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协”及其翻译文学研究现状
随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炮声的响起，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艺的发展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简称“文协”）。“文协”团结了全国的文艺作家，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在抗战的阵营上，是急需；在文艺本身的发展上，是必需”[1]。
一
“文协”是一个具有组织性的社团，也是一个具有鲜明思想主张的社团。
在“文协”的成立大会上，推举了蔡元培、周恩来、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十三人为名誉主席团，主席团为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陈铭枢、田汉、张道藩、老舍、胡风等十余人，大会秘书处由王平陵、冯乃超等八人组织。会上还选出了理事四十五人，分别是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陈铭枢、老向、郁达夫、成仿吾、巴金、张天翼、王平陵、胡风、孟十还、马彦祥、穆木天、盛成、冯乃超、张道藩、楼适夷、胡秋原、姚篷子、吴组缃、陈西滢、陈纪滢、华林、沙雁、胡绍轩、徐蔚南、沈从文、曹禺、郑振铎、朱自清、朱光潜、曹聚仁、黎烈文、许地山、夏衍、曹靖华、张恨水、沈起予、施蛰存、谢六逸等；候补理事十五人，分别是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罗烽、舒群、曾虚白、吴漱予、立波、丘东平、艾芜、欧阳山、黄源、宗白华、梁宗岱、崔万秋等。[2] 大会还决定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一著名口号。1938年5月4日，《抗战文艺》创刊，这是贯穿抗战始终的唯一刊物，发刊词提出要求作家摒除门户之见，关注民族大敌，将文艺的影响深入到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使文艺这一坚强的武器，在神圣的抗战建国事业中肩负起它所应该肩负的责任”[3]。1938年8月，“文协”内迁重庆。为了更大范围地联合全国作家、加强抗战文艺的宣传及方便联络分散在各地的会员开展工作，“文协”还先后在全国各地筹备建立了分会，按其成立时间次第有昆明分会、宜昌分会、襄樊分会、成都分会、香港分会、延安分会、桂林分会、晋东南分会、曲江分会、贵阳分会、晋西北分会、晋察冀边区分会、三台分会等，除分会外，“文协”还在长沙、榆林、自流井（自贡）、汉中、金华、洛阳、兰州等地设有通讯处（即会员不足十人的分会）。
日本的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文艺家是民族的心灵，民族的眼和民族的呼声，没有一个伟大的文艺家不为着自己民族的健康和繁荣而尽力，也没有一个向上的民族，不敬爱自己的文艺家。”[4]“九·一八”事变后，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率先用笔发抗战之声，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反映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铁蹄下的血泪，成为抗战文艺的先驱。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内容从此转向宣传和反映抗战。“再没有哪个阶段的现代中国文学像这第三阶段（1937—1949，笔者注），即战争年代对中国后来几十年的发展影响如此深远了。”[5] 抗战文艺记录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艰难历程，宣示了中国的文学发展由学习西方到回归传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协”在推动抗战文艺的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协”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中明确指出：“本会以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6] 由此可以看出在抗战的特殊时代语境下，“文协”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组织和领导以文艺为抗战手段的运动。因为中国的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般的文学作品与普通大众的审美能力存在较大差距，且抗战需要全体民众的参与，文艺需要输送到前线和乡村中去，于是“文协”在成立之时就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发动作家走出“象牙塔”，接触大众，接触现实，实现文艺大众化，通过文艺达到增强全民抗战勇气的目的。
二
对抗战及抗战文艺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文协”，自然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目前关于“文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文协”文学史价值的研究。“文协”首先在中国抗战文艺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蓝海著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称“文协”以集体的力量为抗战而服役[7]；章绍嗣等著的《武汉抗战文艺史稿》认为“文协”在团结文艺作家、宣传抗战、提倡通俗文艺、开展文艺批评、繁荣文艺创作等方面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8]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少不了“文协”的身影。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文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动作家深入现实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大的范围上来讲，“文协”为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9] 冯光廉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认为“文协”推动了地方文艺运动的发展，对抗战文艺的建立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不朽的贡献。[10]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除了肯定“文协”的作用外，还谈到了文学创作与抗战之间的关系：“文学必须充当时代的号角，必须直接反映现实，必须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这些观念都成为众多作家的共识。在国难当头，炮火连天的时刻，作家们没有情绪去咀嚼争辩文学性呀、审美呀等等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的问题。”[11] 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看到了“文协”对文学发展上面的影响，认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加强了作家和社会生活、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为发展中国新文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文艺人才培养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2] 不同于中国大陆学者的看法，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是这样评价“文协”的：“作家们感于 ‘文章入伍’ 的口号，将抗日宣传与文学创作混为一谈，使文学创作一度陷入窒息状态。面对民族兴亡的战争，作家应该利用本身的声名和影响来尽抗日宣传的义务，但是在抗日宣传之外，仍有文学创作的本业；这是截然两码事。”[13] 司马长风痛感中国大陆的文学史记述得不是纯粹的文学，而是在政治牢牢控制下被异化的文学，因此在他所作的文学史中想要去除弊病、打破枷锁。但是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原本就与政治紧密相关，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会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就与政治挂着钩。司马长风不只是将文学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而且在抗战和政治之间简单地画了一个等号，然后得出抗战与文学是两码事的结论。司马长风忽略了战争造成的文学氛围和作家创作心理的改变，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选材和风格，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中国这段时期的文学都已被刻上抗战的烙印，就如郭沫若所言：“为文艺而战斗，为战斗而文艺，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作家们增进了他们的自信自觉，这些精神便是可能产生高度艺术作品的母胎。”[14]
2、对“文协”的介绍。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了五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协”大致情况与总体特点的研究：《从两首诗说到文协》引出老舍和郁达夫为“文协”作的两首诗讲述了“文协”的成立过程，老舍的诗为《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三月莺花黄鹤楼，骚人无复旧风流。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李杜光芒齐万丈，乾坤血泪共千秋。凯歌明日春潮急，洗笔携来东海头。”郁达夫的诗为《感时》：“明月清风庾亮楼，山河举目涕新流。一成有待收斯地，三户无妨复楚仇。报国文章尊李杜，攘夷大义着春秋。相期各奋如椽笔，草檄教低魏武头。”[15]《论文协的历史特征》将“文协”定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以领导和组织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为基本目标的全国性文学组织，其历史特征乃组织和领导全国抗战文艺运动。[16]《“文协”的社群形态与抗战文学文化研究的视域》认定“文协”是文化整合视域下一个特殊的文学社群组织，使文学发挥了新的功能，并以此为基点透视整个抗战文学。[17]《文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史料的基础上整理了“文协”非正式筹备、正式筹备和成立三个阶段，通过对其建立过程的考察发现国民党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文协”也承担着政府委托的抗战文化宣传工作。[18]《论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形象变迁——以历届常务理事为中心》点出了“文协”的组织特征，从与国民政府联系紧密到以左翼作家为主体的历史形象变迁，分析了发展变化的原因在于作家对两个政党的认同及国共两党不同时期的文化政策。[19] 钱文亮所著的《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专门辟出一章从战时文艺组织的准集权形态谈论了“文协”，提到了“文协”成立的历史必然性，既是国共两党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爱国文艺家的时代要求。从筹备到建立，“文协”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满足了现代中国文人渴望参与“国家建设”的心理，其组织和推动的文艺活动表明了“五四时期诞生的中国新文学及其运动方式，自始至终都受救亡图强、创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的左右与影响”，“文协”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原因也在于新文学的价值是它能成为一种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的运动。[20]
其次是对“文协”成员的研究：《在“文协的旗帜下——冯玉祥与老舍交往片段》[21] 和《老舍与冯玉祥的交往和友谊》[22] 通过讲述老舍与冯玉祥的交往过程，侧面反映“文协”促进的中国文艺界大团结。《在“文协”岗位上——老舍与“文协”》围绕“文协”的成立、支撑、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和与国民党的斗争四个方面，考察了老舍对“文协”所做的工作及巨大贡献。[23]《论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认为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在其对“文协”会务工作中的苦干和牺牲精神。[24]《成都文协时期的陈翔鹤同志》是“文协”成员对“文协”常务理事陈翔鹤的回忆，讲述了陈翔鹤与成都分会的一些往事。[25]《访老作家牧野》是对“文协”成都分会会刊《笔阵》主编牧野的访谈，讲述了在萧条经济下创办《笔阵》的艰难。[26]《抗敌文协与李颉人》[27] 和《李颉人先生与“文抗——文协”成都分会片段》[28] 通过对李颉人言行的记录，叙述了“文协”成都分会的筹备经过。《“孤客”“总管”与“文协”——谈老舍与郁达夫的交往与友谊》记叙了郁达夫客居南洋时向海外宣传“文协”，并发动募捐为经济窘困的“文协”筹款。[29]
再次是关于“文协”两场论争的研究：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发出一则《编者的话》，说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30] 这篇文章遭到了“文协”成员的集体反击。《文坛究竟座落在何处——论文协同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指出这场批判乃“文协”同人为确立在文坛的领导地位，坚持抗战文艺基本方向而发动的，实际上双方在抗战文艺题材和艺术质量上的观点是一样的。[31]《“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分析》分析了与“文协”有关的另一场论争——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之争，探究出其起源是“文协”抗战初期发动的通俗文艺运动，指出了论争者将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内化成文学话语，使这场论争暴露的问题比论争本身更具有意义。[32]
又次是关于“文协”开展的活动：战争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文协”活动的开展。《抗战时期文协经济状况考察》指出了“文协”因经济状况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导致不少的计划活动因窘困的经济而被迫搁浅。[33]《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讲述了抗战时期作家因贫病而面临死亡威胁，“文协”掀起了作家生活保障运动和救助贫病作家运动。[34]《文协与抗战时期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通过对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梳理，认为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该运动的支持破坏了文学生产商业化的现代性传统，得出了战时的新文学无法独立生存的结论。[35]《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文协与抗战初期的鲁迅纪念活动》分析了“文协”在新文学传统演化成权力话语的历史情境下，积极参与鲁迅纪念活动，以集团的名义确立了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36]《新的文学社会空间之开拓——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战地文艺工作》梳理了“文协”所做的战地文艺工作：重视战地文艺工作者的行踪、刊载报道前线的通讯、总结战地文艺宣传经验、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等，指出“文协”开辟了新的文学社会空间，使战地文艺得以诞生。[37]《“抗战文艺”的历史特征及其终结——从文协同人的检讨和反思说起》叙述了“文协”同人于1939年底对抗战文艺进行的检讨和反思，总结了抗战文艺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特征，认为“文协”1940年召开的座谈会确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标志着抗战文艺走向终结。[38]
最后是对“文协”史实的考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选取了能真实地、历史地、全面地反映“文协”面貌的史料编辑成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39]《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的史料来自于“文协”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十三位作家从重庆出发，途径多个省市，深入到战地中访问，创作出了优秀的文艺作品，书中内容包括集体日记“笔游击”、团长王礼锡的日记和白朗的日记《我们十四个》。[40]《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索考》通过三则材料印证了“文协”会员人数总体上在三百人以上，囊括了全国各党派的知名文艺作家。[41]《文协档案揭秘》描述了2002年6月27日被拍卖的“文协”档案的大致情况。[42]《文协档案选辑》选辑了文协档案中的重要文献，包括出席证、选举名单、理监事名册、信件、通知、函、计划书、报告底稿、电唁、会员名册等。[43]
3、对“文协”刊物的研究。关于总会会刊《抗战文艺》的期数历来说法不一，《〈抗战文艺〉的版本问题》考辨了因战火而导致统计困难的《抗战文艺》版本情况。[44]《关于〈抗战文艺〉》是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孔罗荪对《抗战文艺》的创刊过程，刊载的重大事件，出过的特辑，增辟的“每周论坛”，报道的文艺动态和终刊号的回忆。[45]《武汉时期的〈抗战文艺〉》也是以当事人的立场记述了《抗战文艺》在武汉创刊的具体经过及办刊的艰难。[46]《〈抗战文艺〉中的诗歌研究》对发表的诗歌作品进行了统计分析，希望通过对《抗战文艺》上刊载的诗歌了解整个抗战时期的诗歌发展面貌。[47]《战火硝烟中的文学生态——〈抗战文艺〉研究》考察了《抗战文艺》创刊、复刊、终刊的过程，剖析了战时特殊文学生态环境对其的影响，以小见大地揭示了这种特殊的文学生态环境对整个抗战文艺的影响。[48]《战歌》是“文协”昆明分会会刊，创刊人和编辑人之一的罗铁鹰在《回首话〈战歌〉》中详细介绍了其创办始末、作者作品情况及其他相关情况。[49] 同样也是《战歌》创刊人和编辑人的雷溅波，在《我与〈战歌〉诗刊》中怀念了故友徐嘉瑞、罗铁鹰，称《战歌》为文艺战士的“阵地”，点出其具有鲜明的办刊宗旨、覆盖面广、荟萃人才的特色。[50]《有关〈谷雨〉的一些材料》是根据对作家萧军的走访整理出的关于“文协”延安分会会刊《谷雨》的基本情况，谈到了《谷雨》的目录、创作与批评和讨论文艺问题特辑。[51]
4、对“文协”分会的研究。《文协的分会》列述了所知的“文协”各分会的阵容和活动。[52]《论抗战时期“文协”分会的活动》不但对分会的活动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和适当地评价，并探讨了总会与分会的关系，揭示了分会在抗战文艺史上的作用和意义。[53]《“文协北碚分会说”考辨》纠正了“文协北碚分会”的错误说法，通过报刊的报道及“文协”的工作报告指出北碚分会实际上是“文协”总会设立的一个办事处。[54]《“文协桂林分会”的历史作用》强调桂林分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和左派手中，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南方局文化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55]《高举团结抗战旗帜的文协桂林分会》具体描述了桂林分会开展的各种活动，被总会誉为“成绩是全国最好的”分会。[56]《“文协”桂林分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介绍了桂林分会为推进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所做的大量工作，分析了桂林分会之所以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原因。[57]《回忆抗战后期的“昆明文协”和募捐救济贫病作家》讲述了昆明分会在接到老舍来信后响应总会号召募捐救济贫病作家，在文中还公布了一篇具有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意义的文件——《为宣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的公启》。[58]《抗战初期昆明文协成立的前前后后》选取了一个颇为特别的视角，即发生在“文协”昆明分会的作家文人之间因地域偏见产生的摩擦。[59]《延安“文抗”创建始末以及相关问题》辨明了延安“文协”与“文抗”的区别，“边区文协”乃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简称，延安“文抗”方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分会，且脱胎于“边区文协”的子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60] 另外，重庆并非“文协”的分会，因“文协”在汉口成立不久后迁到了重庆，所以也有关于重庆与“文协”的研究论文。《抗战期间“文协”作家的重庆集聚地》踏访了重庆与“文协”有关的地方，如华裕农场、南温泉、北碚、张家花园65号等。[61]《论重庆抗战文化地图中的“文协”》考察了“文协”在重庆组织和领导的各种抗战文化活动，揭示了其对重庆文化的深远影响。[62]
5、“文协”的翻译文学研究。“文协”的刊物上除了有原创作品外，还刊载了为数不少的翻译作品。《简论“文协”的抗战诗歌译介活动》以“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上的译诗及翻译观念为依托，从翻译外来文学的必要性、译诗的选择与分析和中外诗歌的双向译介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协”诗歌译介活动产生的重要作用与意义。[63]《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学翻译活动研究（1943-1945）》以“文协”为例，对重庆文艺社团的文学翻译活动进行了一番考察。[64]
纵观上述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发现对“文协”的研究虽然涉及各个层面，但在“文协”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上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
三
“文协”作为一个文学社团，且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学社团，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一流作家，在其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不乏老舍、郁达夫、茅盾、艾青、郭沫若、巴金、闻一多之类的大家，然而其研究现状却出现了文学立场缺失的情况，这不禁让人反思“文协”被社会历史价值遮蔽下的文学价值。
究其原因，从客观上来讲，“文协”为宣传抗战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如发动作家下乡入伍、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深入前线、开展通俗文艺运动等等，开辟了新的社会文化空间，深深地影响了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历史价值，文学价值与之相比失色不少；从主观上来讲，“文协”的文艺创作乃至整个抗战文艺的作品都存在着艺术上的缺陷，这也是“与抗战无关论”的由来。尽管“文协”成员大肆批判梁实秋，然而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早已注意到抗战文艺题材狭隘的毛病，就这个问题“文协”还在1940年的年底召开过座谈会，题为“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对抗战以来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检讨，说明了当时文艺创作的质量总体上不高。尽管战时作品的文学性为舆论宣传做出了让步，流于模式化和口号化，但是文学作品乃抗战文艺的基石，避开它来研究“文协”无疑是片面的。当学者一面大力赞扬“文协”的社会历史价值，一面闭口不谈其文学价值时，当前“文协”研究的不足和缺憾就已经暴露在我们面前了。
在“文协”刊物上刊登的作品中，翻译作品占了不少的篇幅。谢天振在《译介学》里说：“文学翻译还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65] 我们可以认为，“文协”的文学翻译也属于“文协”文学创作的一部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受益于翻译文学，“文协”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翻译，其简章规定文艺作者、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者和文艺翻译者方有资格成为“文协”会员[66]，宣言里也说：“在增多激励，与广为宣传的标准下，有我们的翻译——把国外的介绍进来，或把国内的翻译出去。”[67] 翻译文学作为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在抗战时期，其特殊性体现在文学价值与社会功利性的平衡上。翻译文学，首先绝对要具有被翻译的价值，作品的艺术性乃衡量其价值的主要标准；其次，反映战斗精神的作品乃翻译的首选，抗战时期的文艺需要坚定民众的抗战信念，团结各方的抗战力量，因此社会功利性不可或缺。于是，一直被文学史抛弃的翻译文学在这个时期闪现出独特的魅力来。它无其他抗战文艺作品题材狭隘、内容空洞的艺术缺陷，又能发挥文艺的宣传功能，完美地诠释了文艺与抗战的关系，在民族文学陷入低谷之时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对“文协”翻译文学的研究，既能避免文艺创作质量不高的尴尬，又能不落传统研究方法的窠臼，管中窥豹地了解整个“文协”的创作情况。
本文将立足于史料，统计整理“文协”从总会到分会刊物上各种文学体裁的翻译作品，对“文协”的翻译情况做一个整体性地描述。然后结合“文协”的发展历史，了解“文协”是如何选择翻译作品的。最后从语言学理论和文化翻译研究的角度分析翻译作品，从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入手，考察译作特点，达到促进“文协”整体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