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书写中国史诗学术史的思考

中国学术史研究由来已久，先秦时期的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西汉的司马迁、刘向与刘歆等，而后的程颐、朱熹等，他们都在各自的著述里以序，或跋，或目录，或传记，或笔记等体式从不同层面评述自己当时所处时代的学术，且对它们进行推本溯源与评价，考量其间的是非得失。但是，真正具有学术史的自觉意识，并且确立对后世学术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撰写体式是学案体，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曾被梁启超称誉为“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12]学案体以学术人物与学术流派中心，介绍与说明每一个学派的学术旨趣、学术思想的传承与演变，勾勒学术人物的生平、师承、宗旨等，凸显学派与学术人物的学术个性。学案体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基本体例，许多中国学者对这种体式情有独钟，都曾将它运用于学术史研究，在《明儒学案》之后出现了不少学术分量非常高的集大成之作，如全祖望的《宋元学案》、王梓材的《宋元学案补遗》、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20世纪80年代至当下，中国学界对学案体也倍加重视，出现了杨向奎主编的《新编清儒学案》、张岂之的《民国学案》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另一种基本体例是以“问题”为中心，它发端于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刘师培直接指出他撰写周末学术史的体例不同于学案体，而是采用西方学科分类的方法进行著述，即“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13]但是此书没有在当时学界引起多大的反响，直至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出现，这种体例在中国学术史研究上的地位才得以确立，而梁启超的这部著作也成为20世纪学术史研究的范例。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分重视勾连出时代思潮与政治走向对学术变迁的影响，他以学术为重心，探索其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内在规律与因果关系，以“问题”引领章节，以章节为纲，纲下以学术人物为目。同时，在借鉴西学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实践，该著作的最后四章里将经学、小学、音韵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历算学、谱牒学、乐曲学、物理学及工艺学等单独列出来，使得这些门类具有独立的学科品性，并总结清代学者在这些门类做出的成绩。由此，这种体例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学术史研究著作的基本体例和主流，出现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等诸多著作。

与“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研究相较，学案体虽然给人感觉“问题”意识不明确，不能较好地处理学术与时代整体精神的关系。但是，学案体也有着自身的优势，正如陈平原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的“后记”中所说：“这种透过具体学者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气魄虽不够宏大，其细腻与深沉，却也别具丰韵。对于术业有专攻的读者来说，如此‘体贴入微’，或许更具亲和力。”[14]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与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便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个效果较好的尝试，且得到学界较高的赞誉。笔者拟采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以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等学术史著作的书写方法，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以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史诗学术史上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专门而深入的挖掘与评估，分析他们所持有的史诗观念、学术旨趣、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以求描摹出百年来中国史诗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中呈现的不同特点及其演进轨辙，对其学术传统的建构进行历史性的考察，评述这一领域内学者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

学术史的宗旨在于回顾与总结以往研究的学术经验，给当下与往后的研究提供学术参考与借鉴。陈平原在“学术史丛书”总序里阐明的学术史的基本功用亦可视为撰写学术史的宗旨，即“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功夫”。[15]笔者撰写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史诗学史论的目的也在于此，即探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史诗研究者在史诗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创新，以及他们在借鉴与史诗研究相关的国际学术思潮、理论方法及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史诗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反思他们研究史诗的学术实践，进而为今后史诗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学术规范、研究方法与治学门径等。

笔者主要从四个维度对研究对象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阐述。一是把他们与各自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联系起来；二是注意社会和文艺思潮以及国际相关的史诗理论对他们的影响；三是考虑学者个人的学术作用，兼顾学术共同体对他们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影响；四是关注他们跨学科的性质，因为许多研究者在多个学科里耕耘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中国学者对史诗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而对史诗展开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记录、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逐步有规模地开展起来。中国学者对中国史诗学做不同程度的学术史研究时，经常忽略19世纪后期在华传教士对西方史诗的引介和传播。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许多中国学者持有的史诗观点和见解也不甚关注，梳理得相对薄弱，甚至有些地方是空白。其实，他们是整个中国史诗学术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闻一多、吴宓、茅盾、郑振铎等诸多学者虽然对史诗的讨论不是很系统，甚至仅是只言片语，但他们有关史诗的言论却蕴含着值得后人探讨与分析的理论和思想张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就史诗论史诗，而是将史诗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揭示中国当时的学术问题，即以西方的史诗观念和理论观照中国文学，建构“中国问题”。因此，梳理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史诗在中国的接受和重构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为了增强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史诗观点和见解的认识，还是为了史诗这门人文学科在21世纪能够更好地前行，我们都理应如此。笔者使用三个章节分析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闻一多、陆侃如、吴宓、茅盾的史诗观点与见解，以及郭绍虞、钱锺书、朱光潜等学者与史诗相关的论述，但考虑到选择对象的代表性，笔者没有对郭绍虞、钱锺书、朱光潜等学者专列章节论述，而是放在行文中加以评述。此外，基于保持中国史诗学术的连续性，笔者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史诗问题”的讨论与20世纪50年代以前学者对这一学术话题的讨论，置于同一章节阐述，以见其间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史诗学主要由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域外史诗研究组成，而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又是其主体。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呈现的南北史诗学术格局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确立，一大批专门在这一领域耕耘的学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国际国内学界的重视，成为其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史的研究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尤以对《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研究成果的归纳较为突出。笔者选择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这一领域内得到普遍认同的、见解独特且影响力持久的学者，希冀通过对他们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分析勾连出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史诗研究者如何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的继承和创新，从而阐述中国史诗学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中国史诗学已经拥有百年的学术传统，书写范式向口头范式转换已然完成。厘清中国史诗研究书写范式与口头范式的内在理路是书写中国史诗学术史的关键之一，它直接关联着中国史诗学研究的新视野以及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转变。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一些研究者的个案分析，总结与反思中国史诗学的学术转向与新格局。这也是本书的研究目标和需要解答的问题之一。

中国对域外史诗的研究以荷马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为主，而对其他中古欧洲英雄史诗的研究较少，故而本书主要以中国学者对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的研究成果为对象，阐述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域外史诗研究的概况。其间，笔者侧重介绍与评述了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国际荷马史诗研究的历史脉络，以求把它作为反思中国学界荷马史诗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参考与观照。另外，笔者虽然立足于对代表性的学者做个案分析，但是竭力避免对这些学者做一种传记型的书写，而是把他们置于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史诗学术的形成和发展中，乃至放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潮和国际史诗学术的背景中，以充分理解和尊重学术的态度为原则，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主轴，同时以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兴起的国际口头诗学理论为参照系，[16]深入剖析这些学者在整个中国史诗学术史中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