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美国历史上最具隐蔽性的联系中包含了美国黑人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共同经历，他们为美国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美国文明的三元世界——印第安世界、欧洲世界、黑人世界（美国黑人）由此日益融为一体[1]。美国黑人与美国印第安民族的跨文化联系以其志趣、价值观和文化中的共性为特征，胡克斯（bell hooks）誉之为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对自然、生命和祖先的共同敬畏和尊重”[2]。贝尔·胡克斯写道：“让我们牢记，在两族人民相遇之初，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彼此不同，但在同一世界大家庭中，他们实为一体。”[3][4]当美国黑人与美国印第安人的汇聚成为两族人民协同发展之源时，一些历史因素导致两族关系开始紧张和失衡。如一些文学作品所影射的那样，虽然共享的文化观念和历史境遇促进了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白人主流群体的种族歧视观念与政治思想一直在离间两族人民的手足之情，消抹彼此经历的交融与和谐。康拉德·肯特里弗斯（Conrad Kentrivers）在诗中写道：
所有黑色与美丽的事物
你的印第安祖母编织着悲惨的故事，
直至大海吞噬了你和所爱的悲伤
无论港口和其他鲜有黑人弟兄知晓。[5]
针对美国黑人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关系，福布斯（Jack D.Forbes）如此表述：“尽管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有着复杂血统……由于种族主义强行对其进行族裔分化，原本复杂的族裔传统因而变得简单化。”[6]福布斯呼吁学者对此境况进行补救，将浅显单一的白人/非白人等种族划分还原为精确、多元的现实存在。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1944—）（以下简称“沃克”）的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正是对福布斯呼吁的积极回应。她的作品不仅反映沃克自己的美国黑人和印第安等多元种族身份，还以叙事、神话、宗教、人物的多元身份等文学元素为符号，再现两族人民在历史与现实中的交互融通，揭示两族人民因被剥削、被奴役、被压迫的历史所致的被消声、被边缘、被遗忘的相似境遇。
然而，目前有关美国文学中的种族和文化关系的问题研究大多关注黑人/白人的两极划分，并未揭示美国社会或文学中跨种族、跨文化的历史画面。作为一个具有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特性的国家，美国自建国伊始便以美国印第安民族的多样性为特征，这些美国印第安人民为了自身的生存一直与其他文化背景的族群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接触，其中多数为美国黑人。因此，要想对美国文学进行相对全面动态的理解，学界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颠覆了简单的黑/白极化的文本，复原渗透于文化、信仰、群体以及美国身份等诸多方面的混杂景致。沃克在其作品中进行了此种多维书写，以此凸显自身混杂性身份的主体意识。
沃克的生活背景富于多元性。她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伊顿敦一个普通的南方乡村佃农家庭，母亲具有大部分印第安血统，“是切诺基人，有着印第安人的真正信仰”[7]；父亲虽是美国黑人，但具有部分白人血统。沃克在其诗集《马儿使风景更美丽》（Horses Make A Landscape More Beautiful）的开篇诗歌《献祭》（“Dedication”）中记录了这段家史：
献给两位几乎消逝无踪（的祖先）：
我的“部分”切诺基血统的曾外祖母
泰鲁拉（Tallulah）（祖母鲁拉）
我母亲方面的
关于她
只有一事
周知：她的头发很长
可身坐其上；
还有我的白人（盎格鲁-爱尔兰？）
曾祖父
我父亲方面的
不知姓名
或许是沃克（Walker？）
他唯一被记住的行为
强奸了
一个孩子
我的曾祖母
生下他的儿子，
我的曾祖父，
她那时十一岁。（xi）
沃克的家史折射出美国人、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复杂交融的过去，但沃克敢于呈现“完全、真实的自己”[8]，将自己视为有着黑人、印第安人和白人的三重身份，并在文集中写道：“我们是北美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儿。我们是黑人，不错，但我们也是白人，我们还是印第安人。”[9]沃克认为，承认祖先是因为“我们记得他们/因为容易忘记：我们不是第一个/受苦、反抗、战斗、热爱和死亡；我们拥抱生活时所具有的尊严/即便有苦痛与伤悲，衡量所逝去的一切”[10]。沃克的第一任丈夫是白人，他们是密西西比第一对跨越黑白种族婚姻的合法夫妻，并育有黑白混血的女儿。这种复杂多元的种族文化背景丰实了沃克的文学创作。
沃克与文学的结缘可追溯至其童年的创伤。八岁时，在与哥哥们玩“西部牛仔”游戏时，假扮印第安人的沃克被哥哥的玩具手枪打伤了眼睛，造成右眼永久失明。这一事件对沃克而言犹如噩梦，影响了沃克的整个人生：
正是从这时起，我从一个孤独、寂寞者的立场，从被遗弃者的立场，开始真正观察人生，开始真正注意各种关系，开始耐心等待它们的结局。我感到自己不再是小姑娘了，是大人了。还因为自己难看，内心羞愧难当，我退缩到孤独的角落，阅读故事，开始写诗。[11]
这一突发事件令沃克快乐的童年戛然而止，却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她未来从事创作的基础。此外，这次游戏喻示了沃克对自身印第安部分的本性接纳：沃克因“扮演”印第安人而受伤，此伤事出偶然，但细致想来，“作为印第安人”对沃克别有寓意，不只作为文化脚本的儿童游戏记录了印第安人（以及“假扮”印第安人的沃克）受伤的宿命，历史还告诉人们，奴隶制、跨种族和跨文化融合已将美国黑人、美国印第安人和美国人紧密相联。
沃克真正步入文坛再次源于其人生创伤，第一部诗集《昔日》（Once，1968）标志着沃克文学生涯的开端。诗集中的大部分诗歌皆是关于沃克的意外怀孕、堕胎、亲情的冷漠和绝望中企图自杀的痛苦经历。当沃克鼓足勇气直面人生时，她便“一组组地写诗”[12]，寻找那种赋予生命并维护生命的独特表达。沃克坦言：“当我高兴时（或既不高兴也非哀伤时）写论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诗歌，即使是愉快的诗歌，也是悲伤积聚的产物。”[13]写作因此成为沃克的一种倾诉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温切尔（Donna Haisty Winchell）就此断言，沃克“已经将其作品视为祈祷，就像她的《昔日》一样拯救了她的生命”[14]。
沃克将其人生经历和意识形态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创造出“妇女主义”（womanism）一词，阐述自己的人生理念：
妇女主义者……是一位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者。通常具有不同寻常的、有冒险精神的、大胆的或不受拘束的行为。有责任心、敢担当、认真；爱其他女性（性爱或非性爱的）。……也会爱具有独立个性的男人（性爱或非性爱的）；对人类（男女包括在内）的生存与整体完整负责。……非分裂派……不同肤色的种族犹如一个花园，各种颜色的花朵都会在这里开放。……妇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如紫色和淡紫色。[15]
沃克的“妇女主义”诠释了一种理想的女性生存状态，彰显有色女性的生存智慧，重视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文化对女权主义产生的影响，强调女权主义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沃克对政治的敏感、对美国黑人与美国印第安传统文化及历史的关注成为其创作之源，文学硕果累累。自1968年第一部诗集《昔日》问世以来，沃克已出版作品30多部，其中包括《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The Third Life of Grange Copeland，1970）、《梅丽迪安》（Meridian，1976）、《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1982）、《宠灵的殿堂》（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1989）、《拥有快乐的秘密》（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1992）、《父亲的微笑之光》（By the Light of My Father's Smile，1998）和《现在是敞开心扉之际》（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2004）7部长篇小说；《爱情与烦恼》（In Love & Trouble，1973）等3部短篇小说集；《寻找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1983）、《以文为生》（Living by the Word，1988）等8部散文集；《昔日》（Once，1968）、《革命的牵牛花》（Revolutionary Petunias，1973）、《马儿使风景更美丽》（Horses Make a landscape Look More Beautiful，1984）等7部诗集。此外，沃克还编辑了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作品，并在其他期刊杂志上发表诸多文章。
沃克在诗歌、散文、长短篇小说等各领域成就显著：短篇小说集《爱情与烦恼》获得国家艺术和文学研究院罗森塔尔奖；诗集《革命的牵牛花》获得莉莲·史密斯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长篇小说《紫颜色》更是夯实了沃克的文学声誉，获得1983年度代表美国文学最高荣誉的三大奖项——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沃克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紫颜色》被称为永恒的经典，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是世界上被重读次数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16]。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文坛上，《紫颜色》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长达一年半之久。女权主义者，《妇女》杂志的编辑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认为，这部小说“能将一个强大的声望转变为举国皆知的通俗与文学事件”[17]。普雷斯科特（Peter Prescott）在《新闻周刊》上评论道：“我敢说《紫颜色》是一部具有永久意义的美国小说。”[18]而就作者沃克，赫尔（Gloria Hull）早在1982年《紫颜色》出版之际便将沃克视为“黑人女性文学‘复兴运动’的灵魂人物之一”（vi）；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誉之为“一位完全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19]。
沃克写道：“写小说是我身为美国黑人-印第安成年女性的责任意识。”[20]从此言可知，沃克自觉担当美国黑人和印第安等族裔妇女的代言人，履行艺术家责任感，以其所受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的政治与生存境况为素材，描写她们的“爱与恨、欢乐与悲伤、幻想与绝望，歌颂她们顽强的生存能力与在逆境中奋斗的坚强意志”[21]。沃克还以伤感、怀旧的笔触再现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民与自然万物的亲缘关系，将在基督教思想中“受人类管辖”的自然提升至与上帝等肩的高度，强调自我完整的精神追求，如王逢振之言，沃克“敬畏整个世界……懂得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22]。
沃克不仅敬畏世界，她还将文学创作“根植于对自然和人类的爱”（AWL，xx），并且为了未来，“去拯救那些不寻常的生命”[23]。沃克的确为美国乃至世界文坛拯救了一个不凡的生命——赫斯顿，正是沃克将赫斯顿从被埋没、被淡忘的历史尘埃中发掘出来，重新编辑和出版赫斯顿的作品，从而引发学界对赫斯顿作品和创作思想的研究热潮。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倾向寻找一位女性祖先来发现自己的创造力。之于沃克，她将赫斯顿视为自己的“文学之母”，震撼于赫斯顿作品中所洋溢的“种族的健康，一种黑人是完整、复杂、未被损毁的人的意识，这种意识在众多黑人创作和黑人文学中前所未有”[24]。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沃克阐明与赫斯顿的文学关联和承继意义：“一个民族不能抛弃自己的祖先，如果祖先被遗忘了，作为艺术家，作为未来的见证者，我们有责任将其寻回。”[25]
沃克对自己多元祖先的认同延至对文学祖先的多元认定。在沃克所列出的文学先辈名单中，赫斯顿位列第一，其次是图默（Jean Toomer）[26]，沃克称之为小说家、诗人、幻想家，是一位关心女性并与沃克有着同样美国黑人和印第安混合血统的男人。此外，白人作家伍尔夫和福克纳也包含其中。可见，沃克的文学传统跨越多重边界，她对血缘和文学祖先的强调源自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并将自己融入这些文化的历史脉传之中。
罗伯特·伯纳（Robert En Berner）认为，“过去的五百年，美国文化不断呈现互相渗透的复杂景致。这个现象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我们要了解美国意识这个概念，就必须了解这一点”[27]。沃克的作品可谓发掘美国意识的窗口之一，她的文学世界过去与现在同现、现实与梦幻并存、黑白边界模糊、黑人与印第安民族文化互融，凸显多元传统和多重声音交织混杂的丰富内涵。然而纵观国内外学界对沃克的研究，尽管沃克的名字频繁见诸美国黑人和女权主义的研究中，她文本中的印第安元素却鲜有提及，使研究缺失客观性和全面性。
就国外研究而言，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有哈罗德·布鲁姆主编的《艾丽丝· 沃克》（Alice Walker），该书收录学者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13篇文章；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主编的《艾丽丝·沃克：批评的视角，过去与现在》（Alice Walker：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艾肯那·迪耶可（Ikenna Dieke）主编的《艾丽丝·沃克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Alice Walker）以及唐纳·温切尔（Donna Haisty Winchell）的专著《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等，其中沃克的黑人、女性意识为学界的关注重点。学界对沃克创作的评价褒贬不一，观点各不相同。一方面，一些女性批评家从黑人女性主义视角对沃克赞誉有加，如黑人女评论家巴巴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认为：
沃克有意且真实深入地揭示黑人妇女生活的恐怖本质……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像沃克这样如此深入地揭示黑人妇女的人生经验，在黑人文学、女性文学乃至美国文学中皆为罕见。因此，沃克对这些经验的每一点真实叙述都是一种创新。[28]
巴巴拉·克里斯琴（Barbara Christian）分析了沃克的前两部小说《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和《梅丽迪安》中的自杀、杀婴、谋杀、性爱以及种族压迫等议题，将沃克的作品喻为“百衲被”，指出沃克塑造了“面对南方社会的多重压迫仍能顽强生存的黑人女性胜利者形象……是重新定义‘女性’和深化‘人类经验’的当代黑人女作家之一”[29]。玛丽·海伦·华盛顿（Mary Helen Washington）对沃克的《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梅丽迪安》和诗歌进行解读，根据沃克作品中的“三类女人”[30]将两部小说的所有女性人物对号入座，描画女性从麻木到内省的自我发展过程。华盛顿称沃克为“黑人妇女的‘辩护士’，为了捍卫一个事业或一种立场而发言和写作”[31]。
另一方面，男性批评家多从男权意识出发，对沃克创作持攻击之词，认为沃克的作品“危害了黑人社会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必须从学校的教科书中清除出去”[32]。有评论者认为，沃克的作品存在“瓦解社区团结、改写种族主义、丑化黑人男士形象”之嫌。[33]也有学者觉得沃克在黑人女性的塑造方面具有“一种强烈的恶魔意识”[34]。还有学者将沃克的作品与沃克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联系起来，认为沃克作品中“所有与沃克主人公有性爱关系的男人都可能是沃克父亲的面具”[35]。类似批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邦妮·布兰德林（Bonnie Braendlin）针对学界对沃克的评述指出，诸如“嫉妒、憎恨”等评价有些片面，“体现一种男权机制”[36]。沃克本人亦专门撰文辩言：
自儿时起，我就对黑人男性情感中的浓浓慈爱充满依赖，并在我的作品中充分体现。每当我在人生之旅中驻足，寻求健康、完整、真实和创造性时，这种情感如影随形。马利（Bob Marley）、德勒穆斯（Ron Dellums）、曼德拉（Nelson Mandela）、黑麋鹿（Black Elk）等大量健在或已逝的黑人和印第安男性与我同行……更为重要的是，内心中我对黑人男性的情感尤为亲切。他们不屈不挠、内心温柔、热爱自由。[37]
可见，沃克并非憎恨所有黑人男性，她所反感的是那些压迫、欺凌女性同胞的黑人男性。在其小说中，读者清晰可见多位可亲可敬的黑人男性形象：《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中改过自新的慈祥祖父格兰奇、《紫颜色》中尊重女性的塞缪尔、《宠灵的殿堂》中善良体贴的海尔先生以及《拥有快乐的秘密》中疗愈女性创伤的皮尔瑞等，他们均具有令读者钦敬的良善与担当。评论者之所以有失客观地评论，如盖茨所言，源于“他们宁愿关注黑人女作家的生活，对作家本人及作品略而不论”[38]，因而造成对作品超越文本内容的主观臆断。
此外，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也备受国外学者青睐。埃兰（Tuzyline Jita Allan）的专著《妇女主义与女性主义美学》（Womanist and Feminist Aesthetics，1995）将妇女主义作为“身份形成”（identity formation）模式的主线，认为沃克既表现与所尊重的两位白人女作家伍尔夫和奥康纳在种族与文化上的差异，又意识到自己与她们的关联。这种公开的亲和性突出了沃克妇女主义工程的规范性[39]。在布鲁姆文集中，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更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威利斯（Susan Willis）研究了沃克作品的女性角色，冠之以“革命的牵牛花”之名；萨多夫（Dianne Sadoff）审视沃克对母系文学传统的需求，宣称赫斯顿为其“文学之母”。还有文章探讨沃克作品中体现妇女主义思想的女同性恋关系。然而，作为文集主编的布鲁姆在前言中自言对沃克的文化与文本缺乏了解，却定论沃克是“代表时代的作家”[40]，这种对沃克作品的主观评价影射了学界对沃克研究的先入为主和有失客观的研究现实。
学者还从文化批评的视角将沃克的创作及接受置于文化冲突中进行研究，探讨沃克与黑人文化文学传统和非洲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文本阅读与黑人的现实处境结合起来阐释沃克作品的价值。基思·拜厄曼（Keith E.Byerman）的《捡拾杂粮：近期黑人小说传统与形式》（Fingering the Jagged Grain：Tradition and Form in Recent Black Fiction，1985）追溯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当代小说创作技巧和民俗文化融合的文学运动，拜厄曼将沃克与托尼·凯德·班巴拉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在女性主义意识和民间文化对现实主义传统的运用方面存有共性，但沃克的创作更强调黑人女性遭受白人与黑人男子的双重压迫。这些评论证明，沃克对黑人妇女文化传统的发掘与表现对确立黑人妇女文化身份起到了积极作用。
叙事学的批评视角成为对沃克作品研究的新视点，其中艾里森·巴特勒·艾万斯（Ellison Butler Evans）的专著《种族、性别、欲望：班巴拉、莫里森和沃克小说的叙事策略》（Race，Gender，and Desire：Narrative Strategies in the Fiction of Toni Cade Bambara，Toni Morrison，and Alice Walker，1989）较为突出。他将叙事学与妇女主义批评理论、符号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等批评视角结合起来，考察小说中种族与性别之间的张力。艾万斯指出沃克作品的整体发展趋势，认为叙述重点由种族解放意识向黑人女性主体意识转变，赋予了黑人女性，尤其那些被种族、性别和等级制度边缘化的女性对自己和历史发声的能力。艾万斯注意到沃克叙事话语的变化，敏锐地把握了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但没有深入分析在这一发展趋势中沃克文本的叙事策略与其多元族裔文化传统间的延绵关系。
值得一提的还有玛丽亚·劳瑞特（Maria Lauret）和格里·贝茨（Gerri Bates）两位学者分别在2000年和2007年出版的专著《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这两部专著将沃克的小说与沃克的政治观、社会行动主义和精神性联结起来，从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新时代精神等视角阐释沃克对生态、精神和有色人种的文化思想，比较沃克与伍尔夫的联系，肯定沃克与早期黑人女作家之间的继承关系，并陈述沃克建构自己作为作家和行动主义者等文化身份的积极意义。劳瑞特还试图为沃克作品争议颇多的读者反应作出解释，故而淡化对作品的批判性。怀特（Evelyn C.White）于2004年出版的《艾丽丝·沃克传》（Alice Walker：A Life）不仅详述了沃克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成就，还以对沃克和亲友的大量访谈实录为基础，不吝笔墨，描绘沃克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强调沃克的文学创作对美国文坛的深远意义。对于那些希望了解沃克生活、创作背景和过程全貌的读者，此书堪称相对综合全面的优秀之作。遗憾的是，在如此翔实的文献中，怀特未曾提及沃克多次宣称的美国黑人-印第安身份。
国内学界对沃克的研究与国外研究类似，经历了从简单译介到文本深研的过程。《紫颜色》获奖后，国内学者对沃克的研究随之拉开了序幕。几位专家学者首开先河，对《紫颜色》进行评介和主题探讨：董衡巽主编的《美国文学简史》对沃克和《紫颜色》进行述评；杨仁敬的《美国黑人文学的新突破——评艾丽斯·沃克的〈紫色〉》、乔国强的《艾丽丝·沃克和她的〈紫色〉》和杨金才的《焕发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光辉的杰作：试评艾丽丝·沃克的〈紫色〉》均对《紫颜色》的主题和创作思想进行了深度阐释。此外，陶洁翻译的《紫颜色》汉译本于1998年在国内出版，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翻译见诸报端。21世纪的国内学界对沃克的研究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纷纷加入对沃克研究的大潮，使沃克成为国内美国文学和美国女性文学研究领域中备受青睐的作家之一。根据中国知网的文献记载，有关沃克的期刊文章和学位论文400余篇。但同国外的沃克研究相仿，国内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沃克的几部作品，尤其以《紫颜色》为最。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同样成为国内沃克研究的热点，占据研究总数的绝大部分。这些文章或对妇女主义进行介绍和评说，或从妇女主义视角对沃克几部作品中人物的个性发展、生存境况、人物之间的关系、女性意识的提升等议题进行分析。也有文章以妇女主义为理论框架进行不同作品、不同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最近几年，学者还将沃克的妇女主义与生态批评联系起来，开始关注作品中的生态问题[41]。国内亦有从种族、文化、叙事等视角对沃克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但尚属凤毛麟角。
国内有关沃克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共三篇。唐红梅的《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托尼·莫里森与艾丽丝·沃克作品研究》对莫里森和沃克创作中的性别、种族、阶级间的纠葛进行研究，发掘三者间的关系对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王晓英的《对生存完整的追寻：艾丽丝·沃克的妇女主义文学创作研究》以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为核心，对沃克的妇女主义文学特征进行合理归纳，并从社会历史意义与价值两方面进行整体评价；王冬梅的《种族、性别、自然：艾丽丝·沃克小说中的生态女人主义》以非洲中心主义的生态女人主义（Afrocentric Ecowomanism）为理论依据，对沃克的《梅丽迪安》《紫颜色》《宠灵的殿堂》三部小说所体现的生态女人主义思想进行研究，系统分析三部小说关于种族、性别和自然的生态女人主义思想。
纵观国内外研究，不可否认，国内外学者对沃克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学界对沃克的研究仍多局限于单部作品，《紫颜色》仍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宠儿”，妇女主义思想则为诸多研究的主要工具。“如果将艾丽丝·沃克的文学创作视作一个整体，并冠以一个能够体现其特征的名称，那么当然非‘妇女主义’莫属。”[42]由于妇女主义思想的深远影响，国内外学者大多如以上引语所言，将沃克的作品及其本人贴上妇女主义标签，忽略了沃克作品和精神发展的动态变化。沃克在1984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个月我就40岁了。我感到在某些方面，我已经完成了我前期的人生工作，而且圆满完成了。”[43]换言之，1984年是沃克精神与创作富于转折性的一年，而这个转折在沃克的《我的大哥比尔[44]》（收录于《以文为生》）一文中被清晰表述出来：“1984年秋……我走出了持续已久的政治休眠和精神重估期……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内在的大部分是印第安意识。”[45]沃克本人的个性表白不仅为其创作生涯划定新的界限，还预示了此后作品在性质和形式上会因其“印第安意识”有所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妇女主义思想在沃克的创作和精神发展中并非一枝独秀，它与印第安意识并驾齐驱，在沃克的作品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以文为生》虽然明确了沃克的精神、思想和创作重心的转变，并在后期作品中付诸实践，但学界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时至今日，学界仍对沃克渗透于作品中的美国黑人、印第安交互融合的表现方式鲜有触及，因而削弱了作品中多元传统和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丰富内涵。这是对作品中那些不宜以妇女主义（即便内含妇女主义因子，也不宜以点盖面）进行概而总述的内容之主观臆断。
詹姆斯·布鲁克斯（James Brooks）指出：“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被迫来到档案馆和/或田间，期望复原这些同为欧美扩张的受害者们团结互助的时刻。”[46]然而，詹姆斯·布鲁克斯意识到，要想承认这种复杂性，“除了了解这些具有混杂性身份作家的叙事与小说，别无他法”[47]。确如其言，沃克的作品再现了这种复杂性，不仅透射两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世界观，还塑造出多个兼具两族文化与血统的人物形象。仅以沃克的小说为例，早在第一部小说《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中，主人公格兰奇坦言，他相信印第安人是黑人的血脉同胞，他们不故步自封，亦不落井下石。切诺基和拉克塔族人（Lakota）在沃克的第二部小说《梅丽迪安》中意义重大。这部小说正是通过发掘（包括家族的）非洲人、美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之间的历史关联，展现美国印第安人的精神性、祖辈传统和神圣空间在黑人为权利而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第三部小说《紫颜色》中，沃克描写了斯佩尔曼神学院及其美国黑人和印第安混血的学生，其中的基督教传教士考琳所体现的印第安人的沉静与淡定为奈蒂所叹服。沃克的后期作品更加凸显美国印第安意识，《宠灵的殿堂》出现多位美国黑人-印第安种族文化混血儿，突出两族人民的诸多相似性。沃克更将小说《父亲的微笑之光》和《现在是敞开心扉之际》中那些迷失自我与精神异化的人物的生活或旅游空间迁至美国黑人-印第安混血的居住地墨西哥和亚马孙热带雨林，使之受到祖先传统文化的熏陶，最终获得身心疗愈。正是两族人民共同的历史境遇（共同遭受西方人的压迫与反对西方人的暴行）、相似的文化实践和宗教信仰使两族人民体验一种“亲情感”，能够携手互助，直面伤痛的历史与现实，寻找建构真实身份的道路。根据沃克小说发表的时间先后和小说主题的变化趋势进行审视，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克的印第安意识日益增强，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越发明显。
沃克对印第安文化的兴趣盈蕴于现实生活与创作中，因为“印第安文化艺术如地心引力一般在吸引着她”[48]，“印第安”成了沃克生命中难以割舍的情结，“它如同我的剑羽，没有它我无法飞翔”[49]。在与不同文化的对话与碰撞中，沃克既不愿看到承载自己美好理想的旧世界逐渐消失，又无法忍受新世界浮躁的社会现实，印第安民族和谐平衡的自然观念与自然紧密联系的道德伦理思想以及“印第安人轻踏大地时对自然万物特有的敬畏与尊重”[50]，都成为沃克亲近印第安、关注印第安和喜爱印第安的关键因素。在沃克看来，诚如美国文化学者罗伯特·斯皮勒（Robert Spiller）所言，“印第安人常常象征着人类因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而能达到的崇高境界”[51]。有鉴于此，沃克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通过文学创作将印第安人与印第安文化逐步带入了她的文学世界，在与美国和美国黑人文学与文化进行融合与对话的过程中表现自己对多元文化身份的认同。
然而，沃克对美国多元种族与文化的认同引发学界诸多争议，特纳（Daniel E.Turne）曾就此提出质疑并特地“证明”，由于切诺基人拥有黑人奴隶，欧洲殖民者离间切诺基人和美国黑人的关系，推行自己的殖民策略，所以“沃克作品中有关黑人-切诺基文化并非真实”[52]。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证明，正是由于切诺基人同样采用了奴隶制，才创造出黑人-切诺基文化（包括早期切诺基人和黑人逃奴、切诺基奴隶与黑奴等彼此之间的相互混杂）。沃克对切诺基祖先的认同表明其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亲缘性，证实人类是多元文化和多元影响的综合体之理念。乔纳森·布莱南（Jonathan Brennan）认为，“沃克有意为黑人切诺基人身份创造空间，并将自己的黑人切诺基身份发展为泛印第安身份”[53]。另外一位评论者卡利·切特伍德（Kiarri.T.H.Cheatwood）认为，“如果沃克主张她的切诺基身份，那就是在拒绝她的美国黑人身份”[54]。沃克自己则多次宣称，对美国黑人、印第安身份的认同是因为她两者皆是。在对种族歧视和环境恶化充满绝望时，沃克旨在将美国印第安人作为抵制这种破坏势力的启示，以帕特利夏·力雷（Patricia Riley）之见，“沃克宣告自己的多元文化与多元种族的身份认同旨在对抗主流社会刻意加诸她的单一种族身份，借此反映自己的美国黑人-印第安主体性”[55]。
巴巴拉·特雷希（Barbara Tracy）认为，“如果不对沃克作品中体现的美国印第安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分析，对沃克作品的评析便无圆满可言”[56]。特雷希对沃克的研究文章《艾丽丝· 沃克〈梅丽迪安〉的红-黑中心》（“The Red-Black Center of Alice Walker's Meridian ”）是目前学界触及沃克“印第安意识”的少数文章之一，对《梅丽迪安》中呈现的印第安神话进行分析。凯瑟琳·格里芬（Catherine Carrie Griffin）的博士学位论文《携手于历史：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女性创作中的政治与场所》（“Joined Together in History：Politics and Place in African American and American Indian Women's writing”）从空间视角审读当代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女作家的小说中有关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之间的历史与现实关系。该论文专设一章，从政治、历史、种族、民族以及场所等多方面对沃克的《梅丽迪安》进行研究，探讨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民的社会与政治变化。格里芬认为，沃克有意将黑人的民权运动和美国印第安历史建立联系，书写两族人民的同病相怜。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研究是卡拉·斯莫斯科瓦（Karla Simcikova）的专著《充实地生活：此地此刻》（To Live Fully，Here and Now），该研究关注沃克的精神性发展过程，认为沃克的“印第安意识”对其精神发展功不可没。该著作以沃克的后几部作品为研究文本，但论述略显片段化和故事化。以上研究尚未形成对沃克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但为更系统、客观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本书重新审视于美国主流文化边缘处不断为自己多元身份进行言说的沃克及其作品，探寻沃克在质疑美国主流文化和批判美国黑人潜在性弊端时所采用的混杂性书写策略。文学具有历史性，文学创作则是创作主体建构自我意识的过程。如何在文学中再现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民共享的历史，如何摆脱两族人民以往被彼此分隔的状态[57]，这是沃克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认为，“居于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每个人总是不同程度地变得不真实：深陷多元文化之间，与他人密切关联”[58]。沃克通过作品演现着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三重血统混杂性身份的认同，显化白人文化、美国黑人文化和印第安文化对创作的交互影响，使自己被界定的美国黑人身份“变得不真实”。由此，沃克通过作品关注权力和权力的运行机制，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正名，并重新诠释这段因权力机制而被淡忘的历史原貌。
克鲁帕（Arnold Krumpat）指出：“在当代美国文学中没有‘纯粹的’，或严格意义地说，‘自治的’少数族裔文学。”[59]沃克的跨种族婚姻、美国黑人、印第安和主流文化等多元文化背景及其小说、自传体散文、诗歌等各类样式的互为补充形塑了沃克文学创作的混杂性，串成沃克精神和思想发展的一根主线，凝聚沃克对多元传统与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对全人类完整生存的关注。有鉴于此，以巴巴（Homi Bhabha）的混杂理论为研究工具，对沃克的作品，尤其是对沃克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观照学界忽略的印第安因素，为沃克及其作品研究开辟另一空间。
“混杂”（hybrid）一词意为混杂或杂交，分别用在生物、语言、文学和文化领域。语言学中有关混杂的讨论应首推巴赫金，他在1968年将语言的混杂现象引人文学研究中，提出文学作品的“杂语”（heteroglossia）特征和文体的混杂性（hybridity）。巴赫金对混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长篇小说话语混杂性的研究，他认为，话语的混杂及作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是“小说得天独厚之处，是戏剧体裁和纯诗歌体裁无可企及的”[60]。对巴赫金而言，混杂描绘的是语言，即使在同一句话中也可以是双声的：
什么是混杂化（hybridization）？它是在一个单一的话语（utterance）范围内对两种社会语言的一个混合，是在一个单一表述的竞技场上发生在两个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一场遭遇战。这两种语言意识或因时代、社会分化，或其他因素而彼此分离开来。[61]
这里的混杂阐明了语言可以既同一又差异的性质，它成为巴巴混杂理论的主要依据。巴巴对“混杂”的阐释使该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作为当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巴巴与萨义德、斯皮瓦克被誉为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巴巴关于文化、认同、民族的理论著述在全球文学界、文化界和艺术界均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代表作《文化的定位》一书中所提出的“文化混杂性”（cultural hybridity）概念成为巴巴的标志性概念。
巴赫金的混杂学说构成了巴巴混杂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在巴巴看来，巴赫金强调一种发声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话语的双重性（而非二元性或二元对立）的协商开始了一种新的言语行为。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将巴赫金的“混杂”与后殖民研究并合，试图通过混杂性（hybridity）策略颠覆殖民话语权威，进而揭示被殖民文化与殖民权力在彼此互动中产生的含混矛盾现象。
巴巴的“混杂”指的是不同种族、不同种群、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等相互混合的过程，在殖民语境中，混杂是被殖民者对殖民文化和话语的霸权地位进行质疑、颠覆的一种策略，是“殖民地话语的一种问题化，它逆转了殖民者的否认，于是‘被否认的’知识进入主宰性话语，并疏离了权威的基础”[62]。换言之，殖民权力的后果产生了混杂化，瓦解了殖民权威，使殖民者产生不安和矛盾的含混心态：“如果殖民力量的效果被看作是混杂的生产……它带来一种颠覆的形式……它把支配的话语条件转变成干预的基础。”[63]
巴巴还从弗洛伊德的“拜物教”理论（fetishism）中得出“含混”（ambivalence）这一概念，将其运用到混杂理论中，借以描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混杂性关系中既吸引又排斥、既爱又恨的矛盾状态。巴巴在分析殖民话语时指出，西方话语对东方的表述显现一种深刻的含混状态，这种含混状态指向“那种他者性，既是欲望的目标，又是嘲笑的目标”[64]。因此，殖民话语并不仅仅表述他者，还投射并否弃差异——一种依据拜物教理论的不可调和的逻辑进行描述的含混结构。这种含混结构暗指殖民话语内含的焦虑，而殖民权力本身恰恰受制于矛盾冲突过程的后果所造成的影响。
“模拟”（mimicry）是巴巴混杂理论中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混杂的一种有效策略，也是面对含混状态的有效举措。模拟的那种“几乎是又不完全是”的特性与含混状态一脉相承，并与混杂性本质上同一。巴巴认为模拟是一种复杂、含混、矛盾的表现形式，它的目的不是追求与背景和谐，而是要像变色龙一样，自身的肤色会依照外界环境的改变而相应变化，或像战争中的伪装术，依照斑驳的背景将自己变得斑杂而失纯，以求在隐蔽中保护自己，进而利用这一优势威胁敌人。模拟本是殖民者施行的一种控制策略，要求被殖民者采纳殖民者的外在形式并内化其价值。然而，令殖民者困惑的是，殖民话语一方面促使被殖民者改进并逐渐接受殖民文化；另一方面，殖民者竭力保持其种族优越性，认为同化后的被殖民者仍然卑劣低俗，模拟后的他者只是“几乎相同但又不完全是”模拟的人[65]。巴巴指出：“模拟的话语是围绕含混建构起来的，为了达到有效，模拟必须不断产生滑脱、过剩、差异，殖民话语的权威因此受到不确定性的打击；模拟浮现为一种差异的表述，它本身就是一个否弃的过程。”[66]由此，巴巴将模拟视为“双重发声的符号，一种复杂的改革、调整和规训策略，它‘挪用’了他者”，另一方面，被殖民者的差异性因素“对‘规范化了’的知识和规约性权力都构成了内在的威胁”[67]。
“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是混杂性理论中的又一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源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特别是他的“延异”（difference）、“播撒”（dissemination）和差异的重复等概念。巴巴认为，某个文化的特征或身份并不在该文化本身中，而是该文化与他文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看不见摸不到却又真实存在的模拟空间，这个空间是殖民环境中多种语言和文化交叉、混合的地带。巴巴指出，所有的文化陈述和系统都建立于一个“发声的第三空间，即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彼此混杂，形成第三空间”[68]。这个“第三空间”是“分裂的主体”中的一种“含混、模糊的空间”[69]，也是作为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一个空间，“通过表述主体表意过程中的一种分裂”[70]，或者一种第三空间的发声，理论和文化分析将变成一个创新的场域。这个空间既具有父母文化的特征，又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文化界限，消除了所谓的“本真性”、“本质性”等意义的权威性，开启了创造、生成新意义的可能。第三空间证实殖民话语的不稳定性，弥合文化主体的分裂，消解文化差异产生的混乱和无序，使主体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
巴巴通过“混杂”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含混”、“模拟”和“第三空间”等概念所构建的“混杂性”理论不仅具有反本质主义的功能，还具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能效。殖民话语强调二元对立，对世界进行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划分。混杂则旨在竭力改变、取消或修正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设定，以博埃莫（Elleke Boehmer）之言，它“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变成了‘既……又……’的关系，把对立面结合在一起”[71]。因此，混杂的过程既巩固又摧毁殖民者的地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奇特地发生变异。此外，在“混杂的时刻”，被殖民者所重写的东西并不是对殖民主义原版的拷贝，而是性质不同的一个物自体。在那里，误读和不协调揭示出殖民主义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并否认它作为权威的在场。故此，对殖民权威话语的文本反叛被置于被殖民者根据自己的文化意义体系进行的质疑中。在巴巴看来，从殖民话语的内部对其进行解构，使之带有杂质，进而变得不纯，致使其防御机制彻底崩溃，对殖民主义霸权的批判和颠覆由此实现。可见，巴巴的“混杂”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性，其终极目的在于“强调主流群体与非主流群体之间的平等对话”[72]。
罗伯特·杨（Robert J.C.Young）和阿什克罗夫（Bill Ashcroft）在《殖民的欲望》中对巴巴的“混杂性”概念作了较为详细的诠释。杨指出混杂一方面重复现有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压迫下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在实践上，混杂犹如“克里奥耳化”（Creolization），以新形成的文化抵抗陈旧文化，并不断创造出不稳定的文化形态——异质的、不连续的、革命性的文化形态。比尔·阿什克罗夫将“混杂性”概念作为巴巴的理论核心予以介绍，认为混杂是“在殖民行为带来的两种文化接触地带所产生的跨文化形式”[73]。
巴巴将“混杂”这一术语引入文化研究领域，并以此审视与混杂最直接、最紧密的文化身份问题。巴巴曾表述过自己在身份上感受到的悖论与张力：“我一直对自己边缘、疆界的身份颇有感触。不过，我比较关心的是从这种身份得出的文化意义。”[74]巴巴此处所言的“文化意义”或指对混杂性策略下的文化身份阐释挑战了殖民或西方主流话语中固有的二元边界。对巴巴而言，这些固定的本质主义不足以帮助理解文化身份。巴巴不依据静态、僵化的二元对立模式来思考文化身份，相反，他关注“文化接触、侵略、融合和断裂的复杂性过程机制”[75]。
与巴巴相似，帕特里克·霍根（Patrick Colm Hogan）亦认为，“文化身份是当代世界政治的中心”（xi）。在多元种族与文化接触、碰撞、融合的美国，少数族裔，尤其是美国黑人与美国印第安人面临着深刻的文化身份危机，他们被迫重新给自己定位，重新认识自己，一直在为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进行各种努力。沃克亦不例外，她在作品中为我们描绘了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自我认同的坎坷历程，再现美国黑人文化、美国印第安文化与主流西方文化三种元素交汇的混杂景致。混杂性的文化身份，尤其是美国黑人与印第安文化之间相互混杂的种族文化身份更是沃克作品的重要议题之一。这种作为“少数族”的美国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民之间的种族与文化混杂，根据巴巴的理论，质疑了西方社会的白人/黑人、白人/非白人以及种族/民族等简单的二元分界，撼动了历史上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民“被西方殖民者实施的‘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策略”[76]。巴巴认为，西方殖民者通过不断制造“种族歧视之内的种族歧视的阴影，将不同文化的民族分割开来。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殖民主义所蕴含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当今白人中心论密切相关”[77]。因此，这些少数族在“民族内部创立‘部分性群体’，以此作为一种审美与道德公正的对策”[78]。无疑，这种混杂性的美国黑人-印第安种族文化身份同样具有美国黑人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双重意识”，“战胜了殖民者对他们区别对待的政治隔离，戏拟了歧视性霸权的二元分割”[79]。
在文化身份的认同过程中，文学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就文化身份的建构和推广而言，文学所具有的想象力与感召力非其他手段可及，它在构建和生产文化符号的同时也在争夺想象中的文化霸权和话语权。本书以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以及与该理论密切相关的模拟、含混和第三空间等概念分析沃克小说的混杂性书写，试图发掘沃克为建构自己的混杂性文化身份所确立的文学书写模式。
本书主要以沃克的小说为研究对象，按照小说的构成要素布局谋篇，通过呈现各个要素的混杂性书写特色勾画沃克建构自己混杂性身份的心路历程。沃克的小说在时间上跨越历史长空，描述上至史前的历史风貌，下至当代美国现实的混杂性社会图景。沃克的叙事视角多元，它使故事、讲故事者（作者）和听众（读者）彼此互动，呈现众声喧哗之势。沃克小说的语境同样内涵独蕴，既提供宗教信仰的“第三空间”，又开辟传统神话的表演性舞台，游走于文本始终的人物则在这异质空间与舞台上进行能动性表演，确认并建构自己的混杂性种族与文化身份。有鉴于此，本书按照小说的构成要素，分析作品中渗透于叙事风格、神话再现、宗教信仰和人物身份的混杂性，发掘沃克在建构其美国黑人-印第安文化、文学身份的努力中其文学创作所确立的混杂性书写机制，继而深入沃克复杂的人生与创作世界。
本书除导论与结论外共分四章，每一章分两节。鉴于沃克自己对白人、黑人和印第安身份的主张，本书每章的第一节专研白人与黑人文本、文化或身份间的含混关系，第二节则发掘美国黑人与美国印第安人之间的相互混合。每一章中所分析的小说基本按照作品出版的时间先后次序出场，旨在从沃克的创作演进中梳理其美国黑人-印第安主体意识的构建过程。
第一章探讨沃克如何通过小说的混杂性叙事创立自己独特的美国黑人-印第安文本叙事模式。沃克的小说从语言到文本叙事均体现多元传统相互融通的丰富性与混杂性。沃克首先以黑人地方土语和白人标准英语的混合运用为叙事工具，在“挪用”西方主流文学的主题或叙事形式时有意注入民族文化元素，如布鲁斯音乐的结构模式和“意指的猴子”之修正策略，改写主流文学的既定模式。同时，沃克的小说又反映美国黑人文学文化和美国印第安文学文化的混杂，将黑人民俗文化与印第安民族的哲学理念转化为小说的叙事方式，并使美国黑人文学文本与美国印第安文学文本在沃克的同一文本中进行对话，形成对身份认同的特殊文本表征。这种叙事模式体现巴巴混杂性理论中的模拟策略，模糊了黑/白文本的边界，使美国黑人文学和美国印第安文学在边缘处混杂。这是对西方主流文学权威形式的挑战，也是对黑人文学传统叙事模式的超越。
第二章在文化语境下阐释沃克小说中混杂性神话的演现方式，体现在美国黑人对美国印第安传统神话的镜像式“表演”，反射两族人民相似的历史境遇和人生体验，帮助人物实现思想和精神上的去殖民。本章以两族人民相似的神话人物恶作剧者或圣丑形象为研究依据，分析沃克将其充当文本和情节的恶作剧能动者，形成印第安神话视域下的黑人版新体，对主流权威秩序进行搅挠。沃克不仅将恶作剧者融入小说人物的塑造中，还将文本本身作为恶作剧者，通过文本样式和主题层面上的“表演”，对主流文学及文化实施挑战。
第三章分析小说在美国黑人和印第安民族宗教信仰方面的混杂性。T.S.艾略特认为，伟大的作品必然具有宗教意识。沃克的小说漫溢宗教色彩。本章从宗教语境切入，探讨“既是基督徒，又成长为异教徒”的沃克如何表现边缘人物对基督教的“含混”心态，如何在主流基督教中融入美国黑人与美国印第安民族的“异教”因子，构筑动态性与反叛性的文化“第三空间”，彰显边缘文化的积极意义，在美国文化大空间内为被边缘化的宗教发出异质之声。在小说创作中，沃克一面将小说人物的日常生活、各种行动以及人物的精神发展设定在多种宗教信仰交汇的空间内，表现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矛盾心态。他们或因内化基督教思想而自我异化，或借助基督教信仰进行自我伪装，或通过回归民族信仰疗愈身心。同时，沃克赋予小说本身一种宗教色彩。她以“异”教信仰的圣歌或实修模式架构小说，彰显人物在主流基督教、美国黑人和印第安宗教影响下的生存智慧。沃克建构了一个宗教信仰的“第三空间”，为美国黑人和印第安民族文化信仰争取应有的位置。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第四章主要关注沃克的混杂性人物塑造，分析小说人物的种族和文化身份，探讨混杂性身份在人物自我确认和自我实现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沃克在小说中塑造了多位种族或文化上的混血儿，是巴巴所言的想象的或真实身份的“边缘共同体”。这些人物置身于多元的种族、文化空间，或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挣扎，或因忘却“过去”而迷失自我，对自己模糊的身份困惑游移。沃克将“寻根”“记忆”或“言说”等方式作为人物实现自我完整认同的出路。混杂性身份中的“印第安性”和民族艺术，尤其是音乐的精神力量对这些人物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认同发挥了关键作用。
[1] Jack D.Forbes，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The language of R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Red-Black Peoples. 2rd e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pp.6-25.
[2] bell hooks，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South End Press，1984，p.180.
[3] bell hooks，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South End Press，1984，p.180.
[4] 这种跨文化联系的古代风俗在福布斯（Jack D.Forbes）所述的圭亚那故事中得以印证，其中一则是关于古代非洲和美洲神灵的一次会面。根据福布斯的故事，这是黑人第一次令美洲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次会面后，众神协议共享彼此的领地，并建立紧密合作的友好关系。参见Jack D.Forbes，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The language of R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Red-Black Peoples.2rd e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p.6。这些相互联系与交流对美国的文化与文学影响深远。
[5] Stephen Henderson，Understanding the New Black Poetry：Black Speech and Black Music as Poetic References .New York：Morrow，1972，p.258.
[6] Jack D.Forbes，Africans and Native Americans：The Language of R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Red-Black People.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p.271.
[7] 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Womanist Prose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p.16.
[8] Alice Walker，Living by the Word.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p.82.
[9] Alice Walker，Living by the Word.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pp.81-82.
[10] Alice Walker，Revolutionary Petunias & Other Poems. New York：Harcourt，2001-2002，p.1.
[11] John O'Brien，ed.，Interviews with Black Writers. New York：Liveright，1973，p.331.
[12] 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Womanist Pros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p.249.
[13] 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Womanist Prose.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p.249.
[14] Donna Haisty Winchell，Alice Walker. 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2，p.115.
[15] 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Womanist Prose.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pp.11-12.
[16] 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小说《紫颜色》与莎士比亚戏剧一起，是世界上被重读次数最多的文学作品，参见http：www.eduww.com/Article/Show Article。
[17] Reinking Jeff，“Alice Walker.”Critical Survey of long Fiction.Ed.Frank Northen Magill.Pasadena，California：Salem Press，1983，p.29.
[18] Reinking Jeff，“Alice Walker.”Critical Survey of long Fiction.Ed.Frank Northen Magill.Pasadena，California：Salem Press，1983，p.29.
[19] Gloria Hull，“Introduction to All the Women Are White，All the Black Are Men，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Black Women's Studies. Eds.Gloria T.Hull，Patricia Bell Scot，and Barbara Smith.New York：The Feminist Press，1982，p.1.
[20] Alice Walker，The Warrior Marks：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nd the Sexual Blinding of Women .New York：Harcourt，1993，p.37.
[21] 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22] 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23] 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Womanist Prose.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p.226.
[24] 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Womanist Prose.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p.85.
[25] Alice Walker，When I Am Laughing I Love My Self. New York：The Feminist Press，1979，p.61.
[26] 沃克在自己的文集中强调，图默是对她影响很大的作家之一，他的《甘蔗》是她最喜欢的两部作品之一，另一部是赫斯顿的《眼望上苍》。沃克写道：“我1976年才阅读《甘蔗》，但它令我震撼。我狂热地爱它，没有它，我简直无法生存。”（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Womanist Prose.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p.259.）
[27] En Robert L.Berner，Defining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One Nation Divisible .Lewiston：E.Mellen Press，1999，p.119.
[28] Barbara Smith，“The Souls of Black Women.” Ms.Ms，Magazine Corporation，1974，p.42.
[29] Barbara Christian，Black Women Novelist：The Development of a Tradition，1892-1976.California：Greenwood Press，1980，p.32.
[30] 在著名散文《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沃克按照黑人妇女的成长历史把她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身心皆麻木的黑人妇女；第二类是那些有机会接触外面世界而拒绝本族文化的另类妇女；第三类是新兴黑人妇女，她们创造性地继承了母辈传统。这些妇女或因身心备受煎熬而萎靡无知，或因抛弃民族传统、追求白人文化而身陷囹圄、自我分裂，或如新女性那样追寻人生出路。无论何种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她们都不甘压迫、与命运抗争，最终找到自我的生存完整。沃克将自己对“完整生存”的追求倾入所塑造的人物中，特别是黑人女性人物塑造之中，以颂扬女性的不屈斗志（参见 ISO，341-344）。
[31] Mary Helen Washington，“An Essay on Alice Walker.” Alice Walker：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Eds.Henry Louis Gates Jr.，and K.A.Appiah.New York：Amistad，1993，p.33.
[32] Trudier Harris，“On The Color Purple，Stereotype，and Silence.”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18（Winter 1984）：156.
[33] Duke U.P.“Alice Walker's 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as Pastiche.” American Literature. Vol.1.March 1996，p.69.
[34] Sandra Adell，Literary Masters：Toni Morrison .Detroit：Thomson Cake，2002，p.73.
[35] Philip M.Royster，“In Search of Our Father's Arms：Alice Walker's Persona of the Alienated Darling.”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Vol.20，No.4（winter 1986）：367.
[36] Bonnie Braendlin，“Alice Walker's 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as Pastiche.” American Literature .68.1（1996）：47.
[37] Alice Walker，The Same River Twice. New York：Scribner，1996，p.23.
[38] Henry Louis Jr.Gates，and K.A.Appiah，eds.，Alice Walker：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Amistad，1993，p.173.
[39] Tuzyline Jita Allan，Womanist and Feminist Aesthetics. 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95，pp.5-8.
[40] Harold Bloom ed，Alice Walker. 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9，p.1.
[41] 国内比较典型的文章有水彩琴的《妇女主义理论概述》，刘戈、韩子满的《艾丽丝·沃克与妇女主义》，陈琳的《姐妹情谊和妇女联盟：论艾丽斯·沃克〈紫颜色〉黑人妇女主义生存观》，凌建娥的《爱与拯救：艾丽斯·沃克妇女主义的灵魂》，邵春的《艾丽斯·沃克的女性小说》，孙薇、程锡麟的《解读艾丽丝·沃克的“妇女主义”——〈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和〈紫色〉看黑人女性文学传统》，胡天赋的《对男权中心与人类中心的批判与解构：〈紫色〉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和王冬梅的《和谐共荣、充满爱的美丽新世界：艾丽斯·沃克〈紫色〉精神生态思想解读》等。
[42] 王晓英：《走向完整生存的追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43] Alice Walker，Living by the Word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p.95.
[44] 比尔是美国印第安人，是美国印第安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可以说他同沃克一样，是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
[45] Alice Walker，Living by the Word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p.42.
[46] Ron Welburn，“A Most Secret Identity：Native American Assimilation and Identity Resistance in African America.” Confounding the Color Line .Eds.James Brook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2，p.128.
[47] Ron Welburn，“A Most Secret Identity：Native American Assimilation and Identity Resistance in African America.” Confounding the Color Line .Eds.James Brook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2，p.129.
[48] Alice Walker，Living by the Word.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p.43.
[49] Alice Walker，Living by the Word.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p.43.
[50] Alice Walker，Living by the Word.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p.82.
[51] Hortens Spillers，“Chosen Place，Timeless People：Some Figuration's on the New World.” Conjuring：Black Women，Fiction，and literary Tradition.Eds.Marjorie Pryse and Hortens J.Spillers.Bloomington：Indian University Press，1985，p.3.
[52] Daniel E. Turner，“Cherokee and Afro-American Interbreeding in The Color Purple .”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1.5（1991）：10-11.
[53] Jonathan Brennan ed.，Mixed Race Literature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2.
[54] Cheatwood Kiarri，To save the blood of Black babies：The D.C.and New York Dialogues，Richmood：Native Sun Publishers，1995.
[55] Patricia Riley，“Wrapped in the Serpent's Tail.” When Brer Rabbit Meets Coyote .Ed.Jonathan Brennan.Champagne，Il：University of Ilhirois Press，2003，p.141.
[56] Barbara S.Tracy，“The Red-Black Center of Alice Walker's Merician.” Cultural Sites of Critical Insight .Eds.Angela L. Cotton and Crista Davis Acampora.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p.8.
[57] 迈尔斯（Tiya Miles）解释过黑人与印第安人历史上的复杂关系。切诺基人由于效仿西方殖民者所施行的种族间离策略也曾有过美国黑奴，这些黑奴充当了印第安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媒介，迈尔斯称之为“关系不断变化背景下的断裂时刻”（Miles，96）。随着切诺基人日益适应欧洲入侵者，他们随之接受“黑人性”的种族分类范式。由于切诺基搬迁法的实施，黑人和印第安人彼此分离，曾经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逐渐淡化。迈尔斯解释：“切诺基人与一些从奴隶制中存活下来的黑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被弱化……在新的领地中，人们忘却曾经彼此互融的历史。他们被白人空洞的种族和种性秩序划定界线、彼此分离。”See Tiya Miles，Ties That Bind：The Story of An Afro-Cherokee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160-161.
[58] James Clifford，The Predicament Culture.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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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Mikhail Bakhtin，The Dialogic Imagination.Trans.Caryl Emerson & Michael Holquist.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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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114.
[63] 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112.
[64] 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67.
[65] Robert J. C.Young，Colonial Desire .London：Routledge，1995，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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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Robert J. C.Young，Colonial Desire .London：London Routledge，1995，p.86.
[68] 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235.
[69] 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35.
[70] 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24.
[71] 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140.
[72] 陶家俊：《理论转向的征兆：论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体建构》，《外国文学》2006年第5期。
[73] Gareth Griffiths Ashcroft Bill and Helen Tiffinis eds.，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Routledge，1995，p.9.
[74] 廖炳惠：《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台北：麦田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75] Robert J.C.Young，Colonial Desire .London：London Routledge，1995，p.5.
[76] [美]霍米·巴巴：《黑人学者与印度公主》，生安锋译，《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77] [美]霍米·巴巴：《黑人学者与印度公主》，生安锋译，《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78] [美]霍米·巴巴：《黑人学者与印度公主》，生安锋译，《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79] [美]霍米·巴巴：《黑人学者与印度公主》，生安锋译，《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