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孟子附属于孔子的多层原因

早期传教士在介绍孟子时，通常将孟子附于孔子之后，将孟子作为一个补充。孟子对于儒学思想的发展，孟子与孔子思想之差异，几乎尽被忽视。在两相比较中，传教士们对孔子的兴趣远甚于孟子。这从罗明坚、利玛窦《拉丁文版孔子语录汇编》将《孟子》置于其书最后部分可以见出，亦可由殷铎泽、柏应理等人编译《西文四书直解》时故意略去《孟子》部分而改编成《中国哲学家孔子》可以看出[17]，尽管此书最后一页说译者即将进行《孟子》的翻译。

孔、孟二人在传教士眼中的地位如此，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而视之，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重要性自然超过孟子；早期传教士视儒学为中华士人文化的正统，透彻了解中国文化必从孔子始，其重视孔子也就理所当然。传教士来华皆背负着传播基督教的神圣使命，从先辈并不成功的经历[18]中，他们深知完成这一使命的困难程度。耶稣会士们从儒家“五经”中找到了某些具有人格神色彩的“上帝”字眼，将其附会成基督教的上帝，并视编定“五经”的孔子为中国古代的神使赫尔墨斯（Hermes），孔子传播的教义即是上帝的启示。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尽管差强人意，但远比宣扬异端的老庄、墨翟更值得信赖。孟子在“性与天道”方面的言论远多过孔子，似乎应该引起传教士们更多的注意，但问题在于，孟子生活于一个传统信仰崩坏解纽的时代，从“神本”转向“人本”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潮；孟子就心言性，主张仁义内在，即便敷衍天道，也为指陈人事，其引述《尚书》《诗经》中“上帝”云云，大抵用意如此。所以，《孟子》言“天”愈多、愈细，满脑子基督上帝的传教士便愈发现孟子之“天”游移不定，跟他们自己的上帝观念愈加扞格难通。这是传教士们有意无意重孔轻孟的内在原因。

另外，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升格”运动跟宋代理学的兴起同步[19]，要而言之，孟子思想中的心性论、工夫论内容迎合了理学家们重建儒学以辟佛的时代需要；孟子的“升格”，其实是道德本体和心性主体在宋代的升格。而传教士们已敏感到理学的所谓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倾向。他们在研读理学文献时发现，理学聚焦的“理”“太极”等概念在先秦原始儒学那里并不重要，而原始儒学经常提及的“上帝”“昊天”在宋代理学那里已几乎丧失了所有人格神含义。在耶稣会士们看来，理学家们歪曲了原始儒学的教义，而这种歪曲又跟佛教的影响息息相关。所以，即便主张“适应”的耶稣会士，也强调区分原始儒学和宋代理学，他们编译《西文四书直解》时宁愿选用张居正的注释也不用影响更大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可能与此有关[20]。耶稣会士们排斥的理学既然与《孟子》有如此深的关联，也就难怪他们面对《孟子》时要退避三舍了。

16、17世纪之交，在译介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文献时，早期传教士的不同教派、修会在中国传教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泾渭鲜明的分野。如果说耶稣会主要选择了取径原始儒学文献而迂回传教的路线[21]，那么同属天主教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Franciscan）和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则站在了耶稣会的对立面，他们强调儒学在根本上独立于基督教信仰之外，宋代理学跟原始儒学之间的差别也远没有耶稣会士描述的那么大；他们发现，中国士人即使皈依了基督教，仍然服膺而不是拒绝理学思想。依照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看法，传播基督教根本无须取道原始儒学，耶稣会采取适应、迁就路线只是在无谓地耗费时间和精力。在17世纪上半叶，耶稣会靠着先入为主的力量，利用大量出版物在欧洲占据了传教路线的话语主导权，但随着修会内部分歧以及不同修会之间分歧的扩大，“礼仪之争”逐渐升级，耶稣会的话语权也逐渐旁落。到17世纪中叶，耶稣会的竞争者们就已跟耶稣会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了。

至17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来华游客在欧洲出版的以介绍中国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已经为数众多，举其要者，也超过50部[22]，它们从不同侧面建构了西方人的中国认知。就传教士的著作而言，不管各派别传教士在中、西文化间注重求同还是强调辩异，他们皆视中国文化和社会为一了不起的存在，激烈反对耶稣会传教路线者如闵明我，也津津乐道于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和学术文献。因此，不能简单化地认为耶稣会亲近中国而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敌视中国，并就此遽下褒贬。对于早期来华传教士遗留给欧洲的“中国印象”，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的发展充满吊诡。他们介绍的《孟子》在接下来的18世纪欧洲将要发挥何种影响，并不由他们的本心所能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