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术中，经学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没有经学也就没有其他学术的存在，一切学术都依附于它而生存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点。自从汉代将《易》《诗》《书》《礼》《春秋》确定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之后，后来的思想家、学问家大都从中汲取养料或以之作为母体借以抒发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并将经典中的思想、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他们往往用注释、研究经典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或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从历史上经典注释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汉唐训诂之学。在经典的注释上以语言的训诂、名物度数的考订为主要的阐释方式。第二个时期为宋明理学时期。这一时期与前一时期死守经典本义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们摆脱汉唐旧注，而注重对经典中的思想内容进行阐发，建立起不同于汉唐的以朱子学说为主要内容的新儒学——理学。“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1]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对汉唐时期的否定。第三个时期是清代考据学时期。这一时期又回归到以训诂语言文字、考订名物制度为主的注释方式，故而有人称清代考据学为“汉学”。这一时期又是对宋明理学时期的否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经典注释方式正好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但第三个时期不是对第一个时期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呈螺旋式的上升。

在宋明理学的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以朱熹为代表的是以“道问学”为主的客观唯心主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是以“尊德性”为主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寻求义理的方法上大异其趣，朱子主张通过博学求得，陆子主张发明本心，不必求于自身之外的文献典籍。在宋元时期，朱子的学说占了上风，成为官方法定的学说，朱子的经注被统治阶级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整个学界甚至出现朱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学者们谨守朱子门户，陈陈相因，使朱子之学僵化而毫无生气。到了明代中叶，陈献章、王守仁等上承陆九渊，建立以尊德性为主体的心学体系，以“致良知”为主要目的。陆九渊著名的主张是“六经皆我注脚”，陈献章将六经等文献视为糟粕，“吾能握其机，何用窥陈编”。[2]王守仁否定读书博学，认为那是有害无益之事，“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3]他否认研究训诂名物度数的价值，认为抛开它们照样可以成就自家心体。“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于礼乐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4]一时从学者众，发展到后来，陷入狂禅境地，完全抛却了儒家经典和注疏。而一般的读书人也只是把朱子的《四书集注》以及《大全》之类当作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死记程墨选本，不深究经义。晚明士子空谈心性，将经典、注疏束之高阁。物极必反，一些有识之士如杨慎、焦竑、陈第、胡应麟、方以智等对学界的空疏和不读书提出了批判，要求读书人回归到经典上来，他们倡导尊经，提倡复兴古学，主张经世致用，并身体力行地从事古学的研究。

还在王学兴起之时，杨慎（1488—1559）就对宋明理学提出了的批判：

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5]

他说舍传注疏释而空谈义理“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6]宋儒废汉儒而用己见，使六经失去了本来面目，因此他提出用“训诂章句”的办法来“求朱子以前六经”。[7]其同时代之人王鏊亦有相同观点：“郑玄之徒，笺注训释不遗余力，虽未尽得圣经微旨，而其功不可诬也。宋儒性理之学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问有不可得而废者。”[8]这说明杨慎的观点不是孤立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晚明的焦竑（1540—1620），对士子不读书的习气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他在《焦氏笔乘续集》卷四《韩献忠》说：“今子弟饱食安坐，典籍满前，乃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能不自愧？”他认为为官之人除了研习国家的典制之外，以治经为第一要义，他比杨慎更强调经典对于学术的重要意义，他把经比作法家的条例、医家的难经，是不能舍弃的。他在《邓潜谷先生经绎序》中说：

盖经之于学，譬之法家之条例，医家之难经，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损而不能者。孔子以绝类离伦之圣，亦不能释经以言学，他可知已！……近世以谈玄谓虚，争自为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简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缪。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歧，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

明末著名学者方以智（1611—1671），总明代中后期尊经、研经思想之大成。他特别强调汲取前人知识，尤其是经典中所包含的知识的重要性。“古今以智相积……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问，岂不幸乎！”[9]其生平雅志在经朔，极其尊崇经书，认为“读圣作，当心以从经”[10]，其晚年更是提出“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藏理学于经学”的命题[11]，即经典之中包含有圣人之道，人们不必求之于自己的本心，而求之于经书即可。他猛烈抨击糟粕六经，空言心性的王学末流，其云：

慈湖因象山谓“六经注我”而遂以文行忠信非圣人之书，则执一矣。……执此而禁人《诗》、《书》，则《六经》必贱而不尊，《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今皆以扫除是道，市井油嘴皆得以鄙薄敦《诗》、《书》，悦《礼》、《乐》之士，为可伤叹，故不得已而破其偏。[12]

杨慎、王鏊、焦竑、方以智等人对理学特别是心学末流抛弃汉唐注疏、脱离经典本义或抛开经典而空谈心性的批判与谴责以及回归经典、探求经典本义、复兴古学的呼声，表明宋明理学已走入死胡同。尽管这种呼声与高谈天理心性良知的喋喋不休相比，还显得比较微弱，但却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经过明清鼎革、满族入主的巨大冲击之后，理学特别是王学流弊所造成的危害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清初一大批学人对它的批判更为坚决、彻底，而解决的办法与杨慎等提出的一样，即读经、研经。

他们认为要回归经典，探求经典本义，从中寻找圣人之道。而寻求经典本义的唯一方法就是借助于文字、音韵、训诂、术数、校勘、辨伪、辑佚、历史、地理、金石等解经的辅助学科。学术自然而然地走到考据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