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解文学的科举视角

就明代文学研究而言，如果仅以小说、戏曲作为“一代之文学”来衡估此一时期的文学成就，恐怕不会为古人所认可；如果仅以现代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来汰选和论析明代文学作品，恐怕就会有相当部分的文字得不到文学的承认；而如果不深入理解产生明代文学的文化土壤，不深入体会甚至介入明代文学存在的生态环境，我们的认识恐怕就会与明代的文学实际相去甚远。

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引入了科举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把明代会元群体的别集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个案性尝试，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1. 科举作为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长达一千多年的一项国家制度，它对传统中国尤其是帝制晚期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文人心态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明代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在明代科举的环境中生活、写作的，明代文学是明代科举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深刻理解明代文学不能抛开科举这一要素。

2. 科举对明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这已经成为学界普遍的共识，具体落实到这种作用和影响的细部、微观，才是进一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历史学科的科举研究，其关注重点在于“制度”，属于人文学科的文学研究，其关注重点在于“人”。所以，在进行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聚焦于“制度中的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题中之义。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语境下探讨“制度中的人”，其最基本的特性有两个，一是阶层性，二是群体性，前者导致了人与人之不同，后者确认了人与人是否是同类。在科举制度下，阶层性的区分基于科举功名的差异，群体性的确认源于功名内涵与效用的不断生发。因此，科举功名群体是典型的“制度中的人”，对功名群体进行整体关注和个体分析有益于深化和活化科举与文学研究，进而为明代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有学者认为，目前明代文学研究有两个学术增长点，一是“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型，如策论、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研究”。[1] 笔者提出关注“制度中的人”，即是对作家在科举文化生态中的创作进行还原研究。

3. 学界对明代科举群体已经有所研究，涉及的主要科举群体有状元、解元、进士、庶吉士、监生、生员、儒学教官等，但大多数研究属于史学和教育学范畴，所使用的材料也主要是史部文献，从文学角度进行探讨的较少，大量集部文献也没有充分利用。本书注目于明代会元群体，因其具有科举精英、政治精英、学术文化精英、文学精英等多重身份，在科举文化生态中扮演了多重角色，有着广泛而复杂的社会联系。对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而言，会元群体的典型性是明显的。笔者主要关注集部文献，因其最能代表个人创作的丰富性，所谓“四部之书，别集最杂”[2]，别集是个案性研究最鲜活的资料，也是贴近和理解古代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的最佳载体。