，就可以感觉到杜甫即使言愁言苦，泄恨泄怨，也是雄者的愁苦、强者的恨怨和仁者的悲戚，别具一种凤凰般的高贵气度、仁者情怀，又自有一股凤凰般的悲壮雄杰之气充溢其间，激荡其中。就是其华州的“拜冠远游”也是直可与陶渊明的彭泽“弃官归隐”同日而语的豪壮之举。杜甫就是杜甫，就像那凤凰就是凤凰，他的长安十年，他的“一岁四行役”，他的巴蜀五载，饱受了那么多的政治挫败、生活困顿、人生磨难，但他挫败而不消沉、困顿而不迷惘、磨难而不气馁、失意而不失志，永葆那颗赤子之心、仁者之心，不失那种凤凰之志、凤凰情怀。于是，我们看到置身这一时期的杜甫，他的眼光变得开阔敏锐了，胸襟变得博大深沉了，意志变得坚忍顽强了，性情也更加仁厚和乐观了，诗情也趋向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了。他已经朝着诗圣迈出了关键性的、跨时代的一大步。即如前文所论，而就在这种外在生命的降落过程中，诗人内在精神以及诗歌艺术却开始了反方向的蜕变或飞升态势，仿佛凤凰的涅槃。
比较诗人两个时期的人生，可作如下小结：与时代境遇的骤变相感应，诗圣杜甫的人生与情怀也发生了前后深刻的转变，从先前的凤鸣疏桐、凤翥云天转而为这时的独立苍茫，凤鸣穷谷，当年的少年豪兴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五）、“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劳”（《朱凤行》）的野老沧桑所取代。相应地，诗人的人生视角也由倾“上”转而悯“下”，诗人的角色亦由自命不凡的高贵之凤、祥瑞之凤转而成为刨心沥血哺育幼凤或护佑众鸟并替众鸟担荷苦难的仁慈之凤、荷难之凤，诗人的凤鸣也由清丽转而悲壮、又清狂转而沈雄，由清越转而苍凉，盛世之音转而为乱世悲歌，进而在为大唐的急衰而悲慨、为再光中兴而不遗余力呼号的后半生，实现了人格的完善和精神的升华——凤凰涅槃。
（二）从“鼓翼南翔”到“魂断潇湘”：置身于盛唐急衰时代的凤鸣楚天江湖期
雪潇在其与孟永林合著的《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一书中说：“杜甫就是一只不断遭遇挫败却一生不改高洁的人间凤鸟”[20]。他又说：杜甫“一生飘零却又性情高洁，实在就是一只飞临人间的凤凰”[21]。真是精识之论！借此我们进而将其一生置于凤文化视野下进行观照，则会发现杜甫一生之中除童年至少年读书、交游洛阳外，其他岁月几乎一直是在异地他乡飘零寓居的。他时常称自己是“天地一沙鸥”、“乾坤一腐儒”、“鹪鹩在一枝”、“老鹤万里心”、“白鸥没浩荡”。因此，确切地说，他应是典型的天地一“旅客”或天地一“野客”；更确切地说，纵观他北翥南翔，东游西征，直至亡命天涯，客死他乡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只飞临人间的凤凰”的浩浩长卷。与其说他一生飘零，不如说他这只人间的凤鸟一生都在天地飞翔，在他乡迁徙。因此而定位杜甫的一生，它实在是杜甫这只“飞临人间的凤凰”的“壮美传奇”，亦可谓他凤凰人生的“皇皇史诗”。其中他的“凤凰南翔生涯”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少年时期从洛阳出发的漫游吴越，第二次是中年时期从秦州南下同谷去成都的行役陇蜀，第三次是晚年时期离夔出峡，南飞楚天的流离荆湘。而所谓“鼓翼南翔”，即指诗人的这第三次南翔经历，而且，这一次南翔竟成了诗人前生缘定的宿命，竟成了他这只人间凤鸟的一个“寓言”。归纳起来：
七龄咏凤的“自占凤凰”，当是诗人的第一个寓言。对此，前文已有所论，恕不赘言。
四十八岁同谷咏凤所描绘的那个“中国古代文人心忧天下的高贵梦想”，应是诗人的又一个寓言。
我很赞同《杜甫评传》的作者陈贻焮对杜甫卜居同谷凤凰台下凤凰村所作的耐人寻味的解读：“老杜过凤凰台，有感而作《凤凰台》，表示愿刨心血以饮啄凤雏、待致太平。可见他的寓居于其下的‘凤凰村’，是很有深意的啊！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小序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能不能说，老杜的卜居于此，也是由于爱凤凰之名呢？”[22]相比之下，我更赞赏和乐于取证雪潇对诗人同谷创作《凤凰台》一诗的饶有兴味、引人入胜的叙写：
公元759年11月的某一天，杜甫一家终于风尘仆仆地到达了同谷县凤凰山脚法云寺下凤凰村旁的凤凰台边。……这凤凰台对于杜甫而言真是天造而地设或者说杜甫住在了凤凰台真是神差而鬼使——杜甫哪儿也不去，偏去寓居在一个叫做凤凰台的地方，这不是杜甫的命运使然，就是杜甫的心性使然！成书于乾隆六年的《成县新志》记载：“子美草堂，在飞龙峡口，水带山环，霞飞雾落，清丽可人。唐乾元中，子美避难居此，作草亭，有《同谷七歌》及《凤凰台》诸诗，后人感其高风，即其址立祠祀之。”
一切都已前生缘定！
……
也真是怪了，杜甫对这个叫凤凰台的地方，还真的来了感觉，你看他的《凤凰台》一诗，皆为诗人面对“山峻，人不至高顶”的“凤凰台”而“望文生义”的幻想之词……[23]
依托雪潇的这一审视思维，我们再踵事增华：公元759年秋，杜甫这只人间凤鸟奇迹般地出现在陇右大地。在秦州的东柯谷，他曾试图留驻；在秦州的西枝村，他也曾试图留驻，但是，东柯西枝，他都难以依傍。公元759年冬，他又奇迹般地出现在同谷县的凤凰村，面对眼前高峻的亭亭凤凰台，长吟一首《凤凰台》，最终，他一声长啸，悲歌一组《同谷七歌》，然后振翮南去了……留下了他的117首陇右诗。这是何其富有传奇色彩和寓言意味的人生。
大历四年秋五十七岁诗人的潭州咏凤至次年春的魂断潇湘，这当是诗人的第三个寓言。
凤翼之下，穷谷蜿蜒；凤凰于飞，江湖满地。与陇右咏凤相隔了整整十年，到公元769年秋，杜甫这只人间凤鸟又奇迹般地出现在湖南的岳麓山下。此时此刻，这位已经饱经丧乱之苦、又贫病交困且经受着开元诗歌名流也是他的老朋友相继离世带给他巨大精神痛苦折磨的老凤，当他望着眼前的岳麓山想到远方的南岳，慨然唱出了那首自七龄咏凤，继同谷咏凤之后的又一首咏凤力作《朱凤行》——这是魂断潇湘的杜甫在他人生日暮途穷之年的潇湘绝唱。至此，诗中之圣与鸟中之圣奇迹般的契合为一了，诚如葛晓音教授所言：“到了杜甫去世的前一年所写的《朱凤行》里，凤凰完全成了他自己的象征。”[24]诗云：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
侧身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劳。
下悯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
愿分竹食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
尽管“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南征潇湘的诗人是那样的贫病交煎、孤凄无依，但这一切都没能让他堕青云之志，失凤凰情怀，而是愈穷弥壮，穷且益坚；虽然“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然而在老病南征的艰难苦恨岁月里，他仍不失“君恩北望心”和“恻隐仁者心”，他的一颗济世忧国之心始终不渝。诗中仁爱善良的朱凤其实就是诗人自我形象的真实而深长的写照，诗人咏凤其实就是咏己。结尾两句化用《庄子》“惠子相梁”之典，又反用建安诗人刘桢《赠从弟》“凤凰集南岳”之诗意，意即愿分竹食惠及蝼蚁使其皆得生存，而不屑也不顾恶禽鸱鸮的号叫，可知诗人不但仁爱善良，而且正直不阿、凤骨凛然。诗中以百鸟喻苦难中的黎民百姓，以鸱鸮比贪恶的权贵官吏，情怀何其美善，志节又何其坚贞！
更为奇妙又更有寓言意味的是，诗圣人生迟暮之年的流寓地和绝命处竟然是千古帝圣虞舜巡游死难之域和千古诗魂屈原的放逐殉道之地，在湘水的东面，又是传说中潇湘妃子泪染翠竹和湘灵女神月夜鼓瑟的洞庭湖。两位名炳千古的伟大诗人不但异代同调，而且竟然还异代同归——潇湘之滨，俨然就是自古圣者的“落凤坡”。诗圣杜甫流离荆楚、客死湘滨，这究竟是他有意要追寻千古诗魂呢，还是这本身就是他这只人间凤鸟的宿命？天意悠悠！这真是一个千古奇绝的寓言！同时又何尝不是自屈原以来一切伟大诗人都不能避免的悲剧。的确，杜甫与屈原虽时隔千载，萧条异代，但两位伟大天才引发后人扼腕、叹息的人生际遇和悲剧命运却是一样的，笔者因此非常认同冯至在《杜甫传》结尾总结的一句话：“杜甫的一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悲剧”[25]。
魂断潇湘的绝响。众所周知，孔子绝笔于获麟，李白绝笔于《临路歌》，而《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则是杜甫的绝笔诗。此诗作于大历五年冬自潭州去岳州的途中，诗成后不久，诗人即病逝于那条送他东出夔门，载他浪迹潇湘的旅舟之中，几乎大半生都“在路上”的一代诗圣就这样魂断潇湘，走完了他漂泊难驻、苦难影随而又高洁、悲壮、顽强、悲悯的史诗一般人生。从其绝笔诗可知，他在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凤凰”之志，仍耿耿于怀“凤凰”情结。开首“轩辕休制侓，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四句发轫定调，先“抑”后“振”。先言雅音废绝，盛世难再；干戈未止，中兴无望，弦歌之错似将休矣，凤凰之鸣似将绝矣——这是“抑”。然结合全诗细加揣摩即可发现，这并不是凤凰的“式微之叹”，而是凤凰的“回春之想”，是“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魔球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的矢志不渝，是“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的壮心不已——这是“振”。诗中轩辕、虞舜特指圣君，关乎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夙志。据史书记载，轩辕制律以听凤凰之鸣、调八方之气（《汉书·律历志》），虞舜弹琴以歌南风之诗、解黎民之愠（《汉书·乐书》），而杜甫在生命弥留之际“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即明言自己生命不息，凤鸣不止，杜甫至此，可谓将做人和作诗都推向了极致。
对于一代诗圣杜甫的一生，康震教授是这样总结的：“杜甫跌宕起伏的求官之路和苦难坎坷的生活历程充满了艰辛，他所经历的政治挫折、贫穷、饥饿、疾病、逃亡，都是一般人无法想象和承受的。但也正是因为这些苦难与坎坷，才铸就了杜甫那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才造就了那一篇篇超越时空的动人诗篇，也才最终成就了他‘诗圣’的美誉，他的诗也被后世称为‘诗史’。”[26]康震教授所探求和总结的虽是杜甫的成“圣”之路，但他山之石正可用来印证本文所论杜甫的“凤凰人生”之旅。另有邓魁英、聂石樵两位学者对杜甫五十八年人生之认知意义所作的高屋建瓴，中肯精到的评价，也可作为本文立论的有力支撑，特引用如下：“杜甫的一生是用诗歌谱写的一个悲剧，它的意义在于揭露了唐王朝盛极而衰这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矛盾、动乱、黑暗和腐朽，揭露了形成他的悲剧的那个恶劣的社会环境，从而展示了他那种坚韧、不屈、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精神。”[27]
综上，在凤文化视野中观照诗圣杜甫其“凤凰人生三步曲”，我的最后结论是：诗圣人生即凤凰人生，而且诗圣杜甫的一生，实乃一个凤凰的传奇，一个凤凰的悲剧，一个凤凰的寓言。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引起杜诗学界对“诗圣杜甫——鸟圣凤凰”学术构想的重视，并可望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迪。
[1] 袁珂：《山海经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2]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3] 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4] 王正伟：《〈凤凰台〉杂论》，天水师专中文系编：《杜甫陇右诗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298页。
[5] 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6] 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7] 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8] 闻一多：《古诗神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9] 周勋初：《刘勰的两个梦》，《周勋初文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10] 闻一多：《古诗神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181页。
[11] 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12] 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13] 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14] 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15] 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16] 闻一多：《古诗神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17] 林家英：《诗圣杜甫颂》，《天水晚报》（2006年8月19日文化·专题栏目）。
[18] 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124页。
[19] 林家英：《诗圣杜甫颂》，《天水晚报》（2006年8月19日文化·专题栏目）。
[20] 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21] 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代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22] 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2页。
[23] 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279页。
[24] 葛晓音：《杜甫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25] 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26] 康震：《康震评说诗圣杜甫》，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8页。
[27] 邓魁英、聂石樵选注：《杜甫选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